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

编完《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这个集子，有种五味纷陈的感觉：有点高兴，有点悲哀，有点愧疚，有点遗憾，也有点骄傲。真不知从何说起，本也不想再说什么。

但人们，也包括自己，有喜欢先看书籍前言、后记的习惯，想先看看作者本人有些什么感觉或说明。我一向自我感觉不甚良好，对此书我有两个感觉。

一是太重复。有如已收入本书、发表于1994年的《哲学探寻录》结尾所注明：“讲来讲去，仍是那些基本观念，像一个同心圆在继续扩展而已。”确乎如此，以后我出版的《论语今读》（1998年）、《己卯五说》（1999年）、《历史本体论》（2002年）以及本书首篇《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2004年），与上世纪70年代末出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和收入本书的上世纪80年代初发表的主体性论纲等文，基本观念几乎毫无变化；圆心未动，扩而充之而已。而且，还不只是观念重复，连词句也重复，特别是别人少作或不作的剪贴旧作。这个剪贴法是向鲁迅学的。但鲁迅剪贴的多是论敌文章和报刊消息，而我剪贴的全是自己的文章论著。为何如此？索性再剪贴一段：

问：我发现你的一些著作中有时喜欢引证自己，是不是？为什么？

李：是。为了偷懒。一些问题一些看法，以前说过了，这次就干脆直接抄袭前文。因为我也发现好些中西论著，有的还是名作，翻来覆去老是在说那一点意思，不过变一下词句或文章组织而已，如其那样，不如我这样省事。所以我的《华夏美学》一书中就直接抄袭了《美的历程》《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好几处，不必另行造句说那相同的意思了。（《走我自己的路》，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542页）

以前还是小段抄引，现在则大段剪贴。除了偷懒外，还有一个原因，因为自己引证剪贴的大都属于自己认为重要而人家却不注意的论断或观念。既不被注意，如其重新遣词造句再说一遍，就不如干脆逐字逐句地重复原文。“重复有一定好处” （《论语今读》前言），也更为醒目。但不管怎样，这总有点感到愧疚和悲哀了。

第二是太简略。仍然是“引证自己”的剪贴：

《己卯五说》这本书里的五篇文章的确都是提纲，每篇都可以写成一本专著。我原来也是那样计划的，后来放弃了，原因一是时间不够，资料不好找；二是我认为，作为搞哲学的人的著作，提纲也不一定比专著差，主要看所提出的思想和观念。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的附录，即马克思的十一条提纲，不过千字左右吧，就比恩格斯整本书的分量重得多，也重要得多。当然，写成专著，旁征博引，仔细论证，学术性会强许多，说服力会更大……这本书的确留下了许多空隙，值得别人和我自己以后去填补。（《“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芙蓉》杂志2000年第2期）

《己卯五说》如此，《历史本体论》如此，本书也如此。我还辩说过：“我不喜欢德国那种沉重做法，写了三大卷，还只是‘导论’。我更欣赏《老子》不过五千言，……哲学只能是提纲，不必是巨著。”（见本书《哲学答问》）哲学本只是提问题、提概念、提视角，即使如何展开，也不可能是周详赅备的科学论著。于是，也如《历史本体论》前言所说，我提供的这些基本观念、视角、问题，“如能对人有所启发，也就是这种话语的理想效果。哲学本就属于这个范围”。话虽如此说，总觉得有点遗憾。因为即使是提纲，也仍然可以说得更细密一些，挖掘得更深沉一些，可以把这个同心圆画得更好更圆一些。但由于主客观各种情况和环境，终未能如愿。因之，这个集子对我来说，可算是种岁月的感伤省记；但对读者来说，却可能感到既粗糙又累赘了。对此，我是颇为愧疚不安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前奏”不计，我这个“同心圆”陆陆续续也画了近三十年，虽历经风雨，遭到官方和民间各种凶狠批判，我却圆心未动，半径不减，反陆续伸延；而且重要的是，始终有不少读者予以热情关注和支持。特别是这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学术变迁都甚为巨大，图书出版争奇斗艳，市场价值几乎淹没一切，却居然始终有读者不厌重复、不怪简略，尤其是不嫌陈旧来读来买我的书，我的书没有炒作，不许宣扬，却包括《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在内竟多遭盗版，这实在出我意料，有点苦甜交集，受宠若惊，怎能不高兴且骄傲？

我是青春有悔的。而年一过往，何可攀援。所以我特别羡慕今日的年轻学人，尽管他（她）们也受着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现代化”的巨大压力，但可争取的自由特别是自由时间，比我们当年还是要大得多。时间性作为自我有限生存和决断明天，却痛苦地不能为自己所拥有，成为非真实的存在，由当年到今日，我虽尽力拼搏，创获毕竟未如所愿；而力不从心，来日苦短，我大概也不能再做什么了。这又怎能不悲哀和遗憾？

五味纷陈，并不舒服。年轻学人不再会有这种情况和这些感触，但愿他（她）们不泥国粹，不做洋奴，努力原创。

（选自随笔集《寻求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