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陶陶居这样的老字号，我有一种血缘上的亲近。

　　每年中秋节前，在广州供职的朋友都要给我寄陶陶居的月饼，收到这样的礼品可算是人生一乐。拆开包装，那陶瓷或竹木制作的月饼匣子让我爱不释手，这样精美的月饼我不舍得吃，不吃，拿在手里把玩，也能填饱我一种文化上的饥饿。

　　我不知道现在的广州陶陶居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存在，是一家富丽堂皇的高级酒楼？还是一家地处开发区的企业，或者干脆只是一个品牌？我喜欢的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字号陶陶居，我在沈宏非先生笔下看到过那个掩映在木棉花下槟榔丛中的陶陶居，那真是一个唯美的所在啊！说白了，它只是一个茶楼，以清茶为主，兼营精美点心，以浓郁的姑苏淮扬风味吸引茶客。据说茶和点心都用景德镇名瓷和潮州炭炉慢工制作。当然，陶陶居最诱人的还是水，这水是从广州白云山上白云寺内汲取的九龙泉水，店家雇十个年轻挑夫挑着水桶，每日早晚两次去白云山上汲水，木桶上贴着红纸条，上书“白云寺”、“陶陶居”，十个挑夫清一色青布衣衫，腰扎红绸，从街面上经过，红纸条红腰带，青布衫再加上青竹扁担吱吱扭扭，两桶清泉晃呀晃的，一路洒下点点滴滴，这既是优美的形式又是活生生的广告，这样的泉水煮出的茶当然是绝妙好茶，再加上精美点心，你说文人雅士贩夫走卒怎么能对陶陶居不趋之若鹜？

　　那时候类似陶陶居这样的老字号稍大一点的码头都有，后来旅居台湾的叶灵凤，就常常想念他金陵老家六必居的桂花鸭。桂花鸭是六必居的看家菜，只是，我们现在又怎么可能吃到这样农耕社会特有的美味？据说那时六必居所用的鸭子是放鸭人特供的，那些放鸭人来自高邮，那里是汪曾祺先生的老家，河网密布沟渠纵横，最适宜放鸭。雏鸭出壳了，像一团毛茸茸的毛线团子。放鸭人就带上干粮，划着乌篷船赶着百来十只小毛鸭子沿里下河向金陵、向杭州出发。白天赶路于河荡，夜晚露宿在滩头，风中芦花飞白，月下板桥凝霜。鸭子一路吃着螺蛳、鱼虾等活物，一路几百上千里游着跑着，不长肥油尽长活肉，七十天到金陵，九十天到杭州，一只只鸭子丰嫩鲜活，二斤来重，正是六必居最满意的鸭子，当然是呱呱叫的美味了。许多文人雅士当年都是这些老字号的常客，汪曾祺吃没吃过六必居的桂花鸭不得而知，但他在《八千岁》这篇小说中写过一个叫八千岁的男人，爱吃叉子烤鸭，叉子烤鸭的滋味应该不比桂花鸭的味道差吧。我想许多文人爱泡老字号，可能不仅仅是为了那份美味，更多的他们是要找一种口腹之欲的归属感，另一种文化精神上的归属感就来自于他们用线装书、用文房四宝、用自己的书稿营造的书斋，像周作人的苦雨斋，丰子恺的缘缘堂都是，他们要的就是这种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归属双重满足，好把一颗在尘世里颠沛流离伤痕累累的心安抚妥帖。

　　这样一想就明白了，陶陶居、六必居，苦雨斋、缘缘堂，原来是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既是中国文化人心理上的归宿，更是他们精神上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