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拂面的三月，第五期“平行语宙”再度举行，为广大热爱文化创意的青年带来一场如春日般温暖、滋养的分享会。 

朱敬一、令狐磊、贺晓曦和金钟书，这四位演讲嘉宾所从事的领域，横跨艺术、媒体、节目制作和书店经营。如果说，他们的身上有什么共同之处，那也许是他们所从事的行业，都属于创意文化产业，也都或多或少曾被归类于“传统”。巧合的是，他们又都游离了“传统”，甚至某种程度上，可算是“传统转型”“产业升级”的实践者。 

但是，在整个分享中，我们并没有很明确地听到这两个词汇，对于设计、创意和经营，他们有自己的配方。特立独行的性格，坚持做自己的执着，再加一点点好奇心和坚持产品化生产的经营理念，最终产生的化学效应，在预期之中，也在意料之外。 

做创意，先从做自己开始

朱敬一的艺术生涯并不顺利。他回忆自己还在念大学的时候，因为各项专业成绩并不理想，因此而生出强烈的自卑，他几乎不怎么说话，性格也变得内向，看见陌生人，就开始脸红。导师对传统书画风格研究颇深，一共带出了七个学生，其余六位都很像他，传统书画技法掌握得娴熟，唯有朱敬一是“异类”：“因为整体来说，我和别人不一样，遭到了很多排斥和不理解。”有人更是觉得他根本不适合做艺术，劝他改行。朱敬一也曾因此深受打击，此后的十年，他再没有动过毛笔和宣纸。

如果，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后来的“南门书法”和“立体水墨”，也就彻底不存在了。朱敬一用十年的时间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找到“什么是自我”。1998年，互联网刚刚开始在国内盛行，他便通过这个途径，学习不同的艺术创作方式。从传统的皮影剪纸到现代的喷罐画，再到印度传统画中艺术化的线条处理，朱敬一将这种创意方法总结为“吸星大法”，意思是博采众长、自我学习，不断叠加、更新系统。而他的创意方法论里，还有另外三条准则：保持好奇心、避开“红海”、杂食和跨界。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更能知道，什么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我仔细看了一下之前的素描作品，有好的东西，我对明暗不是太敏感，是不是可以往线条方面发展一下？我的书法有点像人在跳舞，有绘画感，是不是可以用绘画的方式，充分演绎一下？”

阔别国画近十年时间，朱敬一终于重新拿起毛笔和宣纸，2010年，创作了《立体的墨》系列。

2010年，金钟书还在国外。留学所在的学校旁边，原本开着一家书店，后来也倒闭了。国内的情况也差不多，随着多家书店接连停业，图书行业的式微之势，已隐隐显露端倪。金钟书的父亲金浩，年轻的时候考上了师范大学，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名大学老师。可是，这样的生活并不能实践所有的追求，他始终有一个理想，觉得在这个世界，自己生活的地方，应当有一家很美的书店。于是，为了这个目标，他毅然决然“下海”，开了一家小书店，叫“钟书书店”。

金钟书和父亲的心性似乎不太相同，用她的话来说，从小偏科，对思维和脑力刺激更多的工科和理科更热爱。她在互联网行业扎根，除了教科书和脑筋急转弯之外，看过的书不超过十本。

2015年，回国之后，她问自己的父亲，为什么要开一家投入非常大，却又很难盈利的书店？没有人支持，怎么活？这毕竟是商业。可是，钟书书店还是活了，并重生为“钟书阁”，陆续开出了十家连锁店，也就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最美书店”，金钟书这时回想起父亲当时的答案：“他说，就是想开一家自己心目当中最美的书店，有一点读书人的倔强和任性在里头。”

从自己望向世界，需要什么样的角度？ 

2015年的令狐磊在做什么？ 

根据他自己所列出的那张详实的“奇想年表”，衡山·和集就开始于那一年，而他以创意总监的身份，全程参与了衡山·和集的创办：“我们当时做了很多摸索，也发现了很多结合上海文化以及创新的事情。视野在不停地奔跑。” 

视野停留之处的衡山·和集，其中内含了几个板块：文化、风尚、生活方式。令狐磊曾说，有两个板块是做实验的部分，把都市的生活方式，放到现场去做。把文化理想的东西，也放到现场，做了“会客厅”的计划，让更多人参与其中。 

在演讲现场，令狐磊的这张“奇想之年”的列表里，几乎每个年份背后，都有历史和好奇的对应，因为创意想法，乃至生命的转折，有时，都会在一瞬间之内，风云际变：历史发生了事件，好奇发现了东西。 

比如，1997年，在历史的年表中，它代表着他的高考和香港回归，而在令狐磊的另一份人生年表中，却有着另一层含义。那一年，他开始做自己个人的媒体，从探索自我开始，也可以探索出一些别的东西：“从2013年起，一直到2017年，我没有找到一个重点。世界不断翻滚的时候，有些东西我们需要回望，时间加速，我们就会发现，经历的事情、每个时间都在不停往前跑，今天经历的对个人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是个人发现的意识。” 

