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100人获得改革先锋称号，即将90岁的于漪位列其中，她也是获颁“改革先锋”奖章的100人中唯一的基础教育界代表。回顾自己的教师生涯，于漪感慨地说，改革开放40年峥嵘岁月，自己是亲历者、参与者也是受益者。“教育的根本是育人，作为教师，在撒播知识种子的同时，也要撒播精神的良知，让教育回归本源。”于漪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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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100人获得改革先锋称号，即将90岁的于漪位列其中，她也是获颁“改革先锋”奖章的100人中唯一的基础教育界代表。在基础教育领域耕耘了六十余载，于漪这个名字已经和语文、和教育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她不但获得了学生的一致尊敬，也是教师群体心中的偶像。近2000节的公开课，500多万字的论文专著，回顾自己的教师生涯，于漪感慨地说，改革开放40年峥嵘岁月，自己是亲历者、参与者也是受益者。从1978年被评为我国首批特级教师，到如今近90岁高龄，于漪始终站在教育改革的最前沿，并把语文教学看作是她一生的事业。“教育的根本是育人，作为教师，在撒播知识种子的同时，也要撒播精神的良知，让教育回归本源。”于漪说道。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1977年电视直播课讲《海燕》——“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

出生于1929年的于漪毕业于复旦大学教育系，1959年，当了几年历史老师的于漪改行教语文。十年浩劫期间，和很多老师一样，于漪也受到了冲击，但她始终没有“趴下”，“那时我反而下定决心，一定要搞教育，孩子们的青春是非常可贵的，一定要把他们培养成有健康心理、明辨是非、彰显人性的人！《大学》里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人是要有一颗善良的心的，教育就是要彰显人内心的美德。”

彼时于漪所在的杨浦中学教学秩序还未恢复，原本带1975届学生的于漪被派去做1977届的年级组长。

“当时教学秩序很混乱，全校50多个班没法上课，女老师除了我没有一个不被气哭的。”于漪说，在她看来，学校、教育顶大的事情就是一个心眼为学生，因此，她一方面努力团结老师，另一方面想方设法理顺教学秩序。“学校有个女老师，一生气就哭，一哭就晕倒，我就去买了一包葡萄糖，看她要哭了就立马给她泡水喝。”为了把学生的注意力拉回到学习上来，于漪在全年级组织了“要我学”还是“我要学”的大讨论，并把每个班努力想学习的学生组织起来，每个周末集中半天额外上课，“当时主要是学理论，从《共产党宣言》学起。其实我的目的是既学理论又学文化，我一句一句讲，他们在学理论的过程中就不知不觉学了文化，几年坚持下来，文化就提升了不少。”

在抓秩序的同时，针对学生们成长过程中旺盛的精力，于漪又搞起了课外小组活动，利用周末半天，让学生们参加各种各样的兴趣小组，比如刻图章、画画、舞蹈、话剧、朗诵、船模、航模、无线电、乒乓等等，所有的课外活动都是根据孩子的成长特点开设的，“这个年纪的孩子就是要动，你跟他说不能这样不能那样都没用的，要把他的精力引导到兴趣爱好上。”

于漪的努力没有白费，1977年恢复高考后，她担任年级组长的1977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两个快班的学生100%考取大学，考上复旦大学的就有9人，其中2人考取数学系，一名学生数学考了满分。她领衔的年级组，也获得了粉碎“四人帮”后上海评出的第一个市级先进。而送走1977届学生后，于漪却病倒了，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那几年真的是太累了，既要作为大班主任协调管理各种事务，又要给好几个班上语文课，每天早上6点多到学校，经常晚上9点多才回家。”于漪感慨说。

除了骄人的教学成绩，1977年，于漪还做了一件引发轰动的事——以电视直播的形式讲高尔基的《海燕》。

谈起这次直播课程，于漪记忆犹新。“有一天突然有个人来听课，听完跟我说，‘于老师，我是上海电视台导演，接到上级通知，下个星期你要上一节课，电视直播。’”事情原来是这样的：1977年10月17日，北京要首次直播教师上课，中学一节，小学一节，上海随即也决定中学、小学各直播一堂课，其中中学的课选定于漪来上。教什么呢？课后于漪思考了一下，决定教高尔基的《海燕》。“为什么会选择教这一首散文诗呢？主要是为了一句话——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十年动乱是乌云，但是遮不住我们党的光辉，也遮不住教育的生命力，因为教育是培养人的事业，是长青的。”

于漪的《海燕》直播时，上海万人空巷，很多人挤在黑白9英寸电视机前看完了这堂课。“当时学生们在课上也很活跃，课程确实影响很大。”于漪感慨。

正是由于这些耕耘和努力，1978年，于漪被评为我国首批特级教师之一。“当时上海的中学一共评了8个老师，基本都是市重点学校的，我所在的杨浦中学只是区重点，我觉得我的‘名’和‘实’之间距离很大，所以就下决心从零开始，边干边学，边学边干，努力缩短‘名’和‘实’的距离。”

