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珍惜每一次的拍摄机会，每一个拍摄的对象都是我所喜爱的，我只是力图将先人留下的美通过我的相机展现出来，将其中的文化和艺术价值充分地展现给大众。

初到敦煌时，孙志军还只是个懵懂的18岁高中毕业生，因为摄影，他在这片热土上深深扎了根。从文物摄影到记录历史地理环境演变，这一拍就是34年。他说:“一切都是莫高窟成就了我，并不是我给莫高窟拍了多少好照片。能让我养家糊口，又能让我心有所属，这样的地方让我怎能不喜欢？”

在一年内将492个洞窟完整看了三遍

1984年，因为从小对历史感兴趣而考入敦煌文物研究院的孙志军，最初并不知道自己即将打开摄影的新世界。当时的他几乎对摄影一无所知，然而上班的第一天，孙志军就被安排到资料室跟着吴健老师学摄影。虽然是从零开始，但孙志军一直学得很认真，工作五年后，他还申请前往武汉大学新闻系摄影专业进一步深造。

从敦煌到武汉念书，当时光在火车上就要辗转56个小时。每个月还得省吃俭用，靠147元的工资来维系一切生活以及摄影上的开支。大学期间，孙志军没舍得买过一卷品牌胶卷，而是跑到电影制片厂购买9块钱一盘的电影胶片，再自行“改造”成相机用胶卷来练习摄影。

他说，在那个时代，大家都过得不容易，但大学时光让他受益良多。孙志军不仅有幸成了易中天的学生，听他讲了一个学期的“中西美学比较”，还接受了多位老师有关中国历史文化和艺术的系统教育。他说，这些都对自己日后的摄影创作有着非常大的影响，“让我的眼界变宽，看得更远了”。

有人说，做一名文物摄影师是件很幸福的事，因为他们是历史的揭秘者。“我觉得这个定义有的时候是恰当的。因为我们能近距离地去观察这些文物，我非常享受这样的过程。”现在，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这样的机会对于孙志军来说变少了许多，这令他很是怀念以前能专心拍摄文物的经历，“至今我都非常珍惜能够进入洞窟拍摄的机会，每次在洞窟里我都会细细琢磨，一有这样的机会，我就会非常兴奋。”

今年，已经是孙志军在敦煌拍摄的第34个年头，有些洞窟壁画早就不知道拍了多少遍，但每拍一遍他都要想着如何去突破，如何表现出不一样，“这幅画我过去表现得对不对？现在应该怎样去更好地呈现？这是一件很伤脑筋的事”。孙志军认为，在敦煌研究院工作是优势也是劣势，虽然有更多直面文物的机会，但也容易被思维定势，突破难免就成了一件艰难的事情。

所以，文物摄影师在孙志军看来，其实也是“甜蜜的烦恼”。“做文物摄影师比一般的摄影师要难。　就莫高窟的摄影师来讲，敦煌壁画不像一般的画作会有边框，它们都是没有间隔的。这就导致了拍摄非常麻烦，因为你首先要了解这里面究竟画了些什么内容。”孙志军笑说，好在自己当年的“童子功”还不错，“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进入洞窟的机会比现在要多得多，我常常自己领上一把钥匙，想看哪个洞窟就去哪个洞窟。我会拿上《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从1号洞窟一直挨个看到492号洞窟，在一年内，来来回回我完整地看了三遍。每到一个洞窟，我都会仔细做好笔记，比如哪里有个猴子很漂亮，哪里和哪里都出现了老虎……刚开始的时候懂得不多，只能浅层次地去看，但是这些经历至今让我受益无穷，因为我能把整个莫高窟的相关图像串联起来，同类的图像我能告诉你另一个在什么方位，又有什么不同之处。”

为了打破这种浅层的理解方式，更好地完成拍摄任务，孙志军渐渐养成了读佛经的习惯：“要在莫高窟拍出好的照片，一定要读佛经，这样你才能懂得如何去分割画面。”

