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1岁的少年吕嘉离开家乡上海，随父母去了北京。走的时候，他大概隐约记住了老乡张爱玲的一句话：出名要趁早。

德智体美劳全面优秀的吕嘉，在音乐方面有天赋。他后来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成了指挥大师郑小瑛的唯一本科生。郑小瑛对他著名的点评是：“你小子不要那么狂！”

吕嘉真有“狂”的资本。他在中央音乐学院跳级读研究生，25岁又去德国柏林留学，26岁就开始成名。

还记得张爱玲名言的他，成名早得让人瞠目结舌。26岁时，机缘巧合参加安东尼奥·普兰佩得罗第国际指挥大奖赛还拿到第一名和评委会特别大奖的吕嘉，受邀出任意大利特里埃斯特市国家歌剧院音乐总监，成为历史上意大利歌剧院音乐总监中的第一位东方人，同时也是最年轻的一位，由此开始了辉煌的职业指挥家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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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挥这一行，歌剧指挥差不多是最顶尖的存在，因为歌剧是一门综合的艺术，在音乐、戏剧、美术等方面，都对指挥家的专业素养有极高的要求。所以，即使今天已经功成名就，吕嘉讲起年轻时候的这些故事，仍然谦虚谨慎：“26岁成名是早了，但26岁对指挥来说，懂什么？真的就是个小baby！”他并不是假谦虚。相比同龄人，他不但幸运，更有天赋，他能够一目十行——不是虚指十行，是真的十行，十种乐器的声音可以在他脑海中同时响起；他还勤奋，在海外那么多年，他的指挥量多达2000场，疯狂积累着自己的艺术素养。

国家大剧院建成后，吕嘉受邀回国，担任国家大剧院艺术总监，为国家大剧院创排了多部经典歌剧；同时他还担任了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音乐总监，让这支2010年3月才创立的乐团，声名鹊起，在古典乐迷中也有了“蛋交”的昵称。

如今57岁的吕嘉，正值指挥大师的黄金年龄。对于吕嘉的艺术造诣，业内已有公认，而他仍潜心艺术，带领年轻的管弦乐团“闭关修炼”，很少涉足商演。他总觉得，虽说“出名要趁早”，而且年轻的乐手们又都是在当下高质量教育体系里培育出来的，但要真正理解艺术、让音乐能带给观众共鸣，还需要大量的演练和实践。

生活周刊记者 陈宏

经历

重新演绎出名要趁早

生活周刊：您出生在音乐世家，10岁才开始学音乐，却被父亲发现了音乐天赋。当时是怎样的情况？

吕嘉：看戏或者看电影时，我能说出随意一个音的音高，被父亲发现了。父亲在钢琴上弹一个音，让我唱出来那个音高，我没受任何训练，同时弹三个音，靠耳朵分辨，最后三个音全听出来。父亲说，这个耳朵不学音乐不行，一定要比他强。所以我就开始学。学音乐挺苦的，没有童年，小朋友玩踢球，你得先做作业，做完作业，每天要练习3到4个小时。最后用了3年，我练出来了绝对音高。

生活周刊：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您也在是否学音乐上纠结过吗？听说当时您数理化成绩很好，体育也很好，最终却选择了音乐？

吕嘉：我父母让我自己选择，当然他们还是想让我走音乐的路。我一想，还是学音乐吧。

生活周刊：后来去中央音乐学院学指挥，郑小瑛教授对您的评价是怎样的？

吕嘉：聪明，有才，但就是贪玩。

生活周刊：但后来去德国柏林留学，您好像不是这样的。

吕嘉：我那时候24岁，收到德国柏林艺术大学的考试邀请——是去考试，不是拿到了入学通知书。我决定去，就带了300美金、一箱子谱子、一箱子衣服，坐了七天七夜的火车，也不知道前途如何。考试的时候，钢琴、指挥、乐理等四位教授考我一个人。比较难的是，当时钢琴根本没有时间练，指挥的时候也没有谱子，还好我可以背谱指挥。后来一位教授直接来跟我说，祝贺我被破格录取了，因为我很有音乐天分。

