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是一种可进可退的生活智慧

　　【文/青年报记者 唐骋华】

　　在众生之中，与日常生活共生共情。日前，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屏瑾携新作《众生之城：城市文学研究论纲》接受本报专访。她从自身成长经历出发，以“海派”为方法，串联起近代、现代与当代的城市书写，分享了研究城市文学的心得，也回应当下关于“海派何为”、城市文学何去何从的追问。

　　关注日常，书写日常

　　生活周刊：我想从书名谈起，一开始我是被《众生之城》里的“众生”吸引的，觉得和上海的城市气质非常契合。

　　张屏瑾：这个书名来自书中评论张怡微小说的一小节，题目是“怎见他人，如见众生”。我觉得张怡微的小说，一方面展现了城市众生相，另一方面又对众生之苦怀有悲悯之情。对世情人生的观察与悲悯，是城市文学得以发生的重要动力。另一位写现代上海的知名作家张爱玲在20世纪40年代就说过：“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众生之城》这个书名引起了不少反响，每次参加新书分享会，大家都会围绕“众生”展开热烈讨论，看起来每个人都对它引发的情感和生命的思考有共鸣。我们说众生也是众生平等的意思，城市生活就是给每个人都提供机会，我的书里写到了左翼文学、现实主义文学，在大众、群众的意义上观照城市空间的构成。还有一点，当下的城市治理注重生态的整体建设，城市的软实力，居住舒适指数，对各种生命形态、生命阶段的友好指数，都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众生在这个意义上等同于人文关怀、生命思考。

　　生活周刊：关注芸芸众生，这给人感觉作家和他所书写的对象是平等的，两者是共生关系。这似乎也是海派文学的特点。但这似乎与“五四”启蒙文学还不太一样？

　　张屏瑾：这个观察很准确。“五四”式的启蒙文学站位比较高，作家有一种对大众进行文化教育、知识普及的姿态。但海派文学从诞生之初就是低到尘埃里，和众生打成一片，跟众生共情。他们没有像启蒙文学的那种抽离姿态。张爱玲说她自己：“胸口仿佛别着小市民的红绸布条。”我觉得喜欢写市民、写城市的作家，从当年的鸳鸯蝴蝶派开始，多多少少都带着这种共生共情的状态。举一个例子，我认识好几个擅长写城市日常生活的作家，都做得一手好菜，是“螺蛳壳里做道场”这种生活态度的最佳实践者。

　　生活周刊：这种状态使海派文学表现出什么特点？

　　张屏瑾：我们追溯上海城市文学的源头，总会回到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它是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最早大量出现日常书写的作品。书里描写的生活细节、空间景观、家具器物等都是现代生活的组成部分；男女之间的情感模式也脱离了狭邪小说的本义，变得更“近真”，即贴近现代情感甚至是家庭生活。近年来，这种日常叙事作为城市文学最重要的手法，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上海，而是为更多的作家所掌握，使得我们有可能从海派文学出发梳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日常叙事传统。

　　生活周刊：不过作家太关注日常生活也会招来批评，比如“迎合市民趣味”“格调不高”。这也是对城市文学比较普遍的批评。您作为研究者怎么看？

　　张屏瑾：其实更多的批评来自商业化和符号化，我在书里称之为“夸示性写作”。简单地说就是炫富——在文字里植入大量物质符号。这种写作在现代主义文学里可以展现一种颓废的情绪，在现实主义文学里则是为批判做准备，比如茅盾的小说里也有雪铁龙汽车、霓虹灯等。但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确实出现过一种仅仅为了制造景观和消费文化的气氛而大量铺陈物质符号的写法。它也涉及日常生活，但更多地是指向一种“成功人士”的生活想象，而不是市民生活。市民生活从来不是这么虚幻的、夸耀的，而恰恰是实打实的，充满烟火气的。反过来说，经过三十年的城市化建设后，中国社会真正的阶层状态，比如说对主流的中间阶层的文学形象的塑造又是缺失的，我在书里提出了这个问题。

