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生活便是最好的艺术，我们对社会住宅的观察是对居住者生活现状的观察与思考，更是对城市存在的根本意义的思考，一个不断更迭的城市每一刻当下抑或是过去发生的事件终将与生活在此的居住者发生着微妙的关系，去或留、过去的阵痛与经验终将为我们寻找到最适合的答案：CITY FOR ALL，城市是我们每一个人的。”

——世录文化 首席策展人苏冰

城市存在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地理位置上的边界性，还在于其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衍生而出的产物。对城市的关注，一方面是对人们现在生活的环境，所处的时代，因地域、历史产生的文化与经济内容的观察；另一方面，城市承载了世代生活在此的人们的情感与记忆。正因为这样不断交互的复杂关系，城市成为了很多摄影师镜头下的主题。

作为中法两国经济、文化、人口皆繁华的大都市，上海与巴黎素来渊源颇深。而来自上海的建筑学者刘刚与来自巴黎的摄影师帕特里斯·路本对换位置，以旁观者的角度观察对方最为熟知的城市，以视线交错的形式为大家呈现各自对城市更新的思考。《视线交错》中法城市更新摄影展正是以这样一种特殊形式，来进行交流。其中，两位摄影师不约而同地把作品归为同一主题——城市服务于所有人。他们镜头下既有居民，也有游客。

除了城市之间的横向比较之外，摄影作品也展示了纵向的城市发展进程。处于城市不停迭代的当下，人们此刻所在、所生活的城市日常场景是如此值得探讨和反思。

番禺路上的百年古堡

1931年，拉斯洛·邬达克已人近中年。此前，他让整个上海滩惊艳于他的才华，譬如焉息堂、卡尔登大戏院和诺曼底公寓。这些建筑，塑造了“融贯中西”的上海风，让上海成为世人眼中的摩登世界。而这所有的一切，仅仅是他黄金岁月的刚刚开始。

不过，此刻的他正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危机。他正同时建设着于他而言至关重要的两座建筑。一座是如今已闻名遐迩，位于黄浦区西藏中路316号的沐恩堂，也就是当年上海乃至远东地区最著名的教堂之一的“慕尔堂”；另一座则是他打算用作自宅的邬达克别墅。

可以想见这两项工程在他心中的重要程度，而如若不解决资金问题，他将不得不放弃他的想法。此时此刻，一个慷慨的中国朋友资助了他，让这两座建筑都得以圆满完成。这个人便是孙中山先生的长子，孙科。

为了感谢孙科的援助行为，邬达克将这座原本打算自住的别墅，以一个几乎馈赠的价格转让给孙科。于是，这座古堡般的建筑有了一个如今已沿用了近百年的名字——孙科别墅。这段报恩轶事曾一度在民间广为流传，真实与否已不再重要，但孙科别墅却被世人所记住。1951年之后，这栋饱经风霜的老宅成为了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办公地，被完整留存，也正因如此，至今其内部还未曾公诸于世。

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更新样本，孙科别墅与此次展览不谋而合。这座老宅被打造成微缩的老上海，通过对它的历史和文化追寻和探索，大众可以穿梭时间感受城市更迭后留下的温度。不论是对关心城市更新的市民观众，还是对关注城市发展的艺术人士，它都具有独特的意义。

城市发展进程中的阵痛时代

武康大楼、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沐恩堂……邬达克构筑了他心目中的“上海风情”。这片土地上发生过太多太多的故事，却仿佛从未改变过它的繁华。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入这里，各式各样的社会住宅也应运而生。这些房屋和上世纪30年代的老建筑一起，组成了现今为人津津乐道的“老上海”。

建筑是一个城市最深刻的记忆。对于在上海这座城市中长大的孩子而言，建筑承载着他们的童年。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副教授，刘刚，就是这样一个“上海孩子”。他用手里的相机记录上海的城市风貌。除了这些优秀的历史建筑，更多的是寻常百姓的住房。

在刘刚看来，这是对城市和社会而言最重要的内容，因为它占据了城市建筑的最大比例，而且其空间内容也是社会性的。所以它也可以代表城市发展的一种质量，以及城市问题的主要发生地。但是，城市问题的出现是必然的，这就是一种需求。

他观察到，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上海的社会住宅与飞速发展的时代产生了碰撞，石库门、老弄堂等建筑物逐渐变成了高楼大厦。尽管拍摄了不少老房的照片，但是他的初衷并非是表现当时破旧、衰老、百废的情境。他把自己比作一个一丝不苟的画匠，完完整整地把他的见闻记录下来，真实地展现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不同人的生活状态。他只是习惯了用镜头锁定日常生活中的纪念性时刻，尤其是照片里的许多地方已经消失了。

去年，刘刚拍摄了上海“最后的两万户”。在现场他发现地上有两张黑白的老人照片，应该是这户人家离开此地时就扔下了。这与他印象中讲究慎终追远的国人形象非常不符，所以这一幕令他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但是，他也不认为拆迁带给人的只有满目狼藉。作为一种为城市规划配套的社会安置，这是城市发展中的必需环节，也是对一些城市发展问题的解决方式。重点在于，它是否是可持续的，又应该如何变化。

历史上，巴黎也曾在城市近郊修建过大批居民住房。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重破坏，众多的巴黎市民甚至失去了最起码的住所。战后巴黎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为失去住所的人们提供遮风避雨的房屋。在短短十年间，巴黎在近郊建造了占地一万公顷的住宅区，几乎和市区面积相等。因为建造仓促，所以设备简陋，居住条件较差。直到1958年以后，这样的建造还在延续，而且速度和规模都更快更大，以便尽可能多地容纳住户，它们消耗了近郊宝贵的土地资源，砍伐了大量的树木。新公寓的设施条件较差，改建的余地也很小。随着这样的建筑越来越多，巴黎发展的障碍也越来越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政府下定决心，在1961年和1968年，分别针对大巴黎地区开始了两轮较大规模的规划改造。此后，又不断出台措施进行完善，直到今天。