生活周刊：看过报道，说当时在德国的生活很辛苦，您甚至还在地铁车站睡过几夜，而且需要打工赚学费。

吕嘉：是的，和很多留学生一样打工。不过结束打工后我都会学习到深夜，那个时候就知道自己来德国，不是来打工的。一有空，我就去看西柏林爱乐乐团和德意志歌剧院的排练，这是最好的学习。

生活周刊：您学的是德奥体系，成名是在意大利，那段经历现在回顾是什么感受？

吕嘉：去意大利是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到德国9个月后，看到一张过期的旧报纸，上面有意大利即将举办安东尼奥·普兰佩得罗第国际指挥大奖赛的消息，但这个时候离比赛开始已经只剩下4个月了，报名已经截止。我给主办方寄去了履历，想试试看，结果他们答复我，说正式选手之外有候选名额，如果有人退赛我可以进去。后来我很幸运，参加了比赛并拿到了第一名和评委会特别奖。这次获奖也让我在意大利有了知名度，后来担任了意大利的歌剧院的总监。

如果没有凑巧看到那张登有指挥大赛消息的过期报纸，如果比赛当天同为候补的其他11名选手中任何一人没有缺席，如果我乘坐的那列火车没有晚点半个小时，今天的我可能就会是另一番光景。

生活周刊：意大利是歌剧的故乡，很多意大利人却高度评价你，比意大利人还了解歌剧。意大利总统纳波利塔诺甚至还授予您“总统杯”，以表彰您为欧洲音乐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是不是挺自豪的？

吕嘉：我是上海人。我们上海的作家张爱玲就说，出名要趁早。我26岁就担任了意大利歌剧院的音乐总监，但现在我重新演绎一遍这句话：年轻优势是什么优势？世界上再有才华的指挥，26岁就是个小屁孩儿，是个小baby，真正的指挥是要你从艺术上、人生上、阅历上，将你所有的工作经验、生活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你才能厚积薄发。所以我们一般都会说，指挥最好的年龄是50—70岁。

当然，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以我自己的个人经历举例啊，我们说的“三高”（世界三大男高音），帕瓦罗蒂、多明戈、卡雷拉斯都还属于中青代，那个时候还有老一代的艺术家，可能名气上不如他们，但在艺术程度上来说，很多人都比他们好。我在意大利，天天跟这些人在一起，你说我学的是什么东西？当然是最好的东西。我也有意识地多指挥，在意大利，我每年指挥上百场的音乐会，实践多了，眼界就会更开阔，理解也会深一层。艺术水准的提高需要悟性，不断地由数量的累积到质量的提升，才能永远地往上走。

艺术

布鲁克纳的音乐直击灵魂

生活周刊：除了众人皆知您擅长的意大利歌剧，布鲁克纳的作品似乎是您近年的保留曲目，能否为我们介绍下这位作曲家在您心中的地位？

吕嘉：布鲁克纳在我心里跟“神”一样。他是德奥作曲家里最伟大的三位之一，巴赫、贝多芬、布鲁克纳，在我心里没人能跟他们比拟。

生活周刊：一般说到贝多芬、莫扎特，人们相对比较容易接受和接触，但好多人一听布鲁克纳，普遍觉得他太难接近了，中国的乐团演出布鲁克纳曲目也特别少，您能跟我们探讨下原因吗？

吕嘉：我想有好几个原因，一是从乐队的编制上来看，莫扎特曲目是古典音乐的编制，贝多芬曲目最大也是六七十人，布鲁克纳曲目有时候编制很大，有时候要加瓦格纳号，这是从编制上讲。另外从传承和风格来说，布鲁克纳和贝多芬他们不一样。虽然他们都是德奥的经典之经典，但从个人经历上，包括从个人的奇闻异事上来说，他几乎没有什么奇闻异事。莫扎特、贝多芬有很多故事，因为他们之间有一个法国大革命，他们都参与其中，他们的人生经历，对人的了解，都与法国大革命有关。布鲁克纳不一样，他是一个纯朴的奥地利农民，正是因为纯朴、执着、简单，成就了他成为古典音乐中对我而言最高的一座丰碑。