孙志军举了《法华经》里“乘三车离火宅”的例子，“你要知道这个故事里面相关的人物有哪些，‘三车’又是哪三车。你不能因为鹿车比较好看，就不要牛车和羊车，少掉了哪个都不完整”。再比如《张骞出使西域图》，孙志军解读，根据故事来看，它最终形成的是一张方形的画面，“而我们一般的相机是4:3的画幅，但你不能为了构图优美而删减整个故事的完整呈现。所以，作为一名莫高窟的摄影师，除了技术之外，一定要对壁画有所了解，而了解途径之一就是反复读佛经”。孙志军慢慢养成了这种习惯，每到一处文化遗产地之前，都会做大量的功课，尽可能把能收集到的文献资料都看一遍。

此外，既然拍的是壁画，也正因为它的限制词是“壁”，拍出来的不能像一张纸画，要把壁画的肌理感表达到位。还要考虑从美术角度，来展现古人在色彩、构图、线条上的美妙之处。

自我突破，记录下保护的“演变”过程 

来到莫高窟的游客们总是好奇，为什么有不少洞窟总是“大门紧锁”　？里面究竟藏了什么宝贝？对此，孙志军解释说，其实，有些就是空的洞窟，而另一些则很有可能是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修复、临摹、数字化等工作。 

据孙志军介绍，为了使莫高窟可以“永久长存”，敦煌研究院自2000年开始实施大规模的“数字敦煌”项目——将无比珍贵的敦煌文化遗产用数字化的技术进行复制、归档、保护。截至目前，敦煌研究院已经完成了160多个洞窟的壁画数字化工作。另外，伴随着游客数量的不断增加，敦煌研究院还建成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目前，孙志军担任了敦煌研究院网络中心的主任。他的工作任务也因此逐步转变。孙志军说，经过多年持续不懈的保护、研究和实践，现在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研究、修复和管理工作已经从过去的抢救性保护提升到预防性保护的新阶段。然而，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敦煌石窟的保存、保护工作仍任重道远，“只要莫高窟存在，它的保护就永无止境。” 

除了致力于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在此期间，孙志军也记录下了文物保护人员不断在和时间的流逝、岁月的痕迹进行的斗争，开展的各种保护和研究工作。“我对于保护工作的记录也是想让大家来了解这些不为人知的场景。或许，这些工作人员都默默无闻，但正是有他们的存在，才撑起了敦煌研究院保护敦煌莫高窟的艰巨使命。”在孙志军看来，这类拍摄其实也是相对有难度的，因为它可不仅仅是人物摄影那么简单，“首先，要考虑到这是在莫高窟洞窟里面拍摄，一方面拍摄工作绝不能对洞窟文物造成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又受到莫高窟内部环境的制约。在有限的空间内，还要考虑到人物所从事的工作和洞窟之间的隐喻关系，而不是仅仅当作人物肖像来拍摄”。 

同样在2000年，孙志军还迎来了摄影生涯的重大转变。　他参与了国家文物局课题“敦煌莫高窟及周边环境演变”，全面记录敦煌3.12万平方公里内的地貌、水资源、人文遗迹及其环境。 

接到课题的初期，孙志军非常兴奋，干劲十足。每天起早贪黑，不辞辛苦地去捕捉迷人的光影效果，然而拍了半年左右，他就碰到了瓶颈。孙志军在整理照片时发现，即便单张照片看起来都很漂亮，但放在一起比较就发现了问题，“过多重视视觉语言强度而缺乏信息内涵及系统化”。这导致了照片在呈现上非常雷同，没能展现大自然的“喜怒哀乐”，而且课题是叫“环境演变”，显然，这一特点没能展现出来。 

“这些漂亮而苍白的照片只是将人们的目光集中在镜像表面，没有向人们传递出足够的物像历史信息，因此也就丧失了历史地理摄影的真正意义——复原过去时代的地理环境，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他苦苦寻觅最佳呈现方式，却迟迟找不到解决方法，拍了半年也就停滞了。偶然一次，孙志军在藏经洞的拍摄过程中，突然开了窍，他拍着拍着突然想到了藏经洞出土的几万卷历史文献，“里面会不会记载了敦煌山川地理方面的内容”？这个想法让孙志军再度兴奋了起来，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开始从藏经洞出土的文献目录中查找资料。但是，在古文献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搜寻资料其实是很有难度的，犹如大海捞针。他在资料室愣是泡了一个多礼拜，“借助李正宇、李并成先生等许多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从6万多卷敦煌藏经洞文献里找到了42卷与之相关的历史地理类文献。”这让孙志军茅塞顿开，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收集和梳理，加上在敦煌多年的摄影工作经历，古代敦煌及周边地区的河流、山脉、渠道、湖泊、驿站、城池等古迹都仿佛立体呈现在他的眼前。这也帮助他在往后的拍摄过程中，能将文献中记载的山川古迹等历史地理信息，经方位、里距、四至等方面的比对分析后与现状一一比定，采取图文对应的摄影报告方式，清晰地反映出古今敦煌的城池、边塞、水系、植被等方面的演变。 

