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袭人生!多动症中学生代表上海参加国际青少年科创大赛
2019-02-19 青年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范彦萍/文、图

他们都来自“小A”家庭。在认识同是多动症孩子的妈妈孟莉莉前,林文兴差点因为教育理念不合与妻子分道扬镳,眼看着患有ADHD症的女儿已经在家休学了两年,他的情绪接近崩溃,以为“孩子的一生就要毁了”。就是这样一名100分的卷子经常考个位数的12岁孩子雅雅(昵称),在遇到了11岁的凯文(昵称)和他的妈妈后,人生迎来了逆袭。这两天,上海各大学校迎来了开学季,2月20日,雅雅将和普通孩子一样,回到课堂。

从去年七月开始,雅雅和凯文结伴组建了ADHD自我改善课题组,在过关斩将从众多上海青少年科研项目中脱颖而出后,2019年2月 27-3月4日,两人将代表中国上海参加于西班牙举行的国际青少年科创比赛,并为来自全球各地的孩子带去富有浓浓中国风的福字书法。

100分的卷子能考8分,让父母头疼不已

“范老师,我来啦!”昨天下午(2月18日),穿着短袖的雅雅脱下雨衣,侃侃而谈。在记者面前,她谈吐自如,很难想象她是一名患有中度ADHD症的孩子。雅雅透露说,早在自己读小学一年级时,班主任就发现她的行为不受控制,注意力非常分散,有时不高兴了还会躺在地上。后来爸爸带她去检查确诊ADHD症。读到小学三年级时,她不得不休学了两年,爸妈借来关系好的高年级小朋友的教材,亲自为她开小灶。有一个学期她还读了私塾。

一旁的爸爸林文兴补充介绍说,之所以选择让女儿退学,是因为学校认为女儿的行为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学生,在课堂上女儿总是坐不住,身体晃来晃去。经新华医院诊断后确诊,雅雅患有书写障碍,缺乏自控力,有时候会爬到桌上躺着甚至站在桌子上。有一次还坐到五楼的窗台栏杆上,把老师吓坏了。雅雅参加普通考试,几乎所有的分数都可以考个位数。有时候知情的老师会给予雅雅翻倍的时间考试,雅雅才勉强能考到及格。即便后来到了寄宿制的私塾,老师对这类特殊的学生也束手无策。

“为了女儿的事,我和太太差点为此闹离婚。我们家是典型的虎妈猫爸,有时候女儿不做作业,太太就要念打字决。在孩子的教育理念上我们发生了巨大的分歧。”林文兴告诉记者。

去年7月的时候,在一次家长课堂上孟莉莉结识了雅雅的爸爸林文兴。林文兴长叹了一口气,吐露了自己的女儿两年不得不离开学校的事,这让孟莉莉颇为惊讶。同为天涯沦落人,林文兴也在交谈中了解到,和像他一样遭受痛苦的家长不在少数。

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在我国被称为多动症,是儿童期常见的一类神经发育障碍。表现为与年龄和发育水平不相称的注意力不集中和注意时间短暂、活动过度和冲动,常伴有学习困难、品行障碍和适应不良、读写障碍、抽动障碍、对立违抗、语言障碍等共患病。国内外调查发现该病患病率3%~7%,男女比为4~9:1。部分患儿成年后仍有症状,明显影响患者学业、身心健康以及成年后的家庭生活和社交能力。而在中国学龄儿童和青少年ADHD患病率为4.3%~5.8%。2017年上海有中小学生119.7万人,按此比率计算,上海目前有5.1~6.9万ADHD患儿。

“小A家庭”遇伯乐,各位大咖来相助

凯文是上海青少年科学社的高级会员,接受过科学素养培养。彼时,他打算参加西班牙巴塞罗那第20届国际青少年科研比赛,希望为自己的课题研究找一个搭档。课题的主题非常有意思,就是拿和自己一样的儿童“开刀”,做ADHD的长效研究。从雅雅答应的那一刻起,她的人生被点亮了。

两人把自己作为研究项目,还召集了12个患有ADHD症的孩子作为“研究员”共同参与进来,试图通过自我研究,提升对自己的了解。孟莉莉曾组建了一个ADHD家庭互助总群,里面有278个“小A”家庭的成员,他们也成为被调查对象。

其实一开始,面对这一课题,两人都无从下手。雅雅回忆说,有一次,她和爸爸、凯文和凯文妈妈在肯德基里激烈地讨论研究方向,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要查哪些资料,开题报告如何写。“我和凯文回家后,通过百度学术等各自查阅了很多资料,在查文献的过程中了解了很多关于ADHD的信息,然后我们每次碰头的时候会列一个任务清单。”

开题报告拟写好了,11岁的凯文毛遂自荐找到国内权威的ADHD专家、新华医院的张劲松,希望对方能帮助“小小科研员”做课题辅导。张劲松被两人的努力打动了,一字一句地修改开题报告。几易其稿后,起初天马行空的报告变得像模像样起来。