有些人很场面，能说会道，但布鲁克纳这个人，他很真心。“诚惶诚恐”很贴切地可以形容他。一般来说，他的心肯定是很真诚的，不会做虚假的事。因为布鲁克纳有个很伟大的地方，对任何人，任何艺术，对自己尊重的东西有一种敬畏之心。比如对瓦格纳，崇拜到就像是他的一个小仆人。他从来没有自大自傲的心，但其实他的心很伟大。他都不知道他的伟大，这就是农民最朴实最好的地方，他用简单概括所有的复杂。

生活周刊：如果用三个词形容布鲁克纳？

吕嘉：灵魂归宿。布鲁克纳的音乐到最后都是灵魂的洗涤与归宿。你听了他的音乐，就好像洗了个“灵魂澡”一样，真的非常了不起。第二个词是大音希声。布鲁克纳就是自然、简单，而能做到自然和简单是非常了不起的。最后一个词是永恒经典，这一点毋庸置疑。

生活周刊：这次在上海，为什么在布鲁克纳的众多作品中选择《第六交响曲》？

吕嘉：《第六交响曲》是布鲁克纳中晚期的一部作品，也是布鲁克纳最复杂的一首交响曲。这首作品中的变化很多，每一个乐章都非常完美。从创作技法来说，第一、第二乐章都写得非常好，每个部分都很精彩又不失精练，编制也不大。另外，时长方面也是我们选择这部作品的原因之一。《第六交响曲》大概只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长，刚好适合我们的音乐会，不然如果演别的作品，可能时间方面就不好控制了。

另外比较特殊的一点是，因为布鲁克纳是个很老实的人，所以他可以接受别人修改他的作品。这些改动有些是精炼了作品，有些却改变了他创作的精华。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大多都是根据指挥的好恶而修改的版本。这次演《第六交响曲》，也是他少数没有被一直改来改去的版本，算有幸吧，因为在他生前，这首没被演过。总体来说第六交响曲这个作品每个部分都很精彩又不失精练，编制也不大。总而言之，《第六交响曲》可以说是布鲁克纳最高水准的作品之一，我们希望可以借此机会把这样一首非常美好的、高级的音乐作品带给观众，让大家更全面地了解这部作品。

生活周刊：他的作品总是被人修改，他好像也没什么意见？

吕嘉：布鲁克纳不受维也纳人待见，直到他人生的最后几年，算是功成名就了，最后连一向猛烈攻击他的汉斯立克都挑不出毛病，只能说他写得太长了。

我很佩服他的执着，因为艺术家需要执着，其实一开始不需要聪明，反而容易被聪明误。你达到一定高度，获得了一定积累，不轮是学术、生活，还是知识、思想，到了集大成者之后，你的聪明会帮你无数的忙。但在那之前，聪明会害了你，因为聪明的人随时在变通，随时在找机会，就不会坚持。坚持真的太重要了，比如孟京辉，坚持到现在，就是成功。

有时候，你一定要付出到仿佛上帝觉得足够了。虽然我觉得艺术永远没有足够的时候。我现在看我去年指挥的东西都会觉得很不满意，因为艺术上是需要永远保持进步的。艺术追求永远没有尽头，只有积累到一定时候才能获得自我提高，从而给观众和乐队队员带来一种美好的享受。

回国

只要路对，蛋交发展快慢不是问题

生活周刊：您在欧洲已经功成名就，为什么会选择回国带一支年轻乐团？而且在国家大剧院，您已经执棒了《图兰朵》《罗恩格林》《托斯卡》《漂泊的荷兰人》《奥赛罗》等大部头歌剧，工作量应该很大。

吕嘉：如果不回中国，我大概能看到自己未来二三十年的生活，在一家历史悠久的歌剧院担任艺术总监，演出结束了跟朋友聚会，闲时旅行。欧洲生活很舒服，就是吃吃饭喝喝酒，出去旅行。在山上、在大海边，跟朋友聚会，一辈子也就过去了。而回国之后我的工作就是高强度。