　　摩登上海，一幅复杂图景

　　生活周刊：您书里谈到鲁迅对海派的批评，那么鲁迅是怎样看待海派的？

　　张屏瑾：鲁迅对海派的态度其实非常微妙。在20世纪30年代的“京海之争”里，鲁迅写文章既批评海派，也批评京派。有学生问我：鲁迅各打五十大板，那他到底会选择哪一个呢？我说如果一定要选的话，就看他自己待在哪儿。显然，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都待在上海，可以称之为一种“身体性的选择”。人的这种身体性选择，和他的观点、话语之间会形成张力。比如鲁迅说，我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工作上，这是在表达自己很勤奋，而且不喜欢和那些“洋做派”的人为伍，但并不是说鲁迅就不去咖啡馆。左联就是在公啡咖啡馆成立的。

　　生活周刊：这种张力在左翼文学里也有表现。茅盾的《子夜》，开篇对“十里洋场”极其细致的描写，似乎带点欣赏的意味。您在书里分析蒋光慈的小说，他对城市景观的描写也给人这种印象。

　　张屏瑾：我在写博士论文时就研究过这个问题。我认为左翼作家的思想观念、心理状态跟城市空间紧密绑定，两者的互动关系错综复杂。近代上海华洋杂处，有租界和华界，城市景观是分层的。一个人今天在租界行走，明天就在华界；这一刻在工厂，下一刻就到棚户区。由此展开的是一张非常复杂的地图，会产生非常复杂的体验。这对作家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生活周刊：这也是市民生活的多元性。

　　张屏瑾：市民生活一方面追求现世安稳、讲究生活质量，看起来带有保守性，但另一方面又孕育各种各样的创造力，新思潮、新时尚的诞生都和市民生活息息相关。事实上，中国现代的进步思潮、左翼文化绝大部分是在上海发生的。在我看来，市民阶层从来不是一味地追求安稳，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活态、创新的一面，在激进与保守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

　　把海派作为方法

　　生活周刊：古典文学其实也书写日常生活，但与现代文学的视角和方法似乎是不一样的。哪怕是宋诗对日常生活的描写那样细致，我们仍然能一眼看出它不同于现代文学。

　　张屏瑾：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谈论的城市，是现代性意义上的城市。对城市的理解和把握与古代城市完全不同。现代作家对待城市景观的观看方式，也和古代士大夫对待山水风景的观看方式存在本质区别。古代士大夫和山水风景是融合的，有一种“天人合一”的关系，他们身处其中，是有家园感的。城市景观则完全走到了人的对面，成为被观看甚至被凝视的对象，这会让人觉得陌生和疏离，带来“震惊感”或者“战栗”。100多年前的中国现代作家很多是从乡村来到上海的，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在情感和心理上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震惊，这本身又成为城市文学起源的一部分，其实也成为乡土文学、乡愁记忆的动机。20世纪80年代，这种“进城”体验又发生了一次，在很多作家笔下都有体现。

　　生活周刊：这是不是说，随着大规模城市化，海派经验不再局限于上海？

　　张屏瑾：是的，我其实是把海派作为观察城市的一种方法。因为上海是率先步入城市化的中国城市，它的历史成为观察城市文学、城市经验特别重要的窗口。如今的中国，现代化、理性化的生活方式和理念已经普及，很多城市的发展状态和曾经的上海有相似之处，人们的生活方式、相处模式、伦理观和审美都在趋同。我称之为“普遍的海派化”，也就是说，海派经验并非上海所独有。很多历史上出现过的事情，比如小市民心理的产生、小镇青年在大城市的生存状态，这些都在最早的城市文学里出现过、被讨论过。