现时代老师既要有广阔视野更要心中有集体有国家

1978年12月，于漪作为妇女代表团的一员出访日本。这次出访，她看到了中日之间教育上的巨大差距。

“日本非常重视教育，当时NHK电视台每周都有十一二个教育节目。他们的中小学，每个教室都有36英寸的彩色大电视，教学可以非常形象化，比如讲血液循环，心脏打出来的血怎么到动脉再到静脉，直接就能在电视上看到，整个系统非常清晰。”于漪说，除了硬件设施，日本学校在管理上的有序、科学、细致也让她惊讶。比如交通安全，日本的学校，哪些孩子走哪几条路、有几个路口、过什么桥都详细落实。“管得非常细致、详尽，我觉得这就是科学态度，不是只是喊口号，而是实实在在落实到位。”

此外，日本学校注重对学生的锻炼也让于漪印象深刻：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就自己搞卫生；12月份飘雪的早晨，小男孩穿着短裤在操场上锻炼。“这给了我很多启发，人的培养不是在暖房里头，要重视体育锻炼，身体是孩子的本钱。”

尽管看到了这些巨大差距，但于漪却丝毫没有气馁，反而增加了信心：“看到这些差距，更觉得我们自己要争气，一定要赶上去。”

这次出访日本的经历，甚至影响了于漪后来做校长的理念。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小学入学高峰的到来，上海出现学校和师资紧缺，教育主管部门决定将杨浦中学恢复为上海第二师范学校（四年制中专），培养教师人才，于漪担任校长。

对于学校的管理，于漪制定了三个“高度”的指导思想。她认为，办师范学校培养师资首先要有战略高度，因为小学老师从事的是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是没有选择性的，要面向全体学生，要对每个孩子负责，“所以从战略高度来看，我们培养的是孩子，但其实是在为提高国民素质奠基。”其次要有时代高度，学校是为现时代培养老师，必须要有视野，放眼世界，心中要有集体要有国家。第三要站在与发达国家基础教育竞争的高度，“看看谁办得好。”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于漪制定了“一身正气，为人师表”的校训。于漪说，受西方思想影响，当时社会上有一些不太好的风气，比如奇装异服等等，学校里也陆续有学生模仿。为此，她又在全校组织了“当代师范生应该有怎样的形象”的大讨论。“社会上允许的，学校并不一定提倡，学校提倡的一定是主流价值观。在任何社会环境下，一定要营造好学校的小气候。”

经过全校学生大讨论，上海第二师范学校成为上海第一所穿校服的师范学校。“我们的校服很漂亮的，白衬衫、红领带、裙子、黑皮鞋，全是学生讨论出来的。”于漪坦言，当时做这些工作也是很艰难的，有人给她打电话，直言“于老师你怎么这么保守”。但于漪坚持认为，学生在成长过程中一定要有最优秀、最健康、最向上的文化。

在扭转风气的同时，于漪还提倡“一手好字，一口普通话”，并非常重视体育，培养学生的集体观念和精神面貌，力求让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当时第二师范学校的校园占地120多亩，荒地杂草很多，于漪去批发成捆的麦冬回来带领学生在校园种植，整个学校没有一个清洁工，从校园卫生到食堂、宿舍，学校各环节的工作全由学生和老师完成，于漪带头挑粪、拔草、种地，以至于有的学生都不知道她是校长。

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于漪的理念很快显现出了成效。起步时困难重重的第二师范学校很快成为全国先进，还是上海第一个全国中等学校花园单位，学生综合素质强。“师范大学招收师范毕业生100个，我们的毕业生就考取了80个；就业的学生被学校用人单位公认为责任心强、业务全面。现在他们中有不少已经成为特级教师、优秀班主任，还有正高级职称的。”于漪欣慰地说。

中国的教育一定要培养有中国心的现代文明人

不是中文系出身的于漪从事了近60年的语文教学和研究，她提出的“教文育人”和“弘扬人文”两次重要语文教育改革思想，都在教育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至今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对此，于漪认为，她是学教育的，教过历史，后来因为工作需要教了语文，可能站在语文外面看语文更多，不受很多思想的束缚。

“我有几个参照，一是我始终认为育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古今中外谈到教育，聚焦点都是培养人，我觉得育人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非常具体的，培养人着力在培养人的精神。二是育人一定有时代特征，尽管古今中外都讲的是‘人’，但对人的概念、人的内涵是有区别的，真善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有不同的认识的，因此我们今天培养的人一定是要具有现时代的人的特点。中国的教育一定要培养有中国心的现代文明人！”于漪说，这是她对教育的认识。

在大量的语文实践中，碰到很多问题，于漪就去寻根追源。“语文课应该是最感动学生的，但为什么语文课的感染力、辐射力不断下降，甚至学生厌学？这里面有外界的原因，比如功利，不少人认为学外语更好找工作赚钱等。”于漪说，这其中的根源其实要追溯到100多年前。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自此我国开始建立起崭新的学制和独立分设学科的教学体系，“当时对中国文学的定位，关键词就是实用、训练，这实际上影响了100年来我们的语文教学，语文就是实用工具。很多教师和学生对母语意识淡薄，认为学语文就是学工具。”

