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交首登逍遥音乐节。受访者供图

时间轴往前推22年。1997年2月，23岁的黄北星坐在大巴内心急如焚——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沈阳，他和乐团被困在了距离沈阳市区十来公里的苏家屯。当晚7点多是上交东北巡演沈阳站的演出，他们结束了大连站之后马不停蹄赶来，因为这场大雪，他们直到晚上9点多才赶到场馆演出，观众们已经等了2个多小时。

2019年8月，26岁的张思远在瑞士漂亮的琉森湖边，仔细地看着琉森音乐节的宣传栏。他很自豪，因为只有国际一线名团才能上这个宣传栏，而他刚入职两年的上海交响乐团（以下简称“上交”），和柏林爱乐乐团、琉森管弦乐团、马勒室内乐团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在一起”。

或者时间轴往前推30年。1989年10月，37岁的宋国强走在东京的街头，感觉一切都很新鲜。这是上交在改革开放之后，首次走出华人圈走出国门去演出，他们跑了东京、大阪、神户等多个日本城市，中日指挥家一起完成了一次文化交流，曲目中有拉赫玛尼诺夫、柏辽兹、斯特拉文斯基等人的作品，也有中国的《梁祝》。

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故事片段，因为上交的职业化和国际化串联在了起来。在接受青年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这三位上交老中青三代演奏员的代表，也因为这些故事，而对今年上交被誉为“中国交响史上最高规格的世界巡演”更有感触——这轮巡演，9月1日刚刚在著名的英国BBC逍遥音乐节画上圆满的句号。

青年报记者　陈宏

“五湖四海的人才都来了”

“90后”张思远是从上海乐队学院考进上交的中提琴演奏员。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他又去读了高负荷的乐队学院，因为“上交太难考了”。

“我们因为还很年轻，需要谦虚一点，但确实上交作为国内TOP水平的平台，只有顶尖的人才能进去，很多出国留学的学生回来，其实也不一定考得上。”他笑说，“外面也会觉得，我们能考进这样一个国际一流的乐团，身价也可能上涨。”

正如张思远所说，上交的演奏员已经如“免检产品”一般，会有一些地方乐团愿意花高薪来挖人。但“远东第一乐团”也并非没有羡慕过别人，“70后”黄北星仍记得，余隆总监刚刚来上交时，带领他们去看他任职的另一家乐团——中国爱乐乐团的排练，“当时我看他们乐团乐手的整体水平、精神面貌，就觉得很震撼。”

如今已是上交大提琴首席的黄北星，最大的感触就是“演奏员的曲目量跟以前相比是天壤之别了”。“我们刚进团的时候，团里其实曲目量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几大交响曲，一年可能也就十几部吧——小乐曲不算哈，大型交响乐大概我说十几个可能都说多了。现在，我们一个星期就会有好多部大型交响乐的体量！”

除了量，曲目的“质”也不太一样，以前交响乐“你拉我也拉，大家曲目都差不多”，但现在的情况是“曲目量很大，然后每个指挥家还都有他们自己喜爱的曲子，我们合作的指挥家很多，他们偏爱的东西又不同，所以这段时间拉的曲目，我自己回头看一看都能觉得震惊。”

在参加北京国际音乐节时，上交曾上演了几部史诗作品，都是两三个小时的重磅作品，包括《古雷之歌》《战争安魂曲》《艾莱克特拉》等，“我可以不客气地说，就是在国外，这些作品也都是不大演的，因为它都属于兴师动众的作品，从专业角度上也是一个很难的高峰。但对现在的上交演奏员来说，演这些大作品就是家常便饭。”

因为演奏员水平高，如今上交能演的大作品多，也吸引了更多优秀人才的到来，“发展到今天，那五湖四海的人才就都来了，更加国际化了。”张思远看到上交和柏林爱乐一同被琉森音乐节官方推荐，这些硬实力，就是基础。

“上海交响乐团已融入世界”

