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冰天雪地的数九隆冬，我闻讯赶赴平山采访了电影《白毛女》编剧、著名作家杨润身，了却了我许久以来的一桩心愿。
　　
　　这次采访，给我留下印象最深、令我最感动的是他说的这几句话：“作为一名党的文艺战士，我只要脑子还清楚，身子还能行动，就不离开人民，不离开土地，不放下手中的笔。”我想，杨老这几句话，集中体现了一种极为可贵的为国为民的无私奉献的精神：亦即他毕生不遗余力地为社会变革呐喊，为时代进步欢呼，对创造历史的人民讴歌赞美，对腐朽事物鞭挞揭露的精神；他的坚持真理、刚直不阿、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他的自觉自愿地长期植根于群众生活之中，与群众同甘共苦、血肉相连的精神；他的矢志不移、不懈追求的精神；他的生命不息，创作不止的精神……
　　
　　我同杨老相识已有20余年的历史了。初次相识是在1981年春天平山县政府招待所。或许彼此有一种心灵相通的情缘所致，一见面则如同遇到多年的至交和知音，按照杨老的话说便成了“忘年交“。此后我们之间一直信件来往不断，对于在1995年6月省、市召开的“曹继铎散文讨论会”，他更是格外看重，很快寄来情挚意切的贺信；他出版的小说，一部部地及时寄来，带给我一次次的惊喜。多年以来，我一直特别喜爱他的作品：那贴近时代和生活的故事，那浓郁质朴的乡土气息，那真切鲜活、形象生动的人物，那一幅幅农村波澜壮阔的美丽画卷，都使我喜不自禁，爱不释手……当然，更崇尚他“真善美”的人品，以及他几十年如一日全身心地拥抱生活，倾心尽力地进行创作的忘我奉献精神……
　　
　　这次相见，他显得异常高兴，紧紧握着我的手，眼里闪着非同寻常的泪花。我仔细打量着他，如今已是80岁高龄，同21年前我们相见时相比，除了花白的头发和多皱的面容略显苍老，依然是一身朴素的装束，一脸慈祥的浅笑，依然是挺得直直的腰板，和那双闪着明亮光彩的眼睛，依然是思路清晰，精神矍烁，谈话如同山间清泉汩汩不断。
　　
　　一
　　
　　杨润身娓娓向我讲述着他历尽坎坷和磨难的人生历程——如何从一个穷苦孩子，成长为一名革命文艺战士、作家的经历，以及他对生活对人生的诸多见解。
　　
　　杨润身1923年出生于平山县一个叫北马冢的小山村。父亲是一个受尽剥削欺压的杨白劳式的穷苦农民，为人勤朴、善良，心灵手巧，会木匠，会石匠，还会一手好农活。那时家里只有11亩沙薄漏地，为把沙地变成水田，万般无奈向地主借了360吊钱，打了一眼井。可是井打成了，水田有了，不料却从此背了一身沉重的债务，年年把地里打来的粮食用来还地主的租子，年年还不完。幼小的杨润身，过年吃不上饺子，更穿不上新衣服，看到的总是父亲的愁眉苦脸，听到的总是父亲的唉声叹气。甚至因为家里穷困不堪，嫂子推碾因为被飞来的公鸡啄食了几粒玉米，遭到哥哥的打骂，结果招致了嫂子抱着1岁的孩子跳井身亡……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村里来了八路军，他父亲和贫苦的农民们一起得到翻身解放。这时的杨润身，一心向往革命，不满15岁，便参加了革命队伍。1938年，他入了党，先后当过勤务员、小学教师、报社指导员、区宣传委员。他善琴能鼓，登台演戏，自编自导了《围困堡垒》、《炕头会》、《一碗饭》、《认清》、《水清鳖出》等街头剧和舞台剧40多部，揭露地主的罪恶，鼓舞人民的斗志，在晋察冀边区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本人获得模范干部的称号，他领导的柴村剧团被树为晋察冀边区乡村的文艺旗帜。
　　
