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文化事件不少，但意味最新鲜、跨越时间最长、受到关注最广的，当数“超级女声”。作为2005年具有标志性的大众文化事件，“超级女声”将被载入当代文化史册。

　　“超女”的整个运作体现了文化与经济、现代科技的高度结合。为了借超女形象把销量做到25亿，蒙牛集团决定与湖南卫视共同打造“2005超级女声”赛事活动。作为我国第一家改制的电视台，湖南卫视比其他电视台更开放、更有创新意识和经济头脑。“想唱就唱”、“想说就说”理念的出台，导致各大唱区报名第一天，走廊、过道、洗手间，到处都是女孩子的壮观景象。如果同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比较，这里的真人、声音和图像的互动，以及报纸、电视、广播、互联网全方位的媒体轰炸，效果远远超出了单一的纸上谈兵。

　　敏感的美国《时代周刊》在封面刊登了李宇春的照片，把她称为“由观众自己选出的心中偶像”和“亚洲英雄”。从特定角度看文化，这里的确体现了意识形态的微妙张力。没有滋生的土壤，不要说十年前，就是五年前超女现象都不可能产生。李宇春的中性化倾向与当刑警的父亲有很大关系，这个特点被主办方捕捉住并夸张了，她的随意台风突破了传统的淑女模式。从女权角度来说，不用你男性说三道四，女性对自己就可以评判；从两性角度来说，中性色彩又为她赢得了男女的双倍关注。获奖三甲的文化背景很有意思，比如被认为唱得最好的张靓颖却不是出自音乐学院，周笔畅所在的专业则是闻所未闻的“社会音乐系”。有趣的是，“超女”催生的“超女词汇”（粉丝、玉米、笔迷、凉粉、荔枝、PK等），也对事件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超女”现象是青少年亚文化的典型。杰姆逊说：“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消费品。”在全球化背景下，青少年、学生不像父辈祖辈那样承受着生存压力，他们更有时间、精力、激情，以狂欢化的“仪式抵抗”

　　消解来自家庭和成人文化的重压。“我们的生活是自娱自乐，我们不愿意走进社会，也不知道该怎样走进社会”！但是他们年轻、新潮、前卫、刺激和叛逆。成群的女孩子不惜逃课奔赴充满酸涩甚至痛苦的超女“海选”秀场，与其说是明星梦的诱惑，不如说是更强大、更神秘的青春梦想的释放：“梦想总会有沙漠，梦想就是种快乐！”“虽然我还在象牙塔，我多么想一夜长大！”

　　正如西方文化研究所分析的那样，“超女”一出，各种复制与模仿的经济行为蜂拥而至———跟风之书马上上柜，影视剧立即开机，各家电视台纷纷模仿其运作模式，各种衍生的商品迅速窜红，就连发型也受到追捧。“想吃就吃”就贴在火锅店的墙上。文化产业成了生生不息的生物链。

　　“超女”的文化意味是逐渐呈现的。刚开始许多人并没有感觉，被问起时一头雾水；后来发现影响不小，可名人大都站在精英立场三缄其口。有些歌唱家虽然推崇，但也给出不少“忠告”。有的学院派音乐家直到亲自看了演出才改变初衷。许多文章提出看淡超女事件，但回避了应有的分析。

　　“流行”的东西自然不可能永久。从“大众文化”角度看待“超级女声”，不是去评说谁唱得更好或怎样欣赏音乐，而是努力把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和我们的本土经验结合起来，从中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