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导演张永新。

《八千里路云和月》剧照。

　　【文/青年报记者 陈宏  图/受访者提供】

　　拍完《觉醒年代》后，导演张永新看了很多剧本，但都没有让他特别心动的，直到《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剧本通过总制片人穆小勇送到他手里。“用岳飞《满江红》的名句做剧名，一下子就吸引了我，它自带着一种跨越山河的厚重与悲壮。”他告诉记者，自己认真读了剧本，不断被感动，“像剧本中后部，张汝贤老太爷（主角张云魁的父亲）的重场戏，看得我泪流不止。”

　　于是有了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4月在央视八套和爱奇艺同步播出后，其“战火与炊烟”双线叙事结构之精妙，中秋月和染血棉等意象之深刻，新四军军装臂章演变细节之考究，乃至演员在片场与荧屏前的观众泪点同频共振之真挚，都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初遇剧本：从云端传奇到泥土呼吸

　　2021年，张永新导演精心打磨多年的《觉醒年代》播出后，火爆全国。他没有急着接拍新作品，而是开始潜心发掘好剧本。

　　与此同时，吴楠、卞智弘、田雨联合创作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已等待多年。它一度投拍，却无疾而终。有人觉得“适合拍个抗战爽剧”，但三位编剧不甘。终于，上海定时文化的穆小勇看见了它，“喜欢，从此念念不忘”。

　　两条轨道就此交会。在穆小勇的牵线下，张永新读到了剧本，并于2023年春天决定接拍。

　　“因为个人的创作兴趣和成长经历，我一直渴望能够拍一部不一样的抗战剧，能用平民视角去看那段大历史。”张永新是山东人，从小听家中老人讲述抗战的故事，“这个本子天然就是这个视角，对当下的观众来说，这也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视角。”

　　吸引他的首先是剧名《八千里路云和月》。这句国人熟知的岳飞名句，既隐喻着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的颠沛流离，也寄托着国人对家国团圆的深切期盼。“这个剧名太准确了。它带给我太多的联想，无论是物理意义上的迁徙，还是时间意义上的坚守，都精准契合了我们想讲述的故事内核。”内容更让他欣喜，“我看到了作品的深度，也能够想象它的广度，我希望自己能够呈现它的温度。”

　　但被观众誉为“历史正剧标杆”的张永新，并未照单全收编剧的思路，“我有对它的大赞赏，也有对它的不满足。”张永新说。

　　“不满足”缘于故事过于传奇。这部作品早期一度更名为《厨子和将军》，还被一些人视作“爽剧”。“我跟编剧老师沟通时说，能不能让传奇性的故事少一些，让从地里‘长’出来的故事多一些？”他不想塑造过于传奇的英雄，而是想真实展现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本能与坚守，以及他们的恐惧、挣扎、觉醒与牺牲。

　　《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历史大背景，是淞沪会战的爆发。为了让故事更具真实感，张永新特意邀请专家担任历史民俗顾问。一场跨越上海的史实考据之旅就此展开。“比如物价问题，一块肥皂多少钱？多少法币能兑换一块银元？这些细节还存在着时间维度的变量。比如日本占领时的‘大道市政府’（记者注：日军1937年在上海扶持的傀儡政权），和后来的汪伪政权，物价是不一样的。”张永新说。

　　上海社会的民俗风情要考据，军事细节更是不容丝毫差池。“新四军的军装臂章，在皖南事变之前是一种样式，此后我党重建新四军军部，臂章又是自主设计的新样式。”他说，这种细微的变化可能一般观众不会观察得这么仔细，但是“懂得军史、懂得历史的人一眼就能看到”，“假如一个臂章存在失误，观众就会对团队的执行能力产生质疑。质疑一旦扩散，就会否定你所有的创作。”

　　双线叙事：硝烟落入灶披间

　　《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叙事极有特色，用双线叙事的结构，让“战火与炊烟”互为镜像，又用双重倒叙的方式，像手拿放大镜慢慢逼近我们要观察的主体。

