“我这辈子所做的事，所追的梦，就是保护古建筑以及历史城镇。它们蕴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记忆活体。修旧如故，以存其真，国人才能记得住历史，留得住乡愁。”在堆满各种书籍的个人工作室里，古建筑保护学者、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教授坐在沙发上，向记者打开了话匣子。

“当下，仍要尽可能地留住一些过去的风貌、样式、遗址，留住我们出发的那个原点，至少为后人保留一些记忆。”这是这位老人至今的心愿和不曾泯灭的斗志。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制图　黄艺

求学年代遇见了好老师　对古建筑种下爱

一介书生，最难改的是一身硬骨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为守护都市文脉，倾力保护古建筑，阮仪三红过脸、发过火、拍过桌子、叫板吵架、因生闷气而吃不下饭、痛心疾首也曾泪目。一切的一切，只因心中那份炽热乡愁以及对这土地爱之深切。

如今，一头银发的阮仪三教授，虽已84岁高龄，仍每天坚持到工作室工作半天。他精神矍铄，说起这些年的保护古城、古镇、历史风貌区，意犹未尽。与这份使命的结缘，要从在同济求学年代遇见的好老师说起。

1956年，阮仪三考入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那时，同济有很多老师从欧美留学回来。大三那一年，他上了外教雷德尔教授主动请缨开设的《欧洲城市建设史》这门课，受益匪浅。“里面就讲到欧洲的城市保护，新城建设运动和老城复兴运动两股流派同时勃兴。雷德尔教授认为，同济也应该开一门这样的课，讲讲中国的城市建设史，同时编一本这样的书，总结经验和教训，并尽可能地把好的建筑保存下来。”

从小的私塾浸润，让阮仪三一直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加上这门课的启蒙，保护古建筑的理念在心中萌发，种下爱。后来，董鉴泓先生主动承担了这个课题，并点名让刚毕业留校的阮仪三当助手。

阮仪三的勤奋和聪明，让很多老师都欣赏有加，甚至都抢着要将他招入麾下。读书年代，阮仪三还有一位恩师——园林大师陈从周先生。阮仪三从大一起就上陈老的课，每年暑假都跟随大师在苏州、扬州等园林集中的地方做调研、搞测绘，也从那时打下扎实的专业基础。“1950年代的时候，陈先生就很感慨，一些古建筑古园林都没能很好的保护，他身体力行呼吁过保护过，但那时的观念下，听他话的人很少。”

彼时，为了编写《中国城市建设史》，董鉴泓先生也已经制定出一个周详的调研计划，要将中国的主要城市用每年的暑假跑一遍，记录下建筑的特色。“那时的暑假，我都是用足的，特别是1961年至1965年，看得最多，也练就了一身的真才实学。”阮仪三回忆，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从学校申请领取的胶卷，冲印时却是一片空白，根本洗印不出来，这让参与的人都大感心痛。

为此，阮仪三专门自费买了进口胶卷带出去。“当时一卷进口胶卷，可是我两个月的工资呢！”阮仪三对此记忆犹新。吃过了大亏，他开始更勤快地回归了笔头。在他和老一辈先生看来，把建筑的样子和细节画下来，特征记下来，还是最可靠的办法。

在这样的过程中，阮仪三感叹着各个时期的建筑遗存，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记忆活体。唯有留住，才是致未来的财富。

“刀下留城”挽狂澜于既倒救文物于危难

在阮仪三的工作室里，有许多锦旗和文墨牌匾，显然，这只是“冰山一角”。上世纪80年代开始，阮仪三先后促成了平遥、周庄、丽江等众多古城古镇的保护，因“刀下救平遥”“以死保周庄”等果敢行为而享有“历史文化名城的卫士”“都市文脉守护者”之誉。

“1960年代，我们走访了许多古城，还是亲眼见证并记住了许多了不起的建筑；再见古建筑大片大片地被拆时，自然感到万分心痛。”在阮仪三看来，除了战争对建筑的破坏，“火烧阿房宫”等是改朝换代封建思想下做出的不科学事情，但岁月的更迭，现代人也没少做混帐事情。

1980年代初期，因对建筑保护的观念比较淡薄，“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要想富，先开路”“汽车一响，黄金万两”等思想的灌输下，“建城”之风四起，庞大的推土机轰轰烈烈，对于古建筑没有基本的怜爱与疼惜。那些简陋的现代化现象，加上一些地方官员只求个人政绩的想法，古城古镇正遭受着肆意地破坏，这让阮仪三心急如焚。

“为什么不能用欧洲的方式来保护我们的老城市？　我们也可以在一块新地方去建设新城，老的留下来不要去动，慢慢规划改造。这些东西如果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全部被毁灭了，我们是无法向后人交代的。”阮仪三说道。

