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可训 曾楚风

曾楚风：写完十篇乡村教师传记后，你起意写乡人百事传，发表时去掉了“百事”二字，如今已经结集为《乡野传奇集》。我看了开篇《看相细爹传》后还是问了老问题，写实和虚构，各占多少呢？你说细爹这个人是真的，要你学做扒手也是真的，他夫人左手进右手出也是真的，他当扒手的事和细节，都是你虚构的，遇见看相先生是你虚构的，晚年住猪屋是真的。大关节真的多，过程和细节虚构的多，虚构的也有生活依据，也是真实的。你的这个专栏是个散文栏目，一定要写实。你作为学者写作，会想清楚为什么写、写什么、怎么写吗？

於可训：你提的这个问题，是一个所有的文学写作者不能不面对，又很难说得清的问题。说不能不面对，是所有的文学写作，甚至包括所有的写作活动，都存在一个真实和虚构的问题。写作从根本上说，是为了表情达意，但中国人很早就知道写作活动的一个终极悖论：言不尽意，不论你怎么说怎么写，都无法尽善尽美地表达你要表达的意思。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在言、意之间引进了一个第三者：象，“立象以尽意”，即通过一些具体可感的事物，把不尽的意思包蕴其中，让你去感受、体会和想象。后来的“意境”“意象”理论，都是从这儿出来的。既然你要把你的真情实感（真实的），寄托于一个包容丰富的具体事物（不确定的）之中，又允许读者去感受、体会和想象（见仁见智），这就为真实的表达，开了一个虚构的方便法门。写作的虚构，也因此获得了它的合法性。正因为如此，所有的写作活动，不论你多么强调它的真实性，都逃不脱同时也不能不存在虚构成分的宿命。

这当然是很抽象的理论，具体到一些写作活动中，是很难说得清楚的。说不清楚，不是实际上难以区分，而是观念上束缚太多。比如，谈到历史写作，从前我们都认为，史书上写的一定是真实的，历史就是史书上写的那个样子。后来受了外来历史观的影响，说我们知道的历史，不过是文本的历史，是被人书写的历史。又比如你说到的散文，有谁说过散文一定是写实的呢？散文如果都是写实的，那记事散文的两个小兄弟——抒情的散文和说理的散文，又情何以堪？说散文是写实的，在中国，主要是受了史传散文的影响，又混淆了“立诚”和“写实”的区别，把内在的“立诚”和外在的“写实”混为一谈。事实上，不但中国古代有很多非写实的散文，而且散文在中国古代本来是指所有散体的文字，与讲究排比对仗的诗体的文字（“排偶之体”）相对。这种散体的文字，就包括虚构的小说和戏曲在内。想想这些问题，就可能把散文写作从写实中解放出来。

说到这个专栏文章的写作，我倒没有去刻意设计。不过，最近一个时期，我比较关注中国的写作传统，对一些作家，如张承志、韩少功等主张文学写作回到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的原始的“书”，或“大散文”“杂文学”的状态，很感兴趣。也对一些作家取用中国古代文体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试验，乐观其成。这些，对这个专栏文章的写作，都可能产生过影响。所以，很难说我的这个专栏文章，是散文还是小说，抑或散文、小说都不是，只是用文字记下来的一些东西，或如中国人说惯了的文章而已。文字是散体的，内容真实的、虚构的都有，貌似写实，但也不排斥抒情和议论。我不敢说我在做什么文体试验，我只觉得这样写起来自由。自从西方文体分类学传到中国以后，写作的条条框框太多，难免作茧自缚。我都这把年纪了，写作是一种享受，不想太苦了自己。我很感谢你们用我的书房为这个栏目命名，把这个栏目的名字叫作“临街楼”，而不特别标明是散文还是小说，让读者看了，知道有个老头在楼里面写东西就行，不必管他写什么、怎么写，有兴趣就

在写乡村教师传记系列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这些人作为个体，在历史上也许没有留下什么重大建树，对今天的人们来说，也可能无足轻重，但他们所经历的，或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对今天的人们认识历史，了解那个时代的生活和那一代人的生存状态，却有很重要的价值。但问题是，他们所经历的，或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那些有价值的事情，在我的记忆中，不一定是一个完整的生活事件，也不一定是一些有价值的历史场景，而是一些散乱的生活细节或残留的人生碎片。如果把这些在不同的人身上发生的、散乱的生活细节和残留的人生碎片，用虚构的方式集中到“一个人”身上，那么“这个人”就是那个时代、那段历史、那代人的一扇窗口，透过这个窗口，我们就可以大致窥见那个时代、那段历史、那一代人的影像。这个想法看起来像以前的作家塑造典型人物，其实不是，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最终是要造就具有独特个性的“这一个”，我的目的是要把它变成一个万花筒，或一架望远镜。我要的不是这个万花筒、这架望远镜，多么独特，多么与众不同，而是通过它能看到什么，能看多远。我制造的这个万花筒、这架望远镜，从前也许真的就有，或与曾经有过的类似，但透过它们，你看到的，却是那个时代真实的人生和真实的历史。简言之，我是用我的记忆中的一些散乱的生活细节和残留的人生碎片，拼凑成一个个未必不真实的人物，让他们带着你去看他们存在过的那个时代的历史和人生。我写乡村教师传记和乡人传系列，都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无论是人是事，都亦实亦虚，很难说是写实的散文或虚构的小说。