　　虽然为求“从地里长出来”而舍弃了很多戏剧性内容，但它巧妙的戏剧架构未曾有丝毫的动摇。并行的双线，一边是旅长张云魁带领士兵在前线浴血奋战，直面枪林弹雨、生死考验；一边是丁玉娇、孟万福等普通人在后方挣扎求生，在柴米油盐中坚守底线、传递希望。

　　“战场与炊烟，看似是两个极端，但在那个年代，它们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当我们把战场拉到人间烟火中，那么硝烟就和炊烟裹挟在一起了。所谓的安全区有没有硝烟？我觉得它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不弱于战场上的残酷。”他举了丁玉娇、孟万福、张汝贤等角色的例子：“宁静之下的狰狞，貌似平静背后的波谲云诡，反而更把一个人逼到绝境——你的尊严、人格、国格，你的价值观，何去何从？你是跪着，还是站着？”

　　这种结构带来的碰撞，具有天然的戏剧性。“我们去挖掘和开发它，就是为了寻找我们民族精神最好的抓手。”张永新说。

　　此外，这部剧还采用了双重倒叙——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丁玉娇写信给孩子，倒叙至1944年张云魁与孟万福在苏中战场的重逢，再倒叙至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前两人戏剧性的相识。

　　为什么这么处理？

　　“这个故事的主体叙事从淞沪会战开始，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用这种方法，从新中国的建立回到1944年，就像一个套层结构。”张永新说，这样用“放大镜”慢慢靠近主体观察，可以把“今人的视角”一点一点地拉到作品所要建构的历史场域中。

　　《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视觉美学，被观众评价为“把最惨烈的东西拍出最悲壮的诗意”。洁白的棉花上溅落猩红的鲜血，战壕的积水中战士用家乡小调唱歌，防空洞里有孩子、有抱着灵牌的老人、有结婚的新人，空中还有一轮中秋的月亮……

　　中秋的明月是串联全剧的象征性符号。全剧用了9轮中秋明月，来隐喻战火中的聚散离合，寄托对团圆的期盼。“这些意象的选择，来自我们的文化传统。”他说，就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从来就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环境展现。

　　至于那场视觉对比强烈的“棉花地里的博弈”，同样不只是简单的视觉效果，而是有着深刻的寓意。张永新说：“长三角地区是我们富产棉花的地方，有多少棉农靠着种棉花养家糊口？棉花是最朴素、最基础的经济作物。可它沾染上的是鲜血——谁的血？是我们抵抗外侮的鲜血。淞沪会战，恰恰发生在中国最富庶的这个地区。当我们把这些视觉元素吸纳进作品时，我相信中国人能够感受到它背后的意义，理解白与红为什么会形成这种视觉上的对撞。”

　　观众共情：真诚才是唯一的道路

　　“天下好戏，唯真不破。”张永新说，这个“真”有两层，既指细节真实，也指情感真诚，“真诚是我们的工作态度，真实是我们的创作标准。二者缺一不可。”

　　《八千里路云和月》开播后，不少观众因为共情泪流不止。剧中，厨子孟万福到张家报丧这场戏，就是催泪情节之一。万茜饰演的丁玉娇得知噩耗，心中掀起惊涛骇浪，这时候她听说公公张汝贤回来了，又怕伤着老人家，反而要强行克制住自己——事实上，公公和儿媳妇都已获悉张云魁牺牲的噩耗，却都想自己担着，不愿让它再伤害家人。

　　拍这场戏时，张永新在监视器前泪流满面。“我们这场戏的四位演员，奉献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戏。”他说，大家都担心这场戏拍得“扭捏作态”，于是“倒逼我们演员在驾驭这场戏时，拿出了100%的真情实感”。最终，这场大戏拍出了悲痛、隐忍，透出了中国人传统的“大爱与大美”。万茜曾发文，当初在高原上看到这场戏，“边看边哭边吸氧”。

