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范彦萍 特约通讯员 吉朋晓/文 民革市委/图

今年5月27日是上海解放70周年纪念日。今天，民革上海市委会举行纪念上海解放70周年座谈会，近两百名民革党员齐聚一堂，共同缅怀前辈贡献。在座谈会上，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业务处(研究室)副处长朱玖琳讲述了宋庆龄在迎接上海解放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曾态度坚决地当面拒绝李宗仁

1948年1月1日民革在香港成立后，民革中央不断密派同志在国统区建立地下组织、沟通联络，对国民党反动派内部进行瓦解分化。到1949年前后，在中共领导下，民革地下组织和党员已在上海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以及工务、邮政、警察、金融等行业广施影响，积聚起坚定的正义力量。上海解放时，宋庆龄、陈铭枢、王葆真、吴艺五、贾亦斌、刘昌义、王之师、郭汝瑰、邓葆光、丁贵堂、赵祖康、陆大公、徐以枋、胡时渊、王裕光、顾毓瑔等民革前辈坚定政治立场，紧跟中国共产党，不屈不折、英勇奋斗，部分先辈甚至为国家和人民献出了生命。

座谈会上，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业务处(研究室)副处长朱玖琳讲述了宋庆龄为迎接上海解放所作的特殊贡献。

1949年5月12日，上海战役打响。朱玖琳的一席话让众人穿越到了70年前的5月19日：那天，宋庆龄妹妹美龄和二弟子良联名从美国来信。他们说：“最近，我们都经常想起你，考虑到目前的局势，我们知道你在中国的生活一定很艰苦，希望你能平安、顺利。”战争期间，宋家人已经陆续离开了祖国大陆，远在美国的他们谁也没有办法拖着宋庆龄离开上海。一方面他们鞭长莫及，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宋庆龄傲骨嶙峋非他人能左右。

朱玖琳介绍说，宋庆龄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支持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民主事业而斗争，她的这一政治立场在当时是公开的。1949年1月，在政局变动，和战彷徨的时候，关于宋庆龄即将出山担任南京政府要职的各种传说充斥上海报刊杂志和街头巷尾，宋庆龄立即予以辟谣。1月22日，李宗仁在南京上台当日便迫不及待地写信给宋庆龄，希望她出面助力他与中共和谈的计划。李宗仁先是派特使甘介侯天天上门求见，逼得重病中的宋庆龄为了打发走他，不得不从病榻上起床去见他，向他说了一些表示同情之类的话。李宗仁继而又派了德高望重的邵力子来沪，敦促宋庆龄晋京“共商国是，斡旋和平。”

同年1月31日，年初三，李宗仁亲自来沪邀约宋庆龄等第三方领袖“赴京为和平努力”，并希望宋庆龄能以个人身份去北平向中共领导人传达李宗仁“谋求和平的诚意”，但是会谈详情却拒绝向报界透露。令他们无法启齿的原因是，先前对甘介侯还留有情面的宋庆龄，这次态度坚决地当面拒绝了李宗仁。据李宗仁随员程思远回忆，宋庆龄当日说：“德邻先生，我曾经明白表示过，在国民党未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以前，我绝不参与这个党的任何工作。不久前，上海有些报纸造谣：说蒋介石下野，宋庆龄要出山了，我立即发表辟谣声明。20多年来，我的立场和态度始终一贯，不容有所变更。”

同在春节期间，宋庆龄收到了由中共地下党冒险从香港送来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邀请她北上参加新政协的联名致电，她回信表示因为患病无法成行，“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的。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23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地完成。”

随着三大战役胜利结束，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在望。上海战役打响后，在临近解放的那些日子里，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国民党行刑队在街上出没，抓到“共匪嫌疑分子”就地处决，很多人突然失踪。黄炎培之子黄竞武到宋庆龄住所去过后被捕，宋庆龄因而警告经常来看望她的杨杏佛之子杨小佛，暂时不要同她来往，以保障他的安全。黄竞武在监狱中被活埋，遗骸直到上海解放后才被发现。

迎接上海解放，救助战灾难民

当时，儿童剧团在暨南大学礼堂演出《兄妹开荒》等晚会节目，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捣乱和破坏。宋庆龄知道后及时采取措施悉心保存力量，指示儿童剧团要立即隐蔽，并在虹口老靶子路(今武进路)找了两间空房，让孩子们住进去。白天孩子们排演节目，轻声练唱《我们的队伍来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解放区歌曲；晚上拉上窗帘，缝制秧歌舞的服装，绘制标语、彩旗，进行迎接上海解放的准备工作。同时，她将3所儿童福利站的“小先生”们的活动和原来教识字班的孩子们唱解放区歌曲、学习扭秧歌等，也改为白天向周围贫苦儿童和难民发放救济物资，晚上聚集到福利站里，秘密制作欢迎解放军的标语、彩带、红花等。

