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在《藏书》上发表了《创造者》，他在文中把自己描绘成失明的荷马，他的命运就是唱出“爱情和冒险”之歌，唱出跌宕的“奥德赛和伊利亚特”。无人知道荷马“在下到最后的黑暗中时的感受”，但我们知道，博尔赫斯后来这样形容：“因为我发现我是在逐渐失明，所以我并没有什么特别沮丧的时刻。它像夏日的黄昏徐徐降临。那时我是国家图书馆馆长，我开始发现我被包围在没有文字的书籍之中。然后我朋友们的面孔消失了。然后我发现镜子里已经空无一人。”

这是我听过的关于失明最诗意的描述。黑暗让博尔赫斯确立了谈话与书写的联盟。在失明之后的岁月里，在旅行和闲谈中，他口授诗歌、寓言和故事，发展出一种特殊的口头文学。博尔赫斯侃侃而谈之时，他所制造的语词铿锵叮铃，仿佛牵曳着久远的一股绳，绳的那头，可能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也可能是孔子或佛陀。他们都以口述传世。

口述方式为博尔赫斯后期的作品带来流畅的旋律。他的作品越来越简洁，他用的词越来越精练。同时，博尔赫斯喜欢以对话传达他的理解，这些谈话录具有不寻常的魅力。阿根廷作家奥斯瓦尔多·费拉里在博尔赫斯生命的最后阶段，与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广播访谈，于是有了这部凝结了博尔赫斯思想精华的《最后的对话Ⅰ》和《最后的对话Ⅱ》。

“为何写作”，大约每个访谈者面对作家都要情不自禁地提问。博尔赫斯视之为“我的命运”，一种文学命运，不为任何人写作，“是因为我感到了这样做的内在需要”。博尔赫斯有着独特的写作观，他认为现实主义小说具有欺骗性，小说家并不比读者更懂得世界如何运转，不必装作是一面可以反映外部世界的镜子。每一次，他写下一个故事，就等于在创造一个自给自足的想象世界，他的写作展示的都是自我，通过隐喻的方式。

在他看来，作家就是能够恰当地运用意象来呼应感觉的人。所以，他偏爱以下作家：维吉尔、塞万提斯、爱默生、爱伦·坡、惠特曼、狄金森……他说，所有作家都在一遍一遍地写着同一本书，“应当以最小的新颖更新文学”。博尔赫斯对于传统的固守，最明显地表现为他对英语文学强烈的偏爱。他对古英语极其迷恋，古英语的语音、开元音、苏格兰人的腔调和重音，它们在喉咙口轰轰鸣响，然后滚过博尔赫斯的舌尖，激起了这位盲诗人对于流失的时间、悠远的传统的缅怀与追忆。失明加强了他对往昔的反复咀嚼，他的思绪里充满了时间的流动、循环与不可捉摸。

博尔赫斯的文学作品有种神奇的魔力，让人不自觉地迷失在他创造的语词密林。谈话录涉及内容广泛，并不止于谈文学，可是，哪怕讲的是哲学、神秘主义、政治等等，也总是从文学出发。费拉里说，这是“从他的宇宙，一个文学的宇宙”出发的尽情畅谈，这是博尔赫斯的天才之所寄。置身于博尔赫斯的宇宙，我们能看到更璀璨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