因此，城市发展问题不是巴黎或者上海特有的，而是所有城市所共有的。从巴黎城市发展的经验里面，刘刚认为可以借鉴的不仅仅是经验，还要认识到面对问题的无奈。因为一个城市问题被解决后，新的城市问题就会不断产生，例如巴黎出现过的这种“问题之后的问题”。城市是动态的，永远在发展变化中。这个过程无法一步到位，所以对城市发展的不断思考，特别是对“下一步”、“下下一步”的考量和预估也要被纳入进来。

和谐与安然同在的上海 

光阴荏苒，当时间转瞬之间到了2018年。一位法国摄影艺术家、策展人帕特里斯·路本来到上海。由于是第一次前来，他对于上海的一切充满了好奇，他用镜头记录这座城市中他所发现的一切。与刘刚所拍摄的上世纪90年代上海社会住宅不同的是，他看到的，是经济腾飞下城市发展的日新月异，是“城市更新”让上海拥有了另外的一面。 

不论是机场典型的国际化大都市景象，还是老城区充满亲切感的氛围，抑或是城市交通枢纽的忙碌，都成为了路本构建他眼中上海的语言。路本感性地描绘了一座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城市，将这里的繁华、彷徨和忧伤表现得淋漓尽致。上海的大体量城市规模、较为复杂的结构以及市区的旧时建筑都深深吸引着他，但同时在不远处新的现代大楼林立其旁……古老与现代在这座城市里和谐共存，并形成了强烈对比。 

当谈及对上海的评价时，路本用到了“安心”一词。的确，他镜头下的上海具有“慢生活”的感觉，比如苏州河畔正坐着休息的钓鱼老人；动迁住宅里的欣然接受拍摄的人们……与面对镜头往往会存有敌意和紧张感的法国人不同，他感受到这里的人们很安然。他们告诉路本这就是自己的家，也表现得很友好。“事实上，大家都很平和，他们专注于各自的生活，鲜少注意我的工作。” 

路本口中所描述的上海，或许和许多生活其中的人们的印象大相径庭。路本坦言道：“我们也许经常会走入艺术场馆，却容易忽略身边每一天经过的街区。每一个城市都是一个极佳的载体，这里生活的人、物、景对外来者而言兴许比置身其中已久的原住民更能激发灵感与思考。” 

亲密与紧张并存的巴黎

作为专业的城市规划学者，刘刚看待上海和法国的观点可谓客观冷静。他对上海为代表的城市化发展在快速迭代中的得失进行反思，也对巴黎现代社会住宅发展历程和现状进行观察。无论是快速发展的东方明珠上海，还是历史悠久的花都巴黎，都在为公民服务的发展之路上实践颇多。在不断的探索和矫正的过程中，这两座城市的阵痛与勇气都体现在了刘刚的镜头中。 

在他眼中，巴黎的社会住宅建设得非常理想主义。它们承载了设计者的理想情怀——城市服务于民众，并在百年历程中勇于付诸实践。比如这座名为“人民的宫殿”法国的社会住宅，仅其名字便展现了法国城市建设的理想主义。这座马卡龙色的社会住宅，为法国社会住宅的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们并不完美，却是其他城市的人们现在正迫切需要的。 

“很多很多的普通人，他们是通过社会住宅才得以进入、留在现代城市。它是一个特定城市通过多种手段塑造自己的社会价值、实现城市理想的大众生活空间，包含有丰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意义。　对外人来说，社会住宅具有需要悉心揣摩才能悄然绽放的、饱满的场景感，建筑师把这个叫作‘场所精神’，它是你的，也是我的。” 

现代建筑学和城市规划把关注公共空间视作神律，对于巴黎这样的开放社会而言，公共空间依然无比重要，但从形态到内容和意义都接近认识的透支。以经验来说，城市的“内部空间”，也就是大众生活空间才是更重要的。

与纪念性的城市空间、受到游客欢迎的城市景点相比，社会住宅这类对象几乎不出现在外国人的视野中，却又是最容易通过场所体验产生由彼及此的联想，以及对一个城市的状态产生理解的、似你的、似我的场所。于是，刘刚把目光投向了巴黎历史城区内外的社会住宅空间中，试看能否通过影像把这一类城市空间的态度和温度带回上海，带回一个可以分享的、城市语境中的现场。

刘刚形容自己和巴黎的关系时，用了一组看似矛盾的词语：亲密和紧张。“我甚至不想念上海。”除了性格使然，他认为巴黎的特点就是大家都在追求亲密，这点非常明显。“亲密”比“浪漫”更开放和多元，也并非仅能使用在伴侣身上。他享受其中，也不觉得自己是一名游客。

巧合的是，谈到巴黎时，刘刚和路本都用到“紧张”一词。或许是因为带着照相机的摄影师的出现，给他们带来了一种情绪反应。这种紧张感并非张扬跋扈的，而是从眼神中流露。

“这些人往往是处于社会的低级阶层。　他们聚集在同一处住宅区，使得这里变得越来越不包容。慢慢地，这个社区就开始成为一个问题社区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正在于此：巴黎正在对邻里层面社会融合进行追求，比如阶层的混合，种族的混合，到最后实现所有在巴黎的人的融合。”其实，我们对着城市和建筑发表高见，但城市也无时无刻不在让我们接受教育，做出改变和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