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久辛

准确地说，那是1990年3月25日凌晨3点45分的转瞬之际。在魏公村军艺的宿舍里，我写完了长诗《狂雪》的最后一行的最后一个字儿。此刻，又是一个转瞬之际，我发现《狂雪》创作与发表，已过了30年啦！时间荏苒，白驹过隙。在这个时间跨度里，《狂雪》不断被再版被诵读。尤其后来，一是被中央电视台拍摄制作成诗歌电视反复播放，二是被宝丽集团捐资铸成39米长的紫铜诗碑，捐献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作为展品。回想30年前的那个初春料峭的黎明破晓时分，我放下写了一夜的诗笔，像个大力士——轻轻地放下心中刚刚铸就举起又稳稳地放下的那一方沉重的巨鼎，飞快地翻看了一下开头与结尾，像上下打量了一下棱角分明而又雄壮厚实的大鼎那样，长出了一口大气。

其实，我心里非常清楚，这不是偶然之作。为了写出这样的诗著，我自中学时代就开始准备了。不夸张地说，笨鸟先飞的寓意于我，一直都是日日夜夜、分分秒秒践行着的具体行动。我用心地读遍了古今中外凡能被我搜罗到的所有文学名著，哪怕于任何场所与任何人涉及提及的有关文学、有关诗歌新发现的只言片语，我都会当真并立即去寻找阅读，一如汩汨之涓流——点点滴滴汇入心头。特别是从军入伍、军校毕业、由基层一步步进入军师团直至军区政治部文化部机关并分管负责全军区文学艺术创作工作之时。我是个笨人，但我可以诚实地说，我没有浪费我的青春，我坚定地相信：你所有的努力都终将会成为对你自己的奖赏，也终将会成为你前进的铺路石。我感恩时任兰州军区参谋长的邢世忠，是他从六个候选人名单中选定了我，把我这个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的连队副指导员调进军区司令部宣传处；我感恩时任兰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李月润，是他依据我在《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昆仑》《散文》上发表的诗文，反复向邢参谋长请求商量，把我要到了兰州军区政治部文化部。这两位将军与我非亲非故，当时甚至与我都没有见过面，仅凭我发表的新闻和诗文，就把我调到了我自己作梦都想不到的我最理想的工作岗位，使我之后所做的一切工作，都与文学和艺术有了密切的关系，与军区、全军、全国的作家艺术家们有了交集与交流……也就是说，从那以后，我过去和未来所读过的所有我酷爱的书，几乎每一本每一页的每一行，都与我的工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如果说人的成长有什么捷径的话，那么，我以为能够使自己的职业工作与个人爱好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就是最佳的捷径。所以，我不敢也决不能忘本，没有组织的培养，就没有我的今天。试想，假若我还在野战师里当新闻干事或在基层连队当副指导员，想想看，仅仅一天到晚的具体繁杂的事务，就会把我文学创作的念想，冲个一干二净，又如何能够有时间有精力有机会写出《狂雪》？

1989年7月，幸运之神再次光顾了我，我以优异成绩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创作系。在无可名状的孤独中，我一遍遍地聆听贝多芬的《命运》、柴可夫斯基的《悲怆》、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我一次次被大师们最初的动机所发展创化出的汪洋恣肆的境界所淹没，甚至看到了巴比松画派的画家们创造出的无尽的森林和森林之上那星月的毫光……恰好在此时，军艺靳希光教授的“中国革命史”讲到了南京大屠杀，我已在几年前就读过了作家徐志耕先生的长篇报告文学《南京大屠杀》，而靳教授一下子提醒并激活了我阅读的记忆和想象——《命运》交响曲最初的“邦 邦 邦”又一次奏鸣在我的心头。是啊，为此，我已经准备了那么多年的情感与想象，不就是为着这一次的慷慨赴死、英勇献身的创作吗？