虽说课题早已完成，但孙志军至今都没有停止对这个主题的拍摄：“首先，我已经找到了正确的方法，也认识到了环境对文化遗产地的制约因素，那么我就应该要持续去关注它。正如很多人所说，幸亏莫高窟在甘肃才能保存下来，要在江南的雨水洗礼下早就没了。所以，什么样的环境就会造就什么样的文物，既然我找到了相对正确的方法，我希望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多去关注它。” 

“最好的取景地就是在以你家为圆心，五分钟的路程之内。”孙志军很认同这个观点，“因为这个范围内的细枝末节你都了解。比如，在某种光线下，你知道适合去拍某栋房子的这一面还是那一面。只有熟悉了一个地方，就能不断地找出你想拍的东西。” 

孙志军透露，近四五年来，自己还一直在专注一个摄影项目的拍摄——佛教是如何一步一步从印度走到敦煌来的？走过哪些地方？印度的佛像、洞窟和敦煌的又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它们是在哪些地方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希望能在一个大格局下审视敦煌。目前，孙志军还差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的部分尚未完成，他期望能够在明年完成这个拍摄计划。 

Qa 孙志军 文物摄影师

Q：很多壁画你都拍摄了很多遍，在拍摄上会有哪些变化？

A：举个例子，比如，莫高窟71窟的一幅非常残破的壁画，我最初是按常规的拍摄计划来进行的。后来，我读到有研究报告说，这幅画其实非常了不得，它在八平米的大小里集中了四种不同的绘画风格，有中原风格的，有西域风格的，还有龟兹风格的等等。得到这些信息之后，再去看这幅画，感觉就会不同了。所以，这种拍摄变化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思维上的变化，一种专业知识的积累，并不是画本身的物理变化。

Q：你对莫高窟的壁画都烂熟于心，其中有没有自己偏爱的画？

A：说实话，并没有特别偏爱的。因为我珍惜每一次的拍摄机会，每一个拍摄的对象都是我所喜爱的，我只是力图将先人留下的美通过我的相机展现出来，将其中的文化和艺术价值充分地展现给大众。

Q：洞窟内的拍摄有很多限制，哪些情况的拍摄难度特别高？

A：难度高的实在太多了。因为整个洞窟里都画满了画，拍摄的时候常常会受空间所困，比如有些是非常狭窄的通道或是一些拐角处，但你还要尽可能不变形地拍摄下来，都是很高难度的。而且就算你解决了这一次的问题，并不代表你就能解决下一个类似的问题，下一个它又是有变化的。每一个都是个例，每一次都是新的挑战。

Q：在接触了越来越多的数字化工作后，你们是如何更好地对敦煌文化进行传播和保护的？

A：我们总是说，敦煌莫高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但普通大众该怎么去认识和理解呢？所以，我们现在就在做这个工作。我们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对敦煌壁画进行价值再挖掘，用当下大众能够接受的语言文字来进行传播。

现在是网络传播的时代，所以，我们也会结合一些热点来做推广。一方面会反映敦煌壁画，另一方面还会结合藏经洞的出土文献。比如之前做过“清明节”的主题，我们会讲解壁画里是如何反映“清明”的意象，再分析哪些是跟“清明节”或者是我们核心价值观所提倡的孝道、孝心等有关的图像元素。我们会把这些内容提取出来。同时，我们还会在藏经洞出土的文献里找到古代敦煌当地在清明节或者寒食节时的习俗，告诉大家古代的敦煌人是如何过清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