　　或许由于杨润身自幼出身贫寒，很小年纪就参加了革命队伍的缘故，他很快便成长为一名意志坚强、性情刚毅、爱党爱民、廉洁奉公的优秀文艺战士，因而他几十年来能够身处逆境而不馁、遇到成功而不骄，总是满怀激情，永远向前。正如著名作家冯骥才对他的评价：“杨润身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大甜大苦。”几十年来，他始终如一地坚信党，坚信人民，紧握手中笔，孜孜不倦地为人民而写作，一直健步走到今天，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历久不衰的丽篇佳作，成为倍受人民喜爱和拥戴的作家。
　　
　　二
　　
　　杨润身有个比方，他说：“人生总有一面镜子摆在面前，进行着一次次的考验。”在镜子面前，杨老身子正，心里安。抗日时期经受住了生死考验；“文革”是对美丑、真伪的检验，他没有屈服，挺直了腰杆；在今天物欲横流、金钱厚禄面前，他一尘不染，像青松一样傲然挺立。他为什么有如此坚定的立场、坚强的信念？杨老说得好：因为我是人民的儿子，我没有离开人民，所以是是非非、真假美丑看得清。在“文革”中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危急关头，在粉碎“四人帮”得到“解放”、手握不住笔、写不成字的极度痛苦的当口，他想到抗战时期同自己一起战斗流血牺牲的战友，想到故乡千万个情同手足的父老乡亲……于是，经过反复思考，他终于在1978年底毅然决然离开舒适安逸的天津，自愿来到故乡农民的艰苦生活中，回到“生身养命”的故乡土地上——挂职任平山县委常委，长期在农村深入生活和写作。
　　
　　三
　　
　　“在事业上往上比，在待遇上往下看”，这是杨老一贯的人生观、价值观。尤其对个人名利，他看得非常淡漠，甚至使别人难以思议，他说：“人民的作家就是要为人民着想，如果你做出了成绩，人民给你荣誉，你可以要，但万万不可为追逐个人名利向人民伸手……”按照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和贡献，理所当然地评为一级作家的职称，而他坚决拒绝了，他真诚而谦虚地说：“甭说同全国的大作家比，同咱们天津的孙犁、梁斌比，我不如人家，你们评上我一级，我心里不安生。”在某些人想方设法追逐个人名利的今天，杨老的这种思想境界是何等高尚、何等难能可贵，他的心田又是何等美丽啊！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杨老主动地把《白毛女》和《探亲记》的奖金和稿酬近两万元，分别还给了国家和交了党费。
　　
　　多年以来，杨老的住房相当俭朴，在天津一直住在一所工人聚居的普通的旧楼里，屋里的陈设也很简单。市里领导几次到他家，要给他调换一套好房子，作为一位文学成就卓著、年迈多病的“高干”作家，住一套好房子，既符合国家规定，也在人们情理之中，但杨老矢口谢绝，他十分动情而又颇为感慨地说：“我现在的住房，比一般工人、农民好多了，我住在这里，心眼里踏实。”
　　
　　在故乡深入生活中，杨老更是时时处处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1997年7月一个炎炎夏日，杨老肩搭一条擦汗毛巾，头戴一顶麦秸草帽，汗流浃背地爬了两个多小时山路，口渴难忍，正好路过一片西红柿地，他向老乡要了两个西红柿，当他付钱时，不成想身上没有带钱。回到村后，他急忙找到村支书，说明了事情的原委，充满深情地说：“农民辛辛苦苦种点菜很不容易，我白吃人家的，于心不忍啊！”说着将1元钱交给支书，让支书转交给了那位农民。这事在村里传开，都说：老杨没变，还是老八路！
　　