1980年时，阮仪三带学生到山西省做规划设计，平遥正准备在古城中纵横开拓几条大马路，开辟城中心广场，建设新的商业大街。被这个“宏伟”计划吓坏的阮仪三第一时间赶到时，古城西部已经开始动工，100多座明清建筑已被拆毁，城墙也出现了大口子。为了拓宽马路，道路两旁的民居也似是在劫难逃。

他强烈要求平遥县政府马上停止这种破坏性建设，他以免费重做规划为条件，才暂停了施工。但当地官员认为阮仪三这个小小的讲师简直就是在阻碍平遥的发展，对之态度甚是恶劣，但阮仪三不在意。在争取到一个月时间内，阮仪三不仅做出新的城市规划，更是直接跑到北京搬救兵，将保护古城的规划方案和梳理出的古城价值全部直呈。

平遥的建筑很有韵味，城墙是后周时候建的，凸出部分叫马面，马面顶上的部分叫窝铺，城上矮墙叫城堞。一圈城墙，3000个城堞，72个马面，72个窝铺。阮仪三说，中国人做建筑做设计，都是按规矩来的，孔夫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就这样来建造的，这是中国最完整的城墙之一。此外，平遥还有镇国寺、双林寺，以及成片完整的明代民居等。

“因此，要保护平遥，我的办法是，必须找到能保护古城的人。”阮仪三向罗哲文和郑孝燮两位权威专家汇报了平遥的情况和自己的设想。其中，郑老是建设部总工程师，罗老是文化部文物组组长，他们的出面终于“敲山震虎”。之后，一笔8万元修缮古城的经费也落实了。郑孝燮先生当时就称阮仪三平遥历史名城保护规划是“刀下留城”！

实际上，阮仪三的规划，就是“古城不动，新旧分开，合理发展”。说来也简单，但他发现，真要实施，全县上下从县长到技术人员，连基本的“单行道”都没有一人懂。为此，他自己办了个培训班，学费一分钱不收。最终，平遥古城被完整保存下来，成了世界文化遗产，现在，每年有几十万人去那里旅游。阮仪三可谓把平遥带向世界的大功臣。从此，这段“刀下留城救平遥”的经典故事，也开启了阮仪三“古城卫士”的生涯。

只有打开视界　保护的思维才能真正树立

改革开放的春风进一步助推革故鼎新。新的观念、新的研究方法、新的保护技术和手段，以及“世界文化遗产”的概念，都让中国进一步打开视界。“事实证明，提高人的意识是关键，只有打开视界，以开放心态学习先进和现代文明，思想认识达到一定高度时，保护的思维才能真正树立和转变。”阮仪三如是坚持。

他认为，保护古城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把原住民留着，把那里传统的生活方式留下来。这正应了那一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阮仪三的“江南六镇”之所以能够保护下来，与其自筹资金，把当地的头头脑脑带到欧洲转了一圈不无关联。虽然，他付出了许多金钱上的代价，但他庆幸，这些人的脑筋终于变通开窍了。他们自己也感到庆幸了，差一点就要糊涂到把自家的宝贝亲手毁掉，这悬崖勒马来得太及时。回来之后，大家的口号悄然变成了“保护古镇，建设新区”。

乍一看，“江南六镇”都是小桥流水人家，但阮仪三说，那是你没认真看，此小桥非那小桥，此流水也非那流水。比如，乌镇都是水阁房，就像唐诗里讲的，“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周庄则多是水巷，叫水弄堂，“家家踏级齐入水，户户门前泊舟航”；西塘又不一样了，“满镇萦廊骑满墙”，整个镇子全部是用廊子连起来的……

而今，那些古镇那时的镇长虽早已退位，但阮仪三的帮助也让他们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这样的恩情，自不敢忘，每年，这些人总还是坚持上门为阮老拜年。

阮仪三最是欣慰的是，这些比较出名的保护实践，最积极的作用在于国家后来出台了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政策法律规定，这就为更多的城市遗存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和科学观念。

此后，由于同济人多年来在城市遗产保护上的重要作用，在建设部规划司和国家文物局的建议下，同济大学设立“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先后完成了50余个著名城市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像河北山海关城和湖南风凰城，都是由于中心的规划和协力保护而成为我国第100名和101名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至于自己生活、工作的上海，城市里也留有丰富和珍贵的历史遗产。1990年代起，阮仪三陆续做过外滩、南京路及老城隍庙地段等保护和规划。前两个按照阮老的方案执行了，城隍庙的则没有。如今，每每漫步于外滩，总让阮仪三心生赞叹：那是一种新与旧交相辉映的美。