为了迎接上海解放，救助战灾难民，维护社会秩序，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上海的社会公益人士和救济福利宗教团体于1949年4月25日成立了上海市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以下简称“联救会”)，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是联救会的主要成员之一。根据宋庆龄的指示，基金会和3个儿童福利站的多数人员一度成了联救会的主力军，在救助战灾难民、医疗救护、物资储运，及其后大批疏散难民回乡生产等方面，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国福利基金会第一儿童福利站也成为联救会收容儿童的场所，儿童收容站第二站就设在西摩路宋家老宅(今陕西北路369号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住所)。为帮助贫困儿童，中国福利基金会与联救会一起，在贫困儿童聚居的棚户区，又开设了14所儿童福利站。此项救灾工作一直延续到解放初期，将难民送返原籍而告结束。

1949年5月，宋庆龄移居林森中路1803号(今淮海中路1843号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5月25日，解放军首先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在这解放前的最后一晚，上海突然异常安静，没有了前两天激烈的枪炮声，很多人意识到上海即将解放，于是静静地彻夜等待。宋庆龄也在黑暗中等待着。凌晨三点，当先遣部队放松包围的时候，宋庆龄应该是站在新家阳台上看见了途经林森中路的解放军装甲车，她幽默地说：“但愿我能像装甲车一样被允许外出。那样我的胃病也许会治好。”26日，苏州河北岸也获得解放。宋庆龄在当日致王安娜的信中愉快地写道：“感谢上苍，我们现在总算可以自由地呼吸了!”

组织儿童剧团表演队上街欢迎人民解放军

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这天清晨，宋庆龄派了一辆大卡车来到位于横浜桥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剧团本部，把儿童剧团表演队接到了位于安福路的上海影剧界集合点。在地下党文委的领导下，儿童剧团表演队34名少男少女被编入上海文协宣传队第十一队和第十二队。他们走上街头，边游行，边扭秧歌、打莲湘，欢庆上海解放。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福利站的“小先生”们也组织了宣传队，高唱着《我们的队伍来了》奔向街头，欢迎人民解放军。

上海解放次日，5月28日，宋庆龄在寓所迎来了前来向她祝贺的客人。一见到史良，宋庆龄就拉着她的手激动地说：“解放了就好了。国民党的失败，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它敌视人民、反对人民、压迫人民；共产党取得胜利，是必然的，因为它代表人民，爱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赵朴初来时，宋庆龄微笑着把一朵红玫瑰花插在他的西装衣领，用以表示赞美他在解放战争中间同中国福利基金会共同战斗的友谊。

当日，宋庆龄还特意捧着一束红玫瑰来到林森中路988号A中国福利基金会驻所，微笑着给每一位工作人员送了一朵小红花。

5月29日，毛泽东为新华社修改的社论《祝上海解放》发表，同日他发出指示，委托陈毅和邓小平前往宋庆龄寓所表示慰问，并派出警卫部队为她站岗放哨，以保证安全。

6月，毛泽东、周恩来分别亲笔致函宋庆龄，再次向她发出北上的邀请，并特派邓颖超持函来沪，“专诚欢迎先生北上”。在中共中央细致周到的工作下，宋庆龄不仅答应北上参加新政协，最终还答应了加入新政府。

10月1日，已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宋庆龄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在开国大典上，她百感交集，想起了很多牺牲的同志，并为孙中山的努力终于结了美丽的果实而热泪盈眶。

朱玖琳认为，宋庆龄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在艰难困苦的革命岁月中，她长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之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帮助。在极其艰辛危机的非常时期，她坚持留在上海，为迎接上海解放作出了特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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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前，与会人员观看了由民革上海市委会和上海音像资料馆联合制作的资料短片《民革前辈与上海解放》。

今天的座谈会上，原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外孙、民革上海市委会原副主委项斯文，解放前上海最后一任“代市长”赵祖康长子、原上海市政府参事、市经委副总工程师赵国通，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业务处（研究室）副处长朱玖琳，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谢俊美等分别回顾了70年前上海民革前辈的抉择、奋斗与贡献。

在他们的讲述中，宋庆龄在解放前后为国家、人民、上海作出的特殊贡献，陈仪“天外仙人应识我，此身何惜付乘除”的信念和“我死，精神不死”的豪言，赵祖康在重大历史关头所展现出的过人政治定力和智慧，无不令人感佩、怀念。正如谢俊美在发言中总结的，民革前辈不怕牺牲的英勇行为，源于他们对中华民族的热爱、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他们所秉持的孙中山“天下为公”思想。

会上，民革市委原副主委李栋樑以“坚定、坚守、坚持”来回顾上海民革组织发展和各阶段履职作用发挥。民革党员、上海电视台知名主持人金炜代表中青年党员发出心声——以前辈精神为激励，履行好新时期参政党党员的政治使命。

高小玫在讲话中回顾了民革组织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投身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历程，尤其是上海民革地下组织和党员为上海解放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她表示，这场空前深刻的历史变革中有民革前辈的贡献，那些闪亮的名字和崇高的精神，是上海民革人心中永远的骄傲。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范彦萍 特约通讯员 吉朋晓/文 吉朋晓/图

编辑:梁文静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