于漪一直认为，我们的语文教育是母语教育，母语教育不仅仅是学习祖国的语言文字，在理解运用语言文字的同时，还应该把母语的中华优秀文化的种子撒播到学生心中，建设他的精神家园。“语言是人独有的，按照过去的教学大纲，‘语文’是工具性和思想性结合起来，但其实思想性不足以涵盖语文的全部，因为它还有道德、情操、审美、文化。而‘人文’能够全覆盖，因为语言是和思维、情感同时发生的。”于漪认为，语文与其他学科最大的不一样是直接指向人的，“数学研究数字、图形、空间，物理研究物质结构的规律，化学研究化学元素结构等，只有语文是直接指向人的，它跟人的思想、情感、能力、品格、气质联系在一起，我才提出语文的基本特点是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结合。”

在于漪看来，没有人文就没有语言，脱离了人文，语言就变成躯壳，学不好。人文性和工具性是语文的两个面，就像洋葱的皮和肉一样，是分不开的。“但是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语文的形式上下功夫。”于漪认为，剥掉内涵的语言文字是没有生命力的，课也没有魂了，“最最感动孩子的一定是非常精湛的语言文字，装载着深邃思想、卓越智慧、历史风云、世态人情，把这些直接打动孩子的东西剥离，只在语言文字形式上操练，怎么感动学生？语言文字的表现力、生命力的呈现，一定是有它极其丰富的内涵，注入语言文字的生命。”

在于漪的推动下，21世纪的课程标准里已经吸收了这一意见，把“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教学的基本特点”放进了课程标准里。于漪坦言，这一过程中也是受到了很多非议，“过去只提‘双基’（语文知识、语文能力），这次21世纪的课改提出了语文素养，语文素养是立体的、多功能的。而今，提出语文学科核心素养，更是进一步的发展。”

上海基础教育的改革创新一直走在路上

上世纪80年代，教育界还没有一个人系统完整地研究过教师学，于漪把这个课题揽在了心里，完成了两本教师学著作，《现代教师发展丛书》和《现代教师学概论》，教育部把它们作为全国教师教育的培训教材，《现代教师学概论》成为中国第一部研究现代教师学的理论著作。今年，于漪将自己多年来的经历汇编成书，整理成了500万字的《于漪全集》。

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上海教育的发展，于漪认为，与其他各条战线一样，教育领域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改革开放之初，上海的校舍很困难，教育经费也十分紧张，那时城市里的学校很多校舍都是危房旧屋，没有操场；农村里的校舍更是简陋，校门口没有一条像样的大路，教室里都是泥地，一下雨就渗水，乡村学校老师每节课发两支粉笔。”于漪说，在“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指导思想下，各级政府想了各种办法支持教育，一方面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加大教育经费的比例，另一方面也鼓励学校搞三产创收。

教师工资待遇方面，上世纪80年代，一个本科毕业十几年的青年教师每个月的工资只有58.5元，“当时一本《收获》杂志1元钱，老师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58本杂志。”于漪提出要给教师适当的补助，“后来市里开会决定，每个教师每月加10元津贴。我至今都感激不尽，因为在当时每月能增加10元是很不容易的，对教师是很大的鼓励。”

让于漪印象深刻的是，上世纪80年代，上海出现入学高峰，为了满足学生入学需求，市人代会期间，于漪等教育界代表写提案要求增加教育预算，“后来人代会最终决定增加教育预算。为教育改变预算，这是唯一一次。”此后，各个层面的教育预算大幅增加，“这对我们教育硬件的改变是关键性的一次。”

于漪介绍说，接下来上海为教育专门立法，发布《上海义务教育条例》，比全国提前了一年，为全国的义务教育立法做了很好的铺垫。从此上海的义务教育走向法治的轨道，经费有了保障。

“在教育方面，从硬件再到质量的提升，上海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上世纪90年代末第一期课改，上海有了高考自主权，有了自己的教材、课程标准；现在二期课改还在进行。”于漪说，上海一直对育人抓得很紧，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一直思考得很清晰，立场很坚定，1980年代，上海就制定了两纲教育（民族精神纲要和生命教育纲要）。

“上海的教育一直在探索，现在我们又提出优质均衡，这个均衡不是把高的拉下来，而是通过集团化办学等达到‘优质’均衡，上海基础教育的改革创新一直走在路上。”于漪说，现在上海小学师资的状况总体上已经比较好，高中这一段也可以，初中相对比较薄弱，因此上海又推出了加强百所公办初中的“强校工程”，“上海教育一直坚持问题导向，有什么问题就来破解，而破解始终是站在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要先行先试的高度，敢于改革，勇于改革，但是初心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