　　这种真情流露的瞬间，在片场屡屡击中张永新。“其实我觉得，最好不要被别人看到自己的哭相，我多少还有点社恐，”他说自己没办法，因为爱之深，便观之切，“当你理解到那个层面，讲着讲着，那一幕幕历史画面就在心头萦绕，讲着讲着，就会泣不成声。”

　　故事是虚构的，但素材不是。“这部剧里所表现出的人的七情六欲，遵循一个原则——‘活人说人话，活人干人事’。没有什么高台教化，发自肺腑的声音是最真实的，也是最有力量的。”

　　剧中白家宅棉花地那场重场戏里，张云魁跟抓来的壮丁有一次谈话：“每个人的台词都是经过细心推敲的，那几个愿意留在军队里和鬼子厮杀的人，并不是无缘无故的英勇。每个人都背负着自己的家仇。这些虚构的事，其实全部都是资料背后血淋淋的历史。我们只是借演员的嘴把它讲出来。包括孟万福想远离战争，因为他尚未亲历苦难。在那一刻，他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就代表了当时一部分人的真实想法。所以他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点一点向前，甚至会有反复。这才是一个普通人的正常逻辑——如果你把它做假了，做空了，观众是不会相信的。”

　　“塑造角色，要贴着地皮走”，这是张永新对演员的要求。这成就了角色的人物弧光，最终也成就了这部剧的真实质感和底色。

　　追问根脉：我们从何处汲取力量

　　《八千里路云和月》播出后，有观众说它像《觉醒年代》一样，是一部能够留给时间检验的历史剧。张永新很欣慰，他最希望观众从中获得的精神力量，是两个词——居安思危和慎终追远。

　　“居安思危是什么？当我们生活在和平中，不要忘了来时路。”他说，“为什么我们在居安的时候要思那个危？因为如果你掉以轻心，‘危’它可能就会迅速来到你面前。”

　　而慎终追远，则关乎民族力量的源泉。“我们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我们从来不主动挑衅，从来不践踏别国的尊严。可回望历史不难发现，爱好和平并不能够天然地让你远离战争的蹂躏，反而变成了列强入侵的修罗场。这个时候我们该如何寻找汲取力量的源泉？”

　　这也是他拍这部戏的初衷：“我们不能忘记那段铁与血的历史，不能忘记先辈用生命换来的和平。”

　　然而，传递这份精神力量，他并未完全依赖传统的战争场面。有人觉得这部剧并非典型的战争片，因为它有一个极其鲜明的特点——大量传统文化符号贯穿全剧。剧中，毕彦君饰演的张汝贤是清末中过举人的文人，他具备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节和担当，多次提及颜真卿以及他著名的《祭侄文稿》；随着剧情推进，屈原的形象也会反复出现。张汝贤把屈原投汨罗江的故事讲给年少不懂事的张云魁听，后者听得号啕大哭；后来又讲给孟万福听，孟万福从开始的排斥到最后体认、奔赴，“他们帮助角色完成了心灵成长的过程”。

　　“战场不仅仅是硝烟背后的搏杀。”张永新觉得，通过张汝贤这个角色完成文明薪火的传递与赓续，相当重要，“因为这些文化符号所代表和凝聚的，恰恰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明之根，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原点。”

　　他并不担心年轻的观众看不懂。一些观众批评憎恶悬浮作品的同时，又表现出“拒绝厚重，希望轻松放空”的态度。张永新认为这并不矛盾，“但是这两者要放在特殊的规定情境下考量——什么可以放空，什么可以轻松？我以为，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我们没有权利在抗日战争这段历史中寻找放空。”他说自己相信年轻观众，“他们更敏锐，他们对这段历史的认知与思考是更理性的。我们作为创作者，更加要打起百倍的精神来完成创作，要经得起检验。”

　　从《觉醒年代》到《八千里路云和月》，张永新的作品总带着浓重的家国情怀，有观众期待他能完成一个“家国情怀三部曲”。他笑称自己还没想过几部曲：“我们这个民族力量的源泉究竟来自哪里？把这个命题用故事的形式呈现出来，让今天的观众朋友看见，有所思、有所想，这便是我们这个作品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