　　杨老在县委挂职，给自己规定了“约法三章”：一是不享受常委待遇；二是小车不坐，送礼不要，私事不办；三是留下请客不到，下乡吃饭按规定付钱。他担任常委至今20余年来，一直一丝不苟地照章办事，从没有过半点含糊。
　　
　　四
　　
　　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从人民群众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是杨润身多年从事文学创作取得成功的根基所在。可以说，自从走上文学这条路，他就一直遵循着党的“二为”方向，坚定而踏实地长期深入到群众火热的生活之中。尤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在故乡平山这块他所热爱所熟悉的土地上，与农民朝夕相处，一起劳动，一起吃住，一起谈天说地，一起品味苦乐。他真心实意地为群众排忧解难，想方设法地帮助群众致富。他熟悉身边的人和事，了解群众的喜怒哀乐和生活的酸甜苦辣。正是如此，他同群众结下了血肉相连、情同手足的深情厚谊，使自己“处处感受到父母之爱，乡亲之情。雨中，送我一把雨伞；雪中，把我拉进暖屋；病中，为我煎好草药；遇险，帮我脱险……”从而，使他获得了不竭的生命活力和不尽的创作源泉。他在总结自己多年创作体验时说：“作家把群众的喜怒哀乐放在心上，是自己的天职和本分，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写出人民的苦与乐，是对自己的安慰，是一种幸福。我如今虽然年已80，今后只要能动，就要到人民中间去。”当谈到创作与生活的关系时，他说：“文学离开生活，离开现实，就失去了生活的根基，文学脱离了人民，人民就会远离文学。”
　　
　　杨润身在故乡深入生活的生动鲜活的切身实践，对他的上述体验和见解，作了最好的诠释。杨润身不是以作家身份而是以人民公仆身份深入生活的。农民发生争水纠纷他跑去帮助，为双方立下“和解书”；青年人自由恋爱受到家长不合理干预，他前往苦口婆心地做通思想工作，成全了美满婚姻；路上遇到突然病倒的农民，他立即将病人送到医院；他乘坐长途汽车，主动给抱孩子的妇女让座。有一次，一伙山民因为争水双方动起了铁锹和锄头，路人畏避不前，他扔下自行车，勇敢地站到人群中间，双手撑住了瞬间即可砸向那人脑袋的锹柄，厉声加以制止，平息了事态，并且圆满解决了争端。去年寒冬腊月，他在县城农贸市场看到一位脸色苍白、眼睛红肿的卖肉的小姑娘，了解到因家境拮据而失学时，他立即找到县教育局，为其免掉了学费，重新回到了学校。1978年冬天，他在东回舍镇蹲点蹲了两个月后，有一天晚上，九庄一个老党员找到他，眼含泪水，向他诉说了时任支书的横行霸道、胡作非为的情况，并且气愤地说：“老杨，大伙让我叫你到九庄去看一看，被枪毙的地主‘疙瘩’又活了！”向来以反映农民苦乐为己任的杨润身，立即奔赴九庄，吃住在老乡家里，倾听农民的诉说和呼声，详细了解、掌握了“土皇帝”违法乱纪、欺压百姓的材料，把农民的忧虑、悲愤、愿望带到县委，终于将活了的“地主”拿掉。而且他以此事为背景，用亲历的体验和独到的感悟，很快写出了长篇小说《九庄奇闻》。有一天，柴庄村的农民看见他，对他说：“一切向钱看的风头儿、势头儿叫人受不了哩！你写本书，编出戏，破一破这种风气儿，挡一挡这势头儿吧！”这就是他的长篇小说《魔鬼的锁链》的创作缘由。在平山县的遍地城乡，流传着把杨润身称为“杨青天”的雅号，农民们把他看成最可亲近、最可信赖、最能为他们办事的“包公”。于是，每天他的住处，经常有前来找他打官司告状的农民，最多的一天竟达30余人，依次挨个儿排成长长的队伍。杨老为此陪上时间，还要管饭，日夜不得消闲，他终于累倒了，可又不肯怠慢告状的农民，县招待所的同志心疼得掉泪了，想了一个法子——强行把他反锁在屋里让他安静地休息，从此，平山县多了一条歇后语：杨润身关禁闭——休息。
