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郭斯敏是在瑞金医院的一间会议室里，清秀的脸庞上架着一副眼镜，她个子不高，穿着白大褂，总是露出一脸的微笑。很难想象这个文静而又瘦小的姑娘和她的志愿者同事们在战乱中奔波的景象。郭斯敏出生在厦门，美丽的鼓浪屿赋予了她乐观开朗的性格，哪怕是地处战争国家，她都很从容地面对，没有和家里哭诉，也没向谁抱怨。

　　教会妈妈使用QQ进行联络

　　2007年11月，郭斯敏接到一项任务，担当援非疟疾防治项目的医疗志愿者。志愿者要去的是非洲一些比较偏僻和穷苦的地方，政局也不是很稳定，而且当地还是疟疾的高发区。由于此次援非去的城市主要以法语为通用语言，作为传染科的医生，又懂法语，很快就被列为专家志愿者的候选名单。没有过多的犹豫，这个邻家女孩很快就答应接受任务。在正式成为志愿者之前，她首先需要说服她的家人同意她去非洲。“因为当地政局不稳定，而且经济发展很落后，加上又有疫情，这一去就是好几个月，父母总是会担心的。”郭斯敏说，因为国际长途不是很方便，为了让父母放心，她特地教会了妈妈使用QQ，方便和在非洲的她进行联络。

　　经过了短期的培训，2007年12月郭斯敏就踏上了去非洲的行程。一起同行的还有4位来自不同单位的医生。懂法语的郭斯敏在做志愿者工作的同时也担当起了大家的法语翻译。“到了非洲才发现这里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还糟糕。我们的飞机是飞到扎德的，和上海的机场相比，扎德机场很小，只有跑道上有几盏灯，从机场到住宿的旅馆一路都没什么灯，我们起初还是比较好奇这个城市，后来开始工作了就发现工作生活上有很多不便。”“扎德的道路基本都是土路，柏油马路大约就50米，一遇到下雨，整条路就是水泥路了。”郭斯敏把水和泥巴和起来的路戏称为水泥路。而通讯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当地的通讯设备很不发达，他们不能经常和上海联系，中国移动在当地几乎是没有信号的，而网络也很差，他们落脚的宾馆只有一根网线，比国内的拨号上网速度还慢，而且信号很差，时断时续，还经常遇到断电，所以她也只能不定期地和家里联系，报个平安。

　　到了非洲首先遇到的不习惯就是吃饭，“当地的绿叶菜很少，饭菜的做法和上海很不一样，开始几天一直觉得胃痛，不过后来习惯了就好。”郭斯敏说，相比工作环境的艰苦，生活环境已经很好了。

　　自己动手拆装医疗仪器

　　郭斯敏和志愿者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对当地的骨干医务工作者进行培训，中国政府在当地援建了一所疾控中心，捐赠了一些最新的诊断仪器和药品，他们需要帮助当地安装这些仪器，并且指导用药。“我们国家在疟疾防治方面有着很丰富的经验，建国前我们国家的疟疾发病率还是很高的，建国后，我们有了完善的疾控系统，还开发了自己的药品，我们国家的疟疾发病率很低。我们国家有派驻志愿者在当地参与治疗，但是受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所以医疗设备以及医疗技术的援助也是很重要的。”郭斯敏说，“当地的疾控中心其实就是一间很大的教室，我们去的时候连电源都没有，而且所有的仪器都要自己搬运，自己动手安装。”郭斯敏告诉我们，因为房间里连个架子都没有，为了安装仪器，存放相关的医疗设备，他们还自己去外面找来一些架子，像木工师傅一样把实验室一点一点搭起来。因为很快就需要把这些设备都转交给当地，所以拼装仪器成了一件很紧要而艰巨的任务。“我们的队长问当地人借了一把斧子，就开始拆箱了。虽然以前没干过装卸拼接的活，但是大家也只能拿着说明书慢慢研究了。他们到了当地的第一天，很多男士来不及换下西装就开始动手操作了。”

　　在当地，他们还会去非洲家庭考察疟疾发病的情况。扎德都是土房子，环境很差，苍蝇蚊子几乎漫天飞舞，他们去别人家里考察的时候也会教老百姓一些简单的防护措施，以及如何增加抵抗力。

　　战乱爆发

　　郭斯敏说：“在扎德，下了班我们都不敢出门，街上随处可以看见荷枪实弹的人。另外，由于事先知道要去的地方比较混乱，所以几乎所有的生活用品都是从国内带来的，这样可以减少上街的机会，也就减少了一些危险。”

　　时隔不久，没想到战乱就真的爆发了。春节前大约是1月27日左右，郭斯敏和队员们就发现当地局势很紧张，“宾馆上空每隔一个小时就会有直升机盘旋，下班的路上能看到很多军车。那个时候不能随便张望那些军车，说不定什么时候一颗枪子就朝你打过来了。”身处和平年代的郭斯敏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不免心里有些害怕，但是志愿者的工作还是要继续进行。

　　“2月1日，我们所有的通讯都突然中断了，手机、网络统统都中断了，电台里也没有广播了，只在放一些军歌。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宾馆当时也很危险，我们不能外出，只能怯怯地等候，希望战乱可以快些过去，因为平时这里经常会有一些小的战乱，几天就没事了。”郭斯敏说，后来大使馆打电话到宾馆，告诉他们叛军已经打过来了。“我们最初发现异常是因为平时一直接送他们上下班的司机突然消失了，根本联系不上，没有车子他们也无法撤退，只能被困在宾馆里。”后来，在大使馆的帮助下，他们和最后一批撤离的队伍一起离开了扎德。撤离的前一个晚上，他们被迅速转移到大使馆，因为那里相对比较安全一些。在撤离的路上，他们可以很清楚地听到大炮的轰鸣。“使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往窗外看或者拍照，因为这样很容易引来麻烦。”

　　因为走的匆忙，在撤离的时候，大家的行李都来不及背上，只是拿了一些重要的证件、电脑、一两件衣服以及一些饼干。因为车子很紧张，一辆小轿车里要坐人还要运载一些货物，一路上很颠簸，途中还遇到了爆胎。所有的人都很小心警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遭遇抢劫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另外，这一路上几乎没什么可以吃的，大家带的食物也很快就消耗完了。路上没有厕所，所以为了避免麻烦，尽快赶路，郭斯敏决定尽量不喝水。经过长途奔波，他们终于逃至了喀麦隆边境，等待战乱的进一步消息。“那个时候，我们都很希望战乱赶紧结束，想快点回到扎德，因为还有一些医疗工作没有完成，设备器材的移交也没完成。”郭斯敏说，他们原定的计划是要在扎德呆45天，但最后实际只呆了36天。

　　后来局势越来越紧张，回扎德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很多中资公司和医疗队都已经包机回国了，等待通知再回非洲。而郭斯敏所在的队伍则继续在非洲等待使馆的通知，而他们不断接到的是继续撤离的命令。“我们从喀麦隆的边境一直撤离到它的首都雅温得。后来，我们接到命令决定前往布隆迪继续实施医疗救援的工作，帮助布隆迪援建疾控中心。”

　　从手机中断通讯到恢复通讯大约有5天的时间，这期间，郭斯敏一直无法和家里进行联络。她的爸爸在新闻里看到了当地战乱的消息，一直都很担心，却始终联系不到女儿。“幸亏卫生部和医院很快和我的家人联系上了，转告了爸爸妈妈我们已经安全撤离的消息。”回到上海以后，看到一些关于当时的报道也还心有余悸，不过郭斯敏说：“虽然有点可怕，但这些经历很珍贵，至少一般人是碰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