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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青年报记者 唐骋华】

　　张曦的短篇小说集《只是朱颜改》薄薄一本，好读，而且别致。

　　在当代文坛，如此集中、明确地书写从异乡来沪、在都市中立足的女性群体，实属少见。它不同于王安忆《长恨歌》里老上海的精致苍凉，不同于金宇澄《繁花》中的市井世相，也不同于张怡微对新村旧里的深耕。张曦的写作提供了另一种视角——“新上海人”写“新上海人”。在近年来关于上海的书写中，这无疑是一道辨识度极高的风景。

　　不过，若将历史的纵深拉得再大一些，便能发现，张曦的写作非但不显特殊，反而恰恰接续了某种文脉传统。

　　一百多年前的上海，本来就遍地都是这样的作家。晚清谴责小说家李伯元和吴趼人，一个是江苏人，一个是广东人，他们来上海办报纸、写小说，用一支笔描摹旧社会光怪陆离的景象。鸳鸯蝴蝶派的包天笑、徐枕亚，新感觉派的施蛰存、刘呐鸥，也都是从外地来到上海，被这座城市的霓虹声色所震撼，然后用文字倾泻下自己对现代都市的好奇与眩晕。当代上海，亦不乏这样的书写。来自山东的姬中宪在上海生活二十多年，把这里视作“故事的原乡”；嘉兴人王占黑成名于上海，入选上海青年文艺家培养计划。

　　上海还是中国第一个大量涌现女性作家的城市。张爱玲自不待言，从湖南走来的丁玲，在上海发表《莎菲女士的日记》，一举成名；来自浙江的苏青，在上海写下《结婚十年》。她们用丰富的语言，留下了各自的“上海故事”。

　　从这个角度说，张曦的《只是朱颜改》是一代新上海女性的心灵存档，为上海百年文脉添上了温柔而有力的一页。

　　“上海，聚会开始，却没有离散的时候。”诗人阿多尼斯为上海写下这样的诗句。时代在变，容颜在变，境遇在变，但女性直面生活的力量、文字对真实的坚守、城市对奋斗者的善意、异乡人在此落地生根的渴望，从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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