　　生活周刊：经验一旦普遍化，海派的独特性又在哪里呢？

　　张屏瑾：这是一个好问题。对我来说，关注海派文学、城市文学更多的是源于自身的成长经历。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生于斯长于斯，上海已经融入我的成长记忆和生命体验之中。所以我对这座城市的各种“来龙去脉”天然地熟悉和关注。但是我并不纠结于上海是不是很独特，并且会一直独特下去。因为我的研究是从整个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出发，思考它对于国家、世界和个体的意义。在这个宏大的视野面前，上海的独特性没有那么重要。但上海又确实是重要的。它是中国城市发展的发动机和样板，是现代城市的实验场，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哪怕在普遍的城市化发展的趋势下，它依然具有独特性。

　　比如说，海派除了我前面讲到的一些特点，对于个体来说，其实还含有一种生命哲学的意味——可以概括为“可进可退”。我举一个文学上的例子。王安忆的《长恨歌》大家都很熟悉，主角王琦瑶是选美小姐出身，曾经抛头露面，站在大众视野里，但她又很擅长把自己藏起来。在漫长的一生中，她多次出现在众人的目光里，也多次隐退。隐退不等于消失，她还在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到了一定的时候她又从弄堂里走出来，成了“老法师”。从这里能看出海派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多少保护了个体生活。于是大家觉得“上海人对什么都不太当真，唯独要保护好自己的小日子”，这可能是你前面讲的容易受批评的方面，但它何尝没有积极意义呢——特别是对于今天这个过于注重优绩主义、工具主义甚至丛林主义的时代来说，维持体面的个人生活不容易！

　　文学的生命力源于变化和创新

　　生活周刊：您也十分关注年轻作家，就书写城市这个层面来讲，90后、00后和前几代作家相比，有什么变化？

　　张屏瑾：年轻作家和前几代作家确实存在很大不同，他们出生并在城市长大，城市经验是原生经验，就像过去的乡土经验之于中国作家，是与生俱来的。他们所有的感觉系统和感觉结构都建立在城市空间之上，这让他们的城市书写更具代入感，也更能捕捉到当代城市的细微变化。

　　此外，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大城市与小城市、城市与小镇、城市与乡村不是隔绝的，信息流让这些空间相互交融、你中有我。大家打开手机，都刷小红书、抖音，既能看到城市景观，也能看到乡村故事，这些景象是并置的，也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人们的认知和感受。所以小镇青年的故事和大城市并非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必然存在一种潜在的对话。90后、00后作家的作品里既有小镇的乡愁，又有城市的焦虑；既面对传统，又思考现代。这种多元视角其实和前面说的，从海派起源的城市文化的包容性、求新求变的特性是相通的。

　　生活周刊：这又回到了您前面说的，海派是一种方法。

　　张屏瑾：是的，城市文学不再是类型概念，而是一种观察方法、一种研究视野。我们当下面对的是全新的城乡关系，用这些视角去解读小镇青年的城市书写，是可行的。海派的核心是对生活的尊重、对多元的包容、对变化的适应，只要作品中蕴含这些特质，无论作家来自哪里，都能和海派精神产生共鸣，也都能被纳入更广阔的城市文学研究范畴。

　　生活周刊：互联网改变了很多东西，包括城市文学，您会感到焦虑吗？

　　张屏瑾：我并不焦虑，这可能和我研究城市文学有关。城市文学从源头上说就是一种创新的文学形态。近代上海有发达的印刷技术，催生了报纸、杂志等新媒介，新媒介造就了文学、电影的早期传播，这和当下的媒介变革是相似的。当时也有人抗拒，看戏的不理解为什么要看电影，读线装书的不理解为什么要读报纸——这种失落感和不适应，和我们今天面对短剧的心态是一样的。但时代的变革往往会催生新的创造力，至于它以什么形式出现，无法预测。可以确定的是，人类社会的一些固有问题，仍然会被人们表达，而早就处理过这些问题的经典作品，将成为我们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