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打捞日本工匠精神的读物，本书从日本职人历史发展、培养制度、　文化信仰、　技术传承等方面的深刻讲述，到12位现代“匠人”与12种古老而不朽的手工艺的详尽介绍，为读者呈现出一个严格与欢乐同在、传统与现代并存的职人世界。

日本职人文化“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的源头应自江户时代。江户时期的日本职人主要有三大特点。一是“宽永元年（1624），在德川政权日益巩固之际，为营造日光东照宫，集中了全国大量的职人”。权力顶层的需求往往伴随着严苛的质量惩戒机制，全世界的宫廷建设莫不如此，职人无不是提着脑袋使出吃奶的看家本领，精益求精。二是频繁的重建，刺激了社会对职人的旺盛需求。日本房屋普遍采用木质结构，防火能力差，加之日本位于地震多发带，所以受火灾和地震损毁等原因，重建工作对职人有着大量刚性需求，职人从中自然会得到大量锻炼机会。三是职人扎堆产生的聚合效应。当大量职人聚集在一起时，不管是否愿意，竞争必然趋于激烈，倒逼职人技术不断进步乃至顺理成章。

职人从事社会工作的门槛很高，所有职人必须从师傅那里取得“鉴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职人，常常先得师傅“面试”，然后经过长达数年的耳提面命和严格考核。职人之所以能够忍受物质上的低回报，主要是因精神层面得到权力的认可。“鉴札”就像是职人从事社会工作的一张极为特别的“驾驶证”。发放鉴札的要求越严，历经数度寒暑终于“出师”的职人便越有成就感。加之“幕府时代以来，（地方）曾经数度发出无鉴札者不得被雇佣的公告”，这既是对职人的严格要求，同时也寓意权力对职人社会地位的认可，自然会进一步推高职人的成就感。当精神激励远甚于物质激励，“造物为荣”自然蔚然成风，至而化为社会惯性认知。

虽然日本职人精神可上溯至江户时代，但有段时间，日本制造里却难以寻觅职人精神痕迹。二战后，百废待兴的日本急欲振兴工业，无奈产品质量堪忧，一度成了劣质的代名词。令人费解的是，本书对此段历史并未认真挖掘，不知是否因为改变这一现状的不是日本人，而是著名的质量管理大师、来自美国的戴明博士。

就是这个被业界称为美国“弃儿”的戴明博士，其推出的“质量管理十四法”，以及“戴明环”，帮助日本产品质量打了翻身仗。在戴明的带动下，日本企业创造了全面质量控制（TQC）等为国外企业争相学习推广的质量管理新法，涌现了石川馨、田口玄一等一批享誉世界的著名质量管理专家。

职人在日本受欢迎离不开制度推手。一方面他们“仿效德国‘我的明星’制度”，制定了涉及金属、机械、电子、建筑、造园、裁剪等多个方面的国家技能检查测定制度，让职人技艺标准显性化、刚性化；另一方面大力开展评比“日本造物大奖”和“有活力的300家中小企业”活动，既“表彰那些对工作产生重大促进作用的团体或个人的发明”，也奖励那些“秉承了江户时代以来的‘造物’精神的传统企业”。

日本职人“造物为荣”理念，已从江户时代的社会刚需升华到今天的精神信仰，这不是简单的时间积累，而是日本在岁月长河中对职人持之以恒推崇结晶而成的传统文化。从这层意义上讲，塑立工匠精神，只有始终如一，深耕不辍，才能水滴石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