比起国外任何一家乐团，这里（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可以说什么都没有。无论是比乐器、比演奏经验还是比演出曲目量，这支年轻乐团都无法与世界上任何一支乐团相提并论。但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就是有年轻，有激情和能量。我知道，接受邀请回来就是一条不能回头的路，但我还是希望把自己的经验、想法和音乐理念，以及欧洲乐团的制度与规范，能够传给这些最年轻的音乐家，让他们了解音乐、了解世界，这就是原因，这让我觉得活得有价值。

音乐是有价值的，艺术家也是责任重大的。哲学、文学都有意识形态的冲突，但音乐就是人内心最真诚的、最本真的喜怒哀乐。它的想象力是无限的，它能够影响人的一生，所以我觉得这是音乐家的责任，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用音乐讲故事的人。

生活周刊：在国家大剧院这次国大管弦乐团的巡演，观众期待值很高，您觉得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想听？是因为很少见到你们来演出吗？

吕嘉：我们很少巡演。我们几乎没有做过什么商演，在全国的舞台上几乎看不着我们，没有时间做商演，因为我们一直在做音乐会和歌剧，没有时间出来。这次因为疫情的原因，把我们的计划日程全打乱了，现在乱中出新，出了一个巡演。

生活周刊：国大管弦乐团已经成立近11年了，您觉得现在的国大和11年前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吕嘉：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声音就是一个年轻的德国乐团的声音。和过去相比，我们的管乐能力有极大的提高，弦乐也有非常好的平衡。最关键的是，我们对于音乐句子和音色的处理，在亚洲是很少见的。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布鲁克纳《第六交响曲》作为这次演出的重要作品？因为它的难度很大。不是演奏技术难，而是在音乐表现上如何通过音乐、和声、句子和音色来体现这位作曲家的特色难。

生活周刊：您希望国大管弦乐团也成名要趁早吗？对乐团未来的演出，作为总监您是如何规划？未来有怎样的曲目拓展计划？

吕嘉：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乐团，它今年才十多岁。我们的小伙子、小姑娘也都特别年轻，现在平均年龄二三十岁。如果再过五年、十年，等到了平均年龄四十多岁的时候，对于一个交响乐团来说就是最好的年龄。

曲目方面，我们当然要演奏各种各样的东西，不光是意大利歌剧、德国歌剧，法国的印象派作品也是我非常拿手的。而除了德奥作品之外，我们将来也会演绎德彪西。不过有一点很关键，我们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尝试，但一定要在保证音乐传统的特点和尊重原作的基础上作出改革。我们是一个有传承，又有创新的乐团，未来无论从曲目还是观众来说，任何可能性都存在，但基本的艺术理念和艺术标准不会变。

你看我们合作的指挥家、独唱家、独奏家，都是世界最顶级的，就是为了我们年轻的演奏员们，见识就是不一样的——在年轻时候见识就是那样的话，就不得了了。我们几个艺术家在一起把着，就是希望他们尽可能地少走弯路。

只要路对，快慢其实不是问题。

交融

红色歌曲完全可以做成经典

生活周刊：您希望把乐团带到一个怎样的高度呢？

吕嘉：高度是永无止境的。哪怕是柏林爱乐这样的，我觉得从个人技术上来讲，柏林爱乐比以前，个人更好的，更多了，但是作为乐团整体的话，有人还说还不如以前，不如30年前呢，所以这个是没有止境的。正是因为永无止境，所以我们需要一辈子都去努力，不努力只能退步。我们的定位，一个是歌剧，一个是交响乐方面按照德奥方向去走，所以我都是从作品、从演奏风格、从音色、从句子的细节这些去给乐团提要求的。虽然乐团很年轻，但是十几年来我们一直按照这个标准去要求，所以现在已经慢慢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年轻乐团。

生活周刊：除了国家大剧院，您在意大利还有指挥任务。我们知道您在疫情之前还在意大利指挥歌剧《丑角》，几乎是疫情前意大利最后上演的歌剧，能否给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状况？