2017年，对于朱敬一来说，是从另一个角度发现世界的一年。他以行为艺术的方式，拍摄了一个广告作品。在作品里，朱敬一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乞丐，坐在上海的街头，手持二维码，只要路人愿意扫描，就能领到一份来自于他的红包。 

这是一场关于“信任”与“善意”的实验，不过，在路边蹲坐了几个小时之后，朱敬一发现了一件比实验结果更值得思索的事情：“这对于我来说，是很好的尝试。我在上海这个城市，已经生活了十二年，从来没有站在这个角落来观看这座城市。所有人都不正眼看你，但你站在那个角度，想看谁就看谁，很舒服。有的时候，好的创意，就是一个很好的角度。” 

举重若轻，文化如何变身可经营的产品？

在朱敬一为看世界的新角度而惊奇的时候，一档名为《吐槽大会》的网络综艺节目已经结束了第一季，两个月后，第二季的播放如期开始了。对于贺晓曦以及他所在的公司“笑果文化”来说，制作一档适合年轻人的脱口秀综艺节目，实际上是一件“非常重工业、重手艺”的工作，有些看似很“轻”的东西，一定要非常“重”地去做，才能够提升难度。 

贺晓曦将自己这些年来打造创意文化产品的经验，概括成四个关键词：技术、基因、文化、生态。如果有人问他，他和团队为什么会选择做脱口秀综艺，那么这就是“基因”层面的问题。入行的时候是体育编辑，做了五六年后，又转去做娱乐节目，积累了对这项“产品”更深的认知。在累积了很多脱口秀表演者资源后，他也发现，中国不乏好的脱口秀表演者，很多喜剧的团队也有扎实的线下表演经验，但是，他们很难将这种经验转化为线上的“爆款”，这是因为缺乏了喜剧内容产品化的步骤。 

喜剧如何产品化？不仅要有经验，也要有技术。贺晓曦介绍说，每一次脱口秀大概要经过42个工种，这还是大致的划分，每一个技术动作还存在很多细节之处。比如，拟定、筛选主咖这一过程，需要经过三四十次的沟通，节目效果的浓度，也有详细的技术统计：“平均我们的节目每集是一百分钟，现场片比大概是1.5左右，我们一般会维持在十五秒一个笑点。在这背后，实际上是30个编剧，累计超过四千五百个小时的打造。”举重若轻，创意文化产品化，是一个相互转化的过程。 

如何让观众为文化产品买单？则要从文化本身入手，完成产业链，创造出一个适合这项产品发展的文化生态：“我们出发的时候，其实还是想做成一个生态。生态的概念是什么？我们想象成是一棵树上的果子，但是实际上，底层有非常庞大的根和叶的支撑。我们不仅仅要做树上的果子和花朵，实际上更主要的是，要让底层更有力量，这个品牌叫‘噗嗤’。现在，全国已经有超过十家‘噗嗤’俱乐部，正是线下表演给了这些演员更多的灵感和支持。有超过四万个人学习脱口秀，有六百人登上脱口秀舞台，只有扎根越深，未来增长，才会越来越厉害。” 

而同样在创意文化道路上前行的钟书阁，也有相类似的思路。从“技术”的层面来说，相较于传统的书店，钟书阁做出了两方面的改变，其一是设计，其二是选书。作为一家书店，却获得了很多设计类的大奖，钟书阁可算是突破了图书行业的“红海”，另辟蹊径，选择从环境入手，并且每一家钟书阁，都结合了店址所在地的文化元素。某种程度上，让书的魅力，从精神层面，落实到人的五感。“苏州店，采用的是彩虹长廊的风格。闵行店，是一个陀螺造型。成都店的造型包括砖墙弄堂的文化概念。上海静安寺店，是都市文化风格的。这家店开在市中心，都市造型就是斑马线，还有很多公园长廊的造型。”金钟书介绍说。 

当人们被环境吸引而来的时候，就到了技术层面的第二个步骤：选书。全国大概有六百家出版社，每年会出版五十万个品种的新书，最终只有3%能留在书店的书架上。而在钟书阁，这个筛选工作，大部分还是人力完成：“我们有一个专业的图书买手团队，书好不好，首要的是出版社的质量。同时，我们会挑选倾向于深度阅读和横向阅读的书，还有一些是社会价值比较高的书。” 

金钟书坦言，最初从未想过做品牌，也没有想过运营网红店，直到现在，市场部也不算健全。但是，能够吸引人的产品，某种程度上，就已经能算是好产品。正如令狐磊在分享中所说：“如果，在世界眼中发现我的存在，这就是拥有好奇心和创造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