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民

我清楚地记得在2000年的春天，那是我跟随於可训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一年的下学期，我交上了寒假期间写的一篇文学批评文章，恳请於师教正。说来惭愧，我硕士期间就读的是文艺学专业，沉迷于西方文论的学习与研读之中，未曾尝试过文学批评。怀着忐忑的心情，我等待着於老师的“判决”。我知道，於老师是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我的这篇作业肯定入不了他的法眼。但是，我想知道的是，文学批评应该怎么写。二十年前，人们普遍认为，有了文艺学专业的底子，再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应该是一件比较轻松的事情。但是，说句实话，那一篇文学批评首作，着实让我吃了不少苦头。坐在於老师家里，我内心波澜起伏，无所适从。正当忐忑不安之际，我听到於老师轻轻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好的文学批评就像两个知己之间的轻松对话。”这是“对话”和文学批评首次在我脑海之中建立起联系。一晃二十年过去了，於师这句话所包含的关于文学批评的性质和功能的灼见，我一直铭记在心。

其实，中国和西方都有非常悠久的对话批评的历史。在中国，《论语》就可以看作一部对话批评的典范作品。而西方苏格拉底的对话被看作西方哲学的重要源头。西方思想界的对话批评传统一直绵延不绝，巴赫金、托多洛夫等，甚至建构了比较成系统的对话美学。由于中国文学更多地承担着教化功能，文学批评以教诲、引导为基本底色，所以，对话批评渐渐淡出历史。改革开放以来受到外来文学批评范式的影响，对话批评，尤其是作家访谈，渐趋火热。

然而，对话批评毕竟不占主流，占主流的是学院批评。20世纪90年代初期学院批评崛起之时，曾被批评界寄予厚望。然而，当初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学院批评会发展到令人失望的地步。种种病象，学界讨论很多了，我不想赘述。学院批评今天面临这种窘境，和它日益沦为学术性的自说自话的现状密不可分，以致今天的文学批评失去了体人察己的温度。或者生硬地演绎既有文学理论观点，或者与文学史研究勾肩搭背，以求获得合理性，模糊了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边界。如此这般折腾，文学批评最终陷入作家不爱、读者不喜的困窘境地。文学批评为何这般面目狰狞？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批评家只顾孤芳自赏，眼中没有作品，心中没有读者。从根本上讲，文学批评的种种病象的原因，可归结为文学批评丧失了对话性。所以，我以为重新建立文学批评的对话性，是拯救文学批评的良途之一。

当然，实现文学批评的对话性的途径可以多种多样，对话批评算是其中比较常用的方法。近二十年来，我在对话批评的道路上有过持续的探索。恩师於可训先生自2002年开始主持《小说评论》的“小说家档案”专辑，在此期间我曾访谈过王安忆、苏童、叶兆言、刘醒龙、陈应松等作家，和他们的对话是这本对话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刘醒龙先生的邀约，我曾主持过《芳草》杂志《中国60后作家访谈》栏目。《中国60后作家访谈》历时七年之久，总计有34篇。应恩师於可训先生、蔡家园先生的邀约，我还于《长江文艺评论》主持《新锐批评家访谈》，先后邀约了五位青年批评家对谈。几年前，我在《芳草》杂志上发表的部分访谈话集出版了，本次把《芳草》杂志刊载剩余的访谈，连同《小说评论》《长江文艺评论》刊载的一起结集出版，算是对对话批评工作的一个总结。在此，我对各位刊物主编、编辑辛勤的劳动表示诚挚的感谢，也非常感谢各位受访的作家和批评家，是他们的精彩答问，让我在对话批评这条路上坚持走了这么多年。

庚子之疫，是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人和自然的关系再次成为人类发展道路上最为重要的课题。自文艺复兴以来，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主体，自然是可以被改造的客体等等观点，已经成为人类潜意识深处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但是，人和自然之间不平等的关系也让人类吃尽了苦头，此次庚子之疫就是明证。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应该是人类走出人和自然之间紧张关系的不二法门。同样，文学批评也要遵循平等的对话原则，让批评家和作家、读者和文学，在平等对话的前提下，心灵相通，美美与共。

（《对话批评：诗·史·思之维》自序，周新民著，2020年12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周新民，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二级）、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等工作。有著作五种、论文近两百篇问世。兼任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武汉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务。）

周新民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