曾楚风：看了第一篇后，我对你说，希望后面写的人物有趣一些。你说后面的人物都带点传奇性，中国文学就讲传奇，无奇不传，不传不奇。你说，从1958年以后，老中国乡村就接近尾声，你喜欢写的主要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及之前的残留，你觉得那更接近传统乡村。你记录那个乡村，有哪些东西特别吸引你，记录的目的是什么呢？疫情之后，你的想法有没有变化呢？

於可训：我不是真正的农家子弟，但我从小在农村长大，我会干所有的农活，也像湖区的孩子一样，是捕鱼的好手。我的农村生活经历，主要停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严格说来，是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这一段时间，这也许是我侧重写这个时期残留的农村印象的一点资本。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发现，我所经历的这个时期的农村是传统的乡村和“现代”的乡村一个历史的分水岭。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农村，掺进了越来越多人为的因素，破坏了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农耕社会的格局，古老的乡风民俗，也随之为一种渗透了很强的政治意识的新观念和新风俗所代替。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是，与此同时，也容易唤起我们的一种怀旧情绪。当这种怀旧情绪不仅仅停留在留恋旧物、发思古之幽情的层面，而是同时也指向这种进步的历史中某些割断传统、违拗人情，甚至是有悖人性的极端倾向的时候，描写这些旧物，就显示出了一种独特的意味。我在写作中，把关注的重点和正面描写的对象，放在这个时期的乡村社会，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写这个时期的乡村教师，写这个时期的普通乡民，突出的是他们的自然纯真、朴实善良。在他们身上，也有愚昧和迷信，迂阔和荒唐，他们因此也遭受欺诈愚弄，历尽艰难困窘，但那一点自然纯真、朴实善良的种子还在。这点种子是在漫长的农耕社会，由自然的经济形态孕育而成的。我努力搜寻我记忆的残留，我要用我的写作保存这些种子的胚胎，让它们在我们身后长出嫩芽，以便我们在向新的生活目标迈进的路上，时时有所回顾。这个创作的初衷，我至今没有改变。疫情过后，鉴于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的许多违拗自然的负面效应，我的这个想法不但没有变化，而且更加坚定。我甚至有一个更大的写作《世情书》的计划，打算用这种写法，更加全面系统地反映那个年代的面貌。

用传奇的写法，主要是为了好看。但这种传奇，不是英雄传奇，也不是历史传奇，而是普通人的人生传奇或生活传奇。这些传奇，放在那个年代，也许不足为奇，但在今人看来，却不可思议，甚或“拍案惊奇”。我把这些传奇的碎片，像马赛克一样镶嵌在一些人物身上，让他们也披上传奇的外衣。这些人多半都有原型，只是经过我的改造，已不是原来的样子，说白了只是一些木模泥胎，与真人无关，无须对号入座。

用这种写法，我受过唐人传奇的启发。鲁迅说唐人传奇是中国人最早有意识地写的小说，这种小说自然跟外国的小说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有两点，一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二是像写散文那样写，不刻意讲究后人认定的小说章法。这样的写法，我觉得很自由，所以我写的时候，也就不管虚实真假，合不合章法。我想把小说当散文写，或把散文写成小说，让散文和小说都回到文章这个古老的家族。

曾楚风：印象里是去年，我看到你的退休感言。你在武汉大学工作了四十年，完整地经历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全神贯注地观察着这四十年中国文学发展进程，特别是湖北文学的发展进程。你评论过的当代湖北作家及其作品在本省的学者中大概是最多的，会不会是最好说话的那一个？我感觉你评论不太挑人，好作家、好作品你评论，有一些明显水平不高的作家和作品你也评，而且不太说激烈的批评的话。我不知道这是性格还是理念决定的？

於可训：我开始走上文学评论道路，是大学毕业后的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主要关注的是身边的作家，也就是湖北武汉的作家，尤其是这期间比较活跃的中青年作家。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方便，就地取材，后来渐渐地有一种意识，觉得这样便于了解作家，也熟悉作品所写的生活，比评论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外地作家作品，更便于贯彻知人论世的原则。这样做，当然有它的局限，就是不容易造成影响，有好心的朋友甚至劝我放弃这种做法，去跟踪那些当红的作家作品。无奈我这个人做事只凭兴趣爱好，不太顾及影响不影响，所以尽管外面不断有批评新秀崛起，我却依旧乐此不疲。再往后，我也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文学评论不是助人排名论次，夺冠选美，也不是帮忙打扫店堂，清理垃圾，而是与作者对坐品茗，谈天说地。作家无论大小，写出来的作品，就像泡出来的清茶，名茶固然韵味十足，不是名茶未必就索然无味，相反，较之名茶，还可能别有一番风味。要真正辨别各色茶品的风味，不能因其名贵，就拍案叫绝，也不能因其不名，就弃之不顾，而是要靠细心地品味。拍案叫绝和弃之不顾，都过于简单粗暴，细心品味，却要靠客观精致的分析。我的评论做不到精致的地步，但却注重客观分析。在我眼里，作家不分大小，爱文学便是，作品无论等级，有特点便好。我也不以为评了名家名篇，就是对文学史作了贡献，评了新人新作，就是扶持了新进作家或文学青年。我也不认为文学评论能指导作家创作，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工作。这些都是我个人所持的一些文学批评观念，与好不好说话，挑不挑人，激烈不激烈无关。我希望文学评论回到文学的本位，重建评论家和作家之间觅知音求友声的关系。我知道这样做很难，但作为一种理想，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於可训，湖北黄梅人。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长江文艺评论》主编。著有《於可训文集》10卷，发表文学作品近百万字。）

於可训 曾楚风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