　　
　　总结自己创作的收获，杨老深有体会地说：“我的作品大都来自于故乡的生活，来自于对那里生活的真切体验。”“来到家乡人民生活中间，觉得像鸟儿入了林，鱼儿入了水，一棵小草长在沃土上，觉得是世界上一个最自由的人，最愉快的人，最幸福的人，也给了我创作的生机和活力，忘记了老之将至……”正是依靠长期深入生活中获取的丰厚的生活积累和对生活的深刻体验、感悟，使他的创作如日中天，一部部佳作，如山泉滚滚涌流而出。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从花甲之年到髦耋之年的20年间，杨老掀起了一个新的创作高潮，获得了空前的创作的丰收。从“文革”前的电影《白毛女》、《探亲记》、《心连心》、《姜喜喜》，到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风雨柿子岭》、《九庄奇闻》、《魔鬼的锁链》、《天堂里的凡人》、《仙女峰的迷雾》等7部长篇小说，两部散文集，达200多万字。
　　
　　五
　　
　　最近，杨老以80岁高龄的病弱之躯，完成了又一部长达25万字的反腐败题材的长篇，令人们大为惊讶，引发由衷的钦佩和赞叹！
　　
　　熟悉杨老的人都知道，他年已八旬，常年多种疾病缠身，精力明显不支，自理生活都感到“艰难”，有时到厨房去拿自己想吃的食物，都力不从心，疏于行动。若是写作，同样异常“艰难”，常常是趴在桌子上，写一会儿，歇一会儿，一天写不下一二百字……
　　
　　那么，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位老作家，在自己的垂暮之年，像春蚕吐丝一样，以超人的毅力和顽强的精神，不遗余力地进行写作呢？似乎从他在长篇小说《天堂里的凡人》的类似前言的《心系乡情》中，可以找到答案：“岁月无情，转眼步入‘阎王不请自己到’的年龄。精力日下，不可挽回，失落、孤独、冷漠、淡忘不请而至，然思乡之情却不微不弱。”“几十年来，走遍故乡这片用鲜血染红的土地，每一个村庄都成了我可爱的故乡，处处让我感受到父母之爱，乡亲之情……如同暖人的炭火，眩目的星星，伴我冬去春来，乡亲们坚强、勤朴、无私、善良的心灵之花，不时地在我心里开放，促使我不得不拿起笔来……”对于今天“艰难的写作”，他深有感慨地说：“现在身体很不好，写作很困难，但是来到故乡人民中间，就很快乐，很幸福，把自己的病痛、生命、烦恼，一切都抛到了一边。所以，今后只要身子能行动，就要到人民中间去走一走，看一看，坐一坐，体验人民的苦乐，并且尽力用笔写出来。”由此我想到了毛泽东同志的那句名言：“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而杨老毕生的文学历程和取得的文学成就，正是体现了他的以“普通一兵”的身份，长期深入到群众生活之中，同群众血肉相连、心心相印的精神，正是反映了他的几十年如一日，全身心地为人民而写作，锲而不舍、奋斗不息的精神……杨老的这种精神，在11年前的革命圣地西柏坡，就受到江泽民总书记的赞誉：“你一直在平山深入生活，没有忘记家乡和人民这很好，作家就是要扎根在人民生活的土壤上，才能写出好作品。”
　　
　　我同杨老分手时，恰遇一株株昂然挺立的松树，上面覆盖着片片白雪，在金色的阳光辉映下，显得格外苍郁葱翠，透露着盎然的勃勃生机。我同杨老站在松树下合影留念。此时，联想着他今日壮心不已、孜孜以求、深入生活、埋头苦写的精神，心中一种难言的崇敬油然泛起，荡起阵阵感情的涟漪。让我们衷心祝愿杨润身同志像眼前的松树一样青春不老，不断创造出文学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