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仓

每次和《花城》主编朱燕玲说话，我都非常纠结，主要为了怎么称呼她。我是自卑的人，是有自知之明的人，也还算是懂点礼节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和我有交往的人，很少会被我直呼大名，就连自己的老婆，我也要叫范老师。为此，燕玲不止一次批评我，不让我叫她朱主编，也不让我叫她燕玲老师，让我直接叫她名字。改口称“燕玲”还是今年春天的事情，而事实是我和燕玲认识已经整整十年了。2010年上海召开世博会，有一位朋友打电话，说广州那边的燕玲来上海参观，让我帮忙关照一下。我那时候还纯粹是写诗的，而且已经停止写作七八年，对文坛的人事一无所知，也从来没有看过《花城》。所以，我和燕玲的认识不具有文学性，是简单的社会意义上的来往，没有文人墨客之间的那种雅致，比如喝酒呀，吃饭呀。我的印象中，那次她来上海，我好像没有请她吃过饭喝过酒，更没有聊过任何有关文学的话题。

2011年春节，我把父亲从深山老林接到上海过春节，其中发生了许多令人好笑又令人心酸的事情，比如父亲不会用电梯，不敢脱衣服洗澡，不明白自来水是怎么爬上高楼的。我就把发生的故事写了下来，当时只是为了写而写，没有想过发表。有一次，无意中和诗人白某某提起了有关父亲的文章，他很感兴趣，拿过去一看，非常惊讶，也非常感动，就试探性地推荐给了某杂志。但是很遗憾，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杂志社果然没有通过。我也就把这篇文章放在一边了。

直到2012年，我去离家很近的普陀区图书馆，这才注意到了《花城》，才看到了燕玲的名字，才知道她的身份是副主编，同时还看到了一个栏目“家族记忆”，是大家们写自己家族兴衰的。我很喜欢这个栏目，就又想起了自己的文章，于是将文章起名为《父亲进城》，打印了一份寄了过去。我好像没有寄给燕玲，直接寄往的是编辑部，不过，当时不太自信是肯定的，也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接下来的事情，你说运气也罢，说缘分也罢，都对，也都不对，因为运气本质上是一种气场，这气场都是每个人自己营造和修行来的。《父亲进城》幸运地落到了燕玲的手中，她看完以后，并没有及时联系我，大概过了半年吧，她仅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很平淡地告诉我，稿子已经通过了终审。那时候《花城》的终审是主编田瑛。说来非常惭愧，我和田瑛主编见面，还是去年在湖南汨罗的一次诗歌活动中，而且在餐厅匆匆地打了个照面活动就结束了，直到前几天才想办法添加了他的微信，只为认认真真地说一句“谢谢”。其实，这是作者与编辑之间最为美好的关系，看上去不联系，似乎从未谋面，但是在文字的江湖里相知相识，彼此之间已经是铭刻在心的了。

2012年冬天，收到《花城》第6期样刊的时候，我惊奇地看到了《父亲进城》，竟然发在中篇小说栏目的头条。寄稿子的时候，并没有标示文体，所以当时有些蒙，真想问问燕玲，但是燕玲反问，你写的不是小说吗？我干脆得了便宜就卖乖地告诉她，当然是小说呀。小说就小说吧，反正读者在乎的，是你写得好不好，绝对不计较你的文体，就像看到一只蝴蝶，只知道它很美很美就行，至于属于什么门什么纲什么目，其实并不重要。

《父亲进城》刊发后，《小说选刊》转了，《新华文摘》转了，《小说月报》转了，至少入选了三四个年度选本，而且很多都排在头条位置，我似乎有了一夜成名的感觉。既然这么多专业刊物、专业人士都认为它是小说，我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燕玲的慧眼和胆识，使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接下来便一口气写下了进城系列，仅仅2013年《小说选刊》就转载了三次，其中两次头条。我这些看似不成熟的文字，被评论家们总结成了我的风格，比如“散文化的笔调”，比如“不像小说那样拿腔拿调”，比如“感人肺腑，催人泪下”，比如“接地气、通人性、感人心”。这一切都是燕玲引起的，真像蝴蝶效应一样，让我糊里糊涂地像模像样地成为了小说家。

我一直在将心比心地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是杂志社的编辑，我遇到了《父亲进城》这样的稿子，我有没有胆量把它定义为小说呢？我会不会把它作为当期杂志的重头推出呢？我想来想去，我恐怕没有办法像燕玲这些编辑家们一样，不仅需要审美眼光把它挑出来，还要有魄力把它命名为小说，如果稍有犹疑、少一些包容心，这样的作品就会被埋没，再也见不到天光了。

陈仓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