吕嘉：我觉得我是不幸中的万幸，能够在欧洲全面封锁之前演到最后。我记得是3月5日，我们在意大利的卡利亚里歌剧院，正好演到第五场，就接到意大利全面叫停的通知。那会儿其实别的歌剧院都已经不演了，只有我们还在演，并且当时九场演出、两场彩排、两场学生场的票都已经全部卖光了。这个歌剧院有一千五百个座位，十三场演出下来几乎是两万观演人次，而他们城市的总人口才十六万人，相当于八分之一的观众都来看了，所以中途停下其实非常可惜。现在中国的演出市场已经基本恢复了，我那些欧洲的朋友都还处于封闭状态，所以特别羡慕我们。

生活周刊：疫情以来，能否谈一下您对演出和生活有什么新的感受？

吕嘉：疫情以来，我感觉自己其实更累了。我们在疫情后做了很多不同形式的演出，而在国内恢复得好一些了以后，也开始集中进行线下演出。这两种形式在我看来相辅相成。线上的受众群体更加广泛，你做的事情也会有很大的传播与影响，这是目前电视媒体无法与之比拟的。但线下又可以获得在线上无法体会到的东西，比如现场聆听的立体声、乐队和音乐家带来的感染力，等等。所以线下的仪式感和崇高感是非常重要的，它更能让人直接地感受到音乐的美。

生活周刊：今年是建党百年。我们也知道，国家管弦乐团特别策划了多场以当代中国作品为主题的音乐会，有“山河的诗篇”“英雄的诗篇”等等，比如其中于京君最新改编的《烽烟滚滚唱英雄》也将首演？

吕嘉：我们把电影《上甘岭》里的《我的祖国》，和《英雄儿女》里的《英雄赞歌》，两首曲子我们改编成了一首交响诗。我和于京君老师至今没有谋过面，但是深交已久，就跟我和布鲁克纳一样，哈哈。我对他的作曲方法非常欣赏。做一些大的作品，需要创新和尝试吧。7月份应该会首演。

生活周刊：您研究西方古典乐的，中国的这些红色经典曲目，策划起来您觉得如何？我们知道，您也曾指挥过歌剧电影《冰山上的来客》。

吕嘉：我们在上海演的《纳布科》序曲，其实就是威尔第创作的红色经典。革命歌曲可以做出经典，革命歌曲也一定要做出经典，要不然就会变成很空泛的东西了。威尔第那时候意大利要独立，所以威尔第的所有歌剧，都是被意大利作为一个独立的标杆的，所以他的《纳布科》其实写的就是争取意大利独立、民族解放，都是革命歌曲。贝多芬也是如此，他的《第五交响曲》的第四乐章，就是法国大革命的革命歌曲。

革命歌曲做成经典，多牛！流芳百世！红色经典，完全可以策划出好的水平。

中国戏剧大家系列访谈之二十三

吕嘉，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音乐总监，同时兼任澳门乐团音乐总监，曾任意大利维罗那歌剧院音乐总监及西班牙桑塔·克鲁兹·特内里费交响乐团艺术总监。

吕嘉曾先后在欧美指挥歌剧及音乐会近两千场，合作过的世界知名歌剧院及交响乐团包括斯卡拉歌剧院、柏林德意志歌剧院、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管弦乐团、芝加哥交响乐团、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慕尼黑爱乐乐团、班贝格交响乐团、罗马圣塞西莉亚交响乐团、伯明翰城市交响乐团、利物浦皇家爱乐乐团、里昂国立管弦乐团等。

歌剧在吕嘉的指挥生涯中占据着特殊位置，他曾指挥歌剧剧目五十余部。作为第一位在意大利国家歌剧院担任总监的亚裔指挥家，他被意大利的音乐评论誉为“比意大利人更懂得意大利歌剧的指挥家”。1989年获安东尼奥·普兰佩得罗第国际指挥大赛第一名。1998年他指挥的歌剧《茶花女》被马切拉塔歌剧节评为最佳诠释。2007年意大利总统纳波利塔诺为他颁发“总统杯”；同年，他在罗西尼歌剧节里指挥的《鹊贼》被评为当年“最佳歌剧”。

本系列访谈由中国戏剧家协会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