“一边是上海总会、汇丰银行、上海海关、友邦公司、和平饭店（沙逊大厦）……这些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外滩，一边则是黄浦江对岸新式建筑的崛起。”阮仪三说，外滩是上海也是我国近代外来建筑形式最集中的地方，因此，外滩规划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留存完整的历史风貌。

“我们把这25幢大厦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是不能随意变动的建筑。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些建筑，上海的专家还给每个房子认真做了鉴定，并给每个房子设计了修整方案，如今看来，上海的外滩是全国保护得最好的历史文化建筑之一。”阮仪三说，当时，有很多房地产商想要进来建高楼，我们坚持，外滩的历史建筑群不能插入新建筑，上海外滩的空间轮廓线不能被破坏。“他们请我给房地产商做建筑讲座，说完人家问‘那你的意思就是叫我们不要来？’，我说‘老外滩不欢迎你们来’。”

请大家一起来保护城市遗产　振兴中华文化

城市遗产是具有独特风貌特征的城市肌理和空间。对上海提篮桥犹太人保护区，阮仪三也有着不一般的情感，他甚至认为，这应该是所有上海人的骄傲。

2002年的时候，这个地块上的建筑考虑成片拆迁，听闻后，经过细致调研，阮仪三当即给市领导写了一封信，详细说明了建立上海犹太人保护区的重要性。“我在2002年11月写信，很快，到2003年1月1日，上海提篮桥犹太人保护区被列为上海历史风貌保护区。”这是上海市第12块历史风貌保护区，也是面积最小的一块，就是这么被保了下来。

在二战的漫天烽火中，一波又一波的排犹浪潮中，犹太民族仿佛惊弓之鸟，四处寻找能提供他们暂避风雨的港湾。唯有在遥远的东方，有一座叫上海的城市向他们张开了自己的臂膀，接纳了数万犹太难民，其中的绝大部分后来在一个叫提篮桥的地方度过了一段充满艰辛而又不乏温情的岁月。那里，犹如漫漫长夜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他们的心灵。

“来上海避难的3万多犹太难民中，没有一人是非自然死亡。从历史上看，当时的上海是除以色列本土外犹太人最大的聚居地。”阮仪三说道。

后来，以色列驻沪总领事Lan Maor对阮仪三说：“我们所有的犹太人纪念地，都是反映犹太人遭受的压迫、杀戮和悲惨命运，而唯独这里，反映的是和平与友谊。”这一句话温暖阮仪三的心田许久。再后来，阮仪三当顾问的一本书《提篮桥的过去与现在》要出版了，他请这位总领事写序。在总领事的建议下，书名改为了更点睛的《提篮桥——犹太人的诺亚方舟》。

而今，犹太人的后裔时常会来此边寻访边回忆，一路指点着老房子，回望当年的点点滴滴，这也使人们更清楚地意识到保护城市遗产的重要意义。“我们作为中国人应该感到很自豪。如果大家有机会去以色列游览，你不妨亮出身份说我是中国人，我是上海人，他们肯定对你非常友好。”阮仪三笑言。

“所以，乡愁乡愁，没有‘乡’哪来的‘愁’。要留住乡愁，留住这些历史建筑物，不光是留住高楼大厦，留住那些皇宫别墅，而是要留住我们自己真正的房屋和记忆，让历史可以读取。”在阮仪三看来，建筑物就是历史的重要记忆，而这些历史的记忆又跟生活密切相关。正是它留存了这些历史的记忆，才使我们有了乡愁，保住了文化。

无论当下还是未来，保护古城古镇古建筑方面，还应有一些基本的遵循。阮仪三说，要多懂一点历史，少造一点假古董。不提倡“返老还童”而是要延年益寿，不能违背“原真性”的原则。同时，历史文化遗存是连同其环境一同存在的，保护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建筑与建筑、建筑与环境、建筑与人、建筑与历史，都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保护一栋房子，还要保护其周围的整体环境，这样才能体现出历史的风貌。

“我这一生保了很多古城，有的是成了，有的是败了。”阮仪三这样感叹。著名作家冯骥才评价说：“那么多历史遗存今日犹在，是他直接奋斗的结果；那么多历史遗存不幸消匿，也曾留下他竭力相争的痕迹。”

“保护我们共同的城市文化遗产，就是维护我们的中华文化。请大家一起来保护城市遗产，振兴中华文化。我们的责任不轻。”阮仪三说，在欧美各国，城市遗产保护是政府主管的事，同时也是全民的事业，民众的力量占了很大的份额，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能焕发自觉，尽可能地留住一些过去的风貌、样式、遗址，留住我们城市文化的根，它们的存在就是在新时代创造新建设的拥有传统文化的温床和土壤，要保护，还要传承，为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文化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