那天，就是1990年3月24日中午，我对同室的同学曹慧民、赵琪、徐贵祥说：“帮我打两个馒头，中午我不去饭堂吃饭了。”我坐在写字桌前一动不动，凝然的表情我自己都能感受到严肃得有点过分。我一次次地告诫自己“不能激动”“绝对绝对不能激动”“一定要冷冽到极处”“一定要平静，要静到泥土深处”“要比泥土还要安静，要安静到死，要成为死魂灵”“对。死魂灵”“就写死魂灵”“把死了的魂灵写活过来”“把死魂灵复活，让它们魂舞灵舞于九天之上”“写到蒸腾蒸腾再蒸腾”……把死魂灵写活，如何写？写到飞天写出魂舞写出大地向天的蒸腾，如何写出这一切的蒸腾蒸腾再蒸腾？我的思绪乱飞，漫天狂舞。我决心要实现：在艺术的辩证中寻求一种陌生的张力；在审美的创造中寻找一种物象相反的意象组合，以实现不动声色的感染力；在语言平实的省思中寻找一种华丽的表达；在修辞的白热化的返璞归真中实现复合性修辞的极限穿越，以乞获得一种新的修辞格，或可对汉语的语言发育实现一个诱发性撞击；在意境的创化中直抵生命之核并试图以律动的韵味达到生命极限的再现；在律动的生命中寻求语言对血液的进入并涌流至一个个生命的周身，使语体完成创造意象的复活；在色彩中沉迷并将沉迷再造出来；在旋律中清醒并将每一个音符都灌入旋律从而使诗的末梢儿的最后一甩，在焦煳的气味中再现焚尸的缕缕令人窒息的烟雾并在模糊中实现对生命的一个个还原；在还原的尸身发现集束手榴弹和大口径密集炮弹的森林正在倾泄而千万的呼救声像交响音乐会正在上演人类悲喜交织的一瞬瞬精彩的呼呼啦啦的场面……我在一张洁白的纸上写下了无数这样的律条，像二十二条军规，也像我们的《纪律条令》和《内务条令》，心绪难平，又情思纷飞。我当时的心里，就是这样一个信念：要把这么多年的准备，一次性地全部倾泄出来，看看到底能不能实现一次独一无二的审美创造，而不是一次出离了自我的表达，而且必须是艺术对历史的再深入与再复活，以实现艺术的真实对人心的一次感染与洗礼。嗯，是这个意思，但是，从哪儿入笔呢？

我知道，一个人大约有五公斤左右的血液量，泼到地上，那就是一片鲜红而不是彩霞。那么，如果是一百个人的血液呢？一千一万十万二十万三十万人的血液呢？老祖宗早已经把成语造出来了，那是一个海—— 血海。而当血海渗入大地的泥土之后呢？那又该怎样表达呢？所以，这个词儿的后面，即血海之后，就是深仇啊！我发现，几乎我们所能体验到的感受，我们的祖先都有所体验与感受，并且都有精准凝练的表达—— “血海深仇”之后，连着的就是“血沃中华”啊！而后面的这个成语写出来，似乎没有那么可怕，甚至还有点美丽的感觉。是吗？并不可怕吗？还有点儿美吗？想想看，侵华日军在南京屠杀了我们30万同胞，那血海流注于大地，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当时，我就在想，这渗入泥土的血液，会不会哪一天被我们破土动工建设高楼大厦时挖到？那整整一座南京城的地下，会不会有一层厚厚的红色的土层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身首异处，早已不知去向，而他们的血却因了中华大地的泥土而淤积长存于泥土深处，并且以其本色长存于地下。然而，那30万人被杀的一个个的疼痛在哪里呢？那是每个人巨大无比的疼痛，一共30多万个！当时间过去，一切都没有发生吗？当生命消失，什么都看不见了吗？我不相信。那疼痛一定长留在我们生活着的天地人间！但是，它们会以何种形式长存在何种地方呢？物质不灭，尸骨可以化为泥土，血液能够流注地下，然而，那30多万人被杀的疼痛会迸射到哪里呢？会撞上我的、你的、他（她）的心吗？如果撞上了会在他（她）的、你的、我的心里嚎叫或呜咽吗？他们巨大到无边无际的疼痛，会撕裂我们的心使我们再次感受到那惨绝人寰的非人所能忍受的疼痛吗？！我必须用我的诗句，把这弥天之痛写出来。而且，必须现在就写，马上就写。一刻、一分、一秒，也不能耽误。但是，从哪儿开始呢？第一个字和第一个词儿，该从浩如烟海的字典词源中精挑细选出哪一个呢？想到那一片汪洋大海般流入大地的血，灵魂与肉体中的血，在地下把泥土浸透染红的血，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大地泥土，我命令自己：冷到冰点以下，用不带一丁点儿的温度写，写下了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

