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必松

北京既可以是哲学的，又可以是非哲学的。它既像一部气势恢宏博大的史诗般歌剧，又像人艺演出的具有创新意识的活泼、明快的独幕话剧。它的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有其独特的历史赋能感。

用哲学来阐释北京，是哲学家的要义。

如何用逻辑语言来阐释北京呢？　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的角度，这也可以说是一场巅覆式的“蓝色哲学思维”。整个世界都是可以被哲学和文化所阐释的，不管是伦敦、纽约还是北京，甚至是南极、太空，整个四维性的地理空间都有可能被哲学的逻辑语言所填充、归类、解构和消弥。

从本体论上说，无论是人抑或城市，都是存在（being）与生成（becoming）的统一，也都并非既成之在，而是不断地由旧的存在形态走向新的存在形态，又在某一历史时刻呈现出具体的存在。

“城市如海，在北京湾的大地上，这座城市像地衣一样扩展。一座城市当然是有生命的，它的不断生长的力量，就是它的哲学生命。来自地上不断崛起的建筑，地下不断延伸的地铁，和这座城市里穿梭不停忙碌的人们。”

我们既可以把“中国尊”看成是一个哲学的精神实体，也可以把大兴机场看成是一个哲学的精神实体。在这种思维的空间之下，北京城的朝代更迭都鲜活了起来。三千年的城邑史，八百多年的首都史，也都体现出北京的哲学性，也体现出北京城的功能、状态及其人文的演进史，空间中的时间与时间中的空间的相互映照。邱华栋《北京传》完全可以看成是一部微缩版地理学的哲学史。地理学哲学是地理学与“科学技术哲学”之间的边缘科学。从本体论、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逻辑学以及科学哲学角度，对地理学的科学结构、科学性质、研究目的、意义、研究方法、逻辑体系、地理学涉及的哲学问题，发展进程中各种学派与学术观点，进行系统的研究与评论；从历史的发展中阐发地理学的进取与开拓。

用哲学的思维来阐释哲学的北京，不管是从西周初年的蓟城、燕上都、秦汉广阳郡、唐幽州城、辽南京城、金中都、元大都、明北平府和北京、清京师、民国北平市、新中国首都北京等，北京城市空间格局的演变史在“主章”中被勾勒出来，空间中的时间随物赋形，一目了然，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地理哲学史，也是一座古老城市走向现代的地标建筑史。

人与城市之间的关系，是主体性之间的关系，是两个主体之间生命与生命的互动，在不断的生长融合之中促进各自的发展、丰富和生成，而人与城市作为空间的存在正在共同构成哲学和世界，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此在本质上就具有空间性，与此相应，空间也参与组建世界”。北京同古罗马一样，是有着哲学特质的城市。邱华栋对北京城市空间和建筑空间结构的历史变化的梳理，也是对中国地理学中蕴涵的哲学思想史的简易性梳理，地理学不是机械的拼凑，偶然的堆积，而是有序的，有结构的，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科学体系。地理学从古代的数理地理学和描述地理学为主体的学科，经过演化已发展成具有许多分科的有自己逻辑体系和层次的科学结构。不同学派或观点依据地理研究客体组成元素的层次性或空间尺度的层次性而进行分类。

一般而言，货币化、商品化、时尚化是现代都市景观的基本表征，而物化则是现代都市生活风格的基本表征。毋庸置疑，空间是一种权力结构，正如与五环同心圆结构的北京城市空间相对应的是由高到低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权力结构。“中国尊”也可以作为城市权力结构的一种象征和表达，它既是哲学性的，也是非哲学性的。

邱华栋眼中的北京是驳杂的、新鲜的、包容的。城中的漂泊者、土著、艺术家、小市民和各界人士的万千故事，构成了这座城的无数切面。而他的主角往往是城市文化圈里的外来者和新起者。

30年前的北京，中国尊、大兴机场尚未落成，更不用说时下的环球影城了。中文系毕业的他怀揣着理想从武昌珞珈山来到北京，成了一名新北京人，一如他笔下的人物。

“北京，是我文学的故乡。”

30年后，他站在景山万春亭眺望整座城市的轮廓线，如此说道。

北京，给予了他丰富的写作资源和无限的能量。如今，邱华栋的写作开始从北京出发，从中国出发，走向世界，通过北京的眼光和感觉去观察世界，平视世界，与世界融为一体，讲好中国人的精彩故事。

邱华栋所诠释的，是北京的历史，是当下崭新的北京城，是中国文学与世界的接轨，感知北京这个城市生命体如植物般慢慢的生长，我们也必将和这座城市一起成长。

邱华栋《北京传》的叙述视角非常独特，剑走偏锋、迥回取胜。先从“中国尊”作为引文，展开翩翩联想，史料、实物、遗址、专家论证等互为印证，从历史的深处穿越，从未来的畅想中憧憬着。特别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用司马迁《史记》内容以及著名历史学泰斗侯仁之先生的论述，使其文本的历史文献价值进一步凸现出来，似乎感受到从历史的深处破空而来的独特声音。充满了浪漫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瑰丽想象，是对历史的一种诗意的文化打捞和拯救。

前人认为周武王分封燕国之前，当地就早已有个自然生长起来叫作燕的地方势力的存在，是正确的，至于燕的得名，迄今仍无定论，它始建的年代，也就更难考订了。（一一摘选自侯仁之《说燕》）