在课题研究过程中,12名青少年“研究员”也发挥了作用,大家分头分发了100多份表格,深度访谈调研对象。

因为初涉数据统计领域,孩子们并不能严谨地做好统计。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凯文和雅雅还牵头开展了一些实验,两人既是参与者又是观察员。对参与其中的ADHD孩子们随时保持观察和沟通,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

有一次,两人委托一位活动承办者设计了一场专为ADHD儿童度身定制的生存挑战比赛。即所有参与者需要靠有限的资金,通过各种方式在上海生存一天,然后看哪组当天赚到的钱最多。凯文介绍说,为了对照ADHD儿童和其他普通儿童不同之处,当时他和雅雅商量后,将参赛者分成三组,分别是纯粹是ADHD儿童的组别、普通儿童组和混合两类儿童的混搭组。实验结果发现,ADHD儿童组的成绩是最好的。但通过观察也发现,该组的孩子在协作过程中与人的冲突也最多。

为了了解运动对ADHD症状的改善关系。两人又在家长的帮助下,先后开展了旱地冰球、游泳等公益运动专场。

幸运的是,除了新华医院的专家外,两人的课题研究还获得了青少年科学社的支持,该社邀请华师大的老师每两周辅导孩子们一起设计研究问卷,学习交叉分析的方法。

凯文介绍说,根据初步的研究,他们发现一些ADHD症状改善较好的家庭都注重运动,尤其是中高强度的运动对“小A”孩子有利。其次,民主的家庭环境也对亲子关系较好。再则,几乎每个ADHD孩子都有专属于自己的天赋,需要去挖掘。

在参加上海地区的科研论文答辩时,当凯文和雅雅解读完了自己的成果。在场的所有专家全部起立鼓掌。这让孟莉莉觉得倍感欣慰,“专家们觉得这次研究很有社会意义。虽然当时有诸多项目,竞争很激烈,但这个ADHD孩子自己研究自己的项目还是脱颖而出。这可能是因为,之前有很多研究是做缺陷研究,但这次两个孩子是做特质研究,尽可能发现ADHD儿童的优点,通过研究试图改善这些孩子的生存环境。”

经过投票,最后上海有两个项目组获批赴西班牙参赛,其中一个是初二学生关于垃圾分类的相关项目,另外一个则是关于ADHD自我改善课题组项目。

越来越多的闪光点被挖掘出来

采访进行到一半的时候,雅雅就溜到了书架旁,自顾自地沉浸在图书中。林文兴骄傲地说,别看女儿的学习成绩不好,注意力不集中,但却有一个很多孩子不具备的优点——爱看书。“我感觉她是选择性注意力不集中,她看书很入迷,有几次,我们一觉醒来,发现她竟然通宵达旦地看书。她的口头表达能力也不错,能用语音识别软件口述小说。”

让林文兴感到安慰的是,去年9月女儿终于复学了。随着女儿越来越多的闪光点被挖掘出来,他和妻子的关系也恢复如初。

“这项研究让ADHD儿童可以自我认识自己的生理特点,学会与人打交道。也让我们家长更了解如何对待孩子们,比如对这类孩子需要做加法,放大他们的闪光点,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强项。很多孩子在课堂里倍受打击,信心被抹杀得一干二净。我们需要让他们的长板发挥到极致。”林文兴举例说,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当了解到运动兴许对ADHD儿童的症状有所改善后,他为女儿找了名拳击教练,安排了场拳击课,课上到一半的时候,女儿提出“我不行了”,会进行自我暗示。在他的鼓励下,女儿终于冲破了阴影。在一次游泳比赛中,没接受过正规游泳训练的女儿意外获得了冠军。“其实,ADHD儿童中有一些是天才,比如游泳健将菲尔普斯就是典型的ADHD患者,爱因斯坦也一度被怀疑患有此症。

因为要参加国际赛事,最近凯文和雅雅在苦练英语。孟莉莉透露说,儿子的英语一直不错,小时候曾获得CCTV希望之星英语幼儿组南京市第一名。临行前,他还写了80张福字书法,打算送给其他外国小朋友作为礼物。

孟莉莉还透露说,关于ADHD儿童的课题还吸引了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党委书记汪晓赞的关注。汪书记组建了一个“ADHD 儿童身心融合干预的探索性研究”课题组,目前已经提交了中国青少年研究会 2019 年度课题研究申请书,课题组成员有新华医院的主任医师张劲松、复旦大学博士后李象千,浦东新区华高小学、金杨中学、华师大的师生等。

凯文兴奋地告诉记者,课题组成员中都是教授、博士后、硕士,唯独出现了一名“格格不入”的仅获得小学学历的他,这让他感到很骄傲。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范彦萍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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