我知道，那庞大的屠杀场景我根本无法写就。所以，我以王国维先生的教诲为圭臬，发挥诗的优长，以写境与造境的方式，从恐怖的境界向大屠杀的一个个瞬间转换，写出的句子便有了湿润的气息和凝练的张力和力度。“野兽四处冲锋 八面横扫/像雾一样到处弥漫”“那硝烟 起先/是呛得人不住地咳嗽 而后/是温热的黏稠的液体向你喷来/开始没有味道过一刻/便有苍蝇嗡嗡/伴着嗡嗡 那股腥腥的味道/便将你拽入血海 你游吧/我游到今天仍未游出/那入骨的铭心的往事……”像在写电影闪回的分镜头，又似在回放电影的慢镜头，用心地将一个个杀人的恐怖瞬间拉长、放大、推近，以使诗的读者能够更多地观察与感受到“被杀的种种疼痛”。大面积的闪回与拉长放大推近，使诗的意境像潮水漫过辽阔无边的海岸线一样，替我将自己和读者淹没。但是，我始终都是冷静而又清醒的，我知道，这种提着心捺着心忍着心的冷静的书写，对自己是一种残酷的伤害，尤其是作为一个中国军人，想到还有十万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军人被如此屠杀，作为人、中国人、中国军人，我不想获得的羞耻，竟然又加了三倍的羞耻涌上心头。深重的耻辱感推动着冷酷无情的诗句，使我开始蒸腾，诗也进入了反省和叩问。关于国家，关于人民，关于战争与和平，诗在强大的内驱力中开始追问历史、追问责任和担当，而升华就是在一种忍着血海深仇又怀着无尽的大爱去爱包括屠杀过我的同胞的日本国民在内的所有人类。这就是中国人，就是中华民族，就是你我他（她），就是我们的灵魂……

这是一个遭受了三倍耻辱而依然把全人类视为兄弟姐妹的中国军人在30年前以诗的方式发出的心声——人类共同命运的旋律，一直都在中国人的心头回荡，而这首发于身心灵魂而飞舞飘荡于30多万冤魂中的诗篇，又一次向世界昭告了中华民族酷爱和平的崇高无比的精神境界。我最后写下的三行诗句是“我如大梦初醒/灵魂飞出一道彩虹/而后写出这首诗歌”。终于，我——完成了这一次痛苦无比的精神书写。我没有料到，这么快，这首五百行的以自己“被杀”的方式写就的诗篇，已经通过《人民文学》的发表，面世整整30年了！于今想来，仿佛就在今天的黎明前，我心依然激奋不宁，仍然执笔在手，写着世界给予我的种种感受。我为自己仍然具有丰沛的良知能够继续感知积累体验到的善恶与美好而格外淡定从容与自信幸福。是的，即使你写出了不朽的诗篇，那也根本算不得什么，个人很渺小，而人类的和平，才是真正伟大的事业，它构成了我们永恒的追求，一分一秒都没有停歇。为此，在《狂雪》创作发表30年后的今天，我愿再次获得慷慨赴死的英勇献身般的创作灵感和激情，书写新的篇章——至死方休。

（王久辛，首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获得者，先后出版诗集《狂雪》《狂雪2集》《致大海》《香魂金灿灿》《初恋杜鹃》《对天地之心的耳语》等8部，散文集《绝世之鼎》《冷冷的鼻息》，随笔集《他们的光》。曾任《西北军事文学》副主编、《中国武警》主编，大校军衔。）

王久辛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