董家林村的西周燕都遗址，是一座被时间的容器封闭了三千年的处所。从那里，我们可以听到永定河破空而来的呼啸。永定河才是一条真正哺育生命、繁衍生息的母亲河啊！　北京的园林、郊野皇家宫苑，无不和永定河的水源有着密切关系。

邱华栋有意识地效仿英国作家彼得·阿克罗伊德的《伦敦传》，摈弃了从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角度写城市传记的做法，而尝试从城市建筑文化的角度，以非虚构文学的新手法、新题材给北京这座伟大的城市立传，准确地说，是通过古往今来的一个个标志性的建筑来讲述北京故事，来展现北京城的前世今生。于是，作者以“中国尊”作为北京故事的序章，以“智慧北京”作为北京故事的终章，这中间的十一章既是高度浓缩的北京建筑文化史，也是北京城市人文史，呈现出一个时间空间交织、历史人文荟萃的“北京”，体现出北京这座城的历史性与生成性，这是其北京书写的重心和特色。

邱华栋“努力地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城市文化和记忆”，而这些关于北京的城市文化和记忆又形塑着他们对北京的情感态度和书写立场。

如果我们要讨论人与城市的哲学关系，邱华栋的《北京传》是一个最经典的文本。

如果北京能够给自己选一位传记作家，那一定是邱华栋。

一个政治家在北京可能只看到权力和组织结构秩序，一个金融家在北京可能只看到货币和虚拟货币，一个历史学家在北京可能只关注故宫里的城墙和秦砖汉瓦，一个哲学家关注的是北京这座城市的哲学性。

能够用语言表达的，就是能够用逻辑形式描述出来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　就是整个世界。因为世界的逻辑结构和语言的逻辑结构具有同构性，语言是世界的图式。正因为这样的联结，世界才可以被具有逻辑形式的语言表达出来。

因此，语言的界限其实就是世界的界限。所有能够言说出来的，都是在表达和描述世界本身。

在世界范围内，所有可说的，都是可以通过精确的逻辑形式和命题的真值函项表说清楚。而超过这个界限之外的部分，就不能用逻辑形式表达，或者说，逻辑形式无法达到的领域自然就不可被言说。比如世界存在的意义、人生的意义或者美学、伦理学等问题，都无法用逻辑语言对其精准描述和表达。所以，邱华栋的《北京传》是可以用哲学言说的。

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历史强调的是人类不是一个自然的存在，而是一个历史的存在，是不断自我生成的。这是李泽厚历史本体论的一个基本的观点。北京既可以是老舍笔下市民生活的北京，也可以是侯仁之这样大儒的思想史的北京，它是包罗万象的，既是封闭的，又是敞开的。

如果以一个哲学家的眼光去看北京，这可能有着康德式的奥妙，可以区分为：北京的纯粹理性、北京的纯粹思想和北京的纯粹语言。这并不是耸人听闻，每一个社会阶层和知识阶层对北京的感知是不一样的。

北京，是董家林与永定河的北京、潭柘寺、法源寺、天宁寺与萧太后河的北京、离宫苑囿与燕京八景的北京、郭守敬与马可·波罗的北京、阮安与明长城的北京、恭王府与东交民巷的北京、袁世凯皇帝梦与蔡锷将军与小凤仙爱情的北京、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复杂化的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和老舍的北京、骆驼祥子与文化人、艺术家、北漂们的北京、“粱陈方案”与“国庆十大建筑”的北京、海子以诗歌赊酒与“地下室”里国际倒爷的北京、长安街与北京天际线的北京、城市副中心与北京新机场的北京、数字化的北京和智慧城市的北京。全世界没有任何一座城市像北京这样包罗万象，像北京这样博大深邃、包容和充满着奇迹，也没有像汪峰歌词《北京、北京》所吟唱的：

“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儿死去/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找也在这儿失去。”作为一个曾经北漂的人，这也是我最真实的感受。

你说“逻各斯”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吗？　不存在的。你只能体会到“逻各斯”，而无法用精确的逻辑语言表达它。而当你用语言去讨论“逻各斯是什么”的时候，这时就会出现混乱。

对于北京，每一个人都可以创立一个体系自说自话。诚然，北京是开放的、智慧的、包容的、现代性的、数字化的、世界性的，等等，所有的说法和命名都没有错。比如徐则臣所说的“王城如海”的北京等等。

这正如波兰籍获诺奖女诗人希姆博尔斯卡所说：不可想象的正是可以被想象的。北京是可以进行无限想象的，这种想象没有边界。

在这个蓝色星球之下，唯有北京的哲学性是最丰富而完整的，还有它语言的纯洁性是最有生长力量的，因为它囊括了不同文明形态的交锋、对峙、碰撞，城市建筑结构的演化、融合和发展，只有北京的太阳每天都是新鲜的、崭新的，正好呼应这个伟大的时代，这个城市充满着最年轻的力量和最具智慧的力量，恰如一轮红日在古老的东方喷薄而出。

（长篇小说《北京传》，邱华栋著，2021年12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邱华栋：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著有长篇小说《夜晚的诺言》《白昼的躁动》《正午的供词》《花儿与黎明》《教授的黄昏》《单筒望远镜》《骑飞鱼的人》《贾奈达之城》《时间的囚徒》等十余部。发表中短篇小说两百多篇，出版小说集、电影和建筑评论、散文随笔集、游记、诗集等一百多种单行本。多篇作品被翻译成日文、韩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法文和越南文发表和出版。曾获庄重文文学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上海文学》奖等十多次。本文作者朱必松：系自由学者，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朱必松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