被瑞士琉森、英国逍遥、爱丁堡艺术节、美国拉维尼亚等老牌音乐节认可，是大时代发展到今天的必然，也是上交这些年坚持走职业化、国际化道路的结果。

如今担任乐队队长的宋国强仍然记得，自己作为演奏员1989年去日本、1990年去美国巡演时，还没有这样的舞台，“现在完全是艺术的平台，体现真正实力的这种。那时候水平还没到，日本的几场都是到学校演出，美国的也基本都是进社区、进学校，观众基本都是组织的，只有一场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出，其实也就是租个场子。”

这样的“走出去”，其实是文化交流性质，跟如今经纪公司运作的、在高级别艺术平台上做公开售票的商演，有着本质的区别。完成这样的跃升，是上交几代人的努力。

2000年前后，上交开始积极和国际上的大牌指挥家合作，到余隆2009年正式出任上交音乐总监后，国际一线指挥家成为了上交的常客。“我记得那时候请来迪图瓦啊、祖宾梅塔啊，我们都非常激动，虽然我们是职业音乐家，但这些人相当于是业界的鼻祖啊，不可能不紧张。”黄北星仍然记得当年跟这些超大牌指挥家合作的情景。

经历了最初的紧张后，黄北星遭遇了第二重困惑，“刚来的时候，基本听不懂，就是你听明白了他说的是什么，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不知道该怎么做——大牌指挥的要求有很多点，技术上的精准度，对音乐的理解，都很具体，我们需要一点一点摸索。”

如今的上交，在国际上已经有了这样一个美名：最能适应不同指挥家风格的一流乐团。黄北星也听说过国外媒体和同行类似的评价，“我们不能自己这么说，但别人这么评论，我们也挺开心。”

到了张思远这一代人，已经视这样的交流为常态。“我们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一代，”他谦虚地说，“我也有同学在国内其它乐团，比较下来就能发现我们这个团队的职业化和国际化程度，好像我们上交的演奏员英语都不错，因为平时和国外乐手要交流，也有国外的老师来上课，所以现在无论是日常排练还是出国巡演，交流方面都没有问题。”

当上交融入了世界，商演的邀请自然纷至沓来。上交的演奏员在路上、在商场被认出来，在爱丁堡、在琉森，门票都售罄，也不再让人意外。

“一本手册就能让全团走天下”

有了一流的演奏员，有了一流的平台，有没有衬得上的管理团队？　在这次的世界巡演中，上交交出了又一份答卷。

本次巡演，上交包括乐队和行政团队在内，共有一百几十号人出行，还有庞大的乐器行李需要运输。美国、英国、瑞士、奥地利、荷兰，辗转5国7城，从这个机场到另一个机场，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看似繁杂的事务，跟的行政人员却并不多，演奏员也很放松，全程意外事件几乎没有。“其实一本手册就搞定了，几点上车，几点排练，全在手册上，每个人只要看手册就行了。”张思远说。

但在以往，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黄北星和乐团当年因为沈阳大雪耽搁的时间，放在今天就不太可能发生。“都是提前开会，反复盘行程，留好修整的时间。”宋国强说，“所谓的职业化，是有要求的，经纪公司先提出具体的日程，我们乐队再来一条一条开会商榷。临时突发事件会有，但临时性的，都得在我们规则允许范围之内。”

如今的规则细到什么程度呢？　能飞尽量飞，不会安排超过4个小时的大巴行程；如果发生特殊情况超过了4小时，当天就必须马上安排休息；如果当天到，当天不安排演出。“这些都是职业化的体现，我还记得当年去美国巡演时，很多城市，都是大巴往返，有一次我们演出到半夜12点之后才回到酒店，3点钟又赶紧爬起来坐大巴去赶路，所有人都特别特别累。”宋国强回忆说。

这是一个全团集体配合的工作。演奏员演出结束后，自己把乐器、演出服放进专用箱里就不需要再管，专业运输公司会根据行政部门给出的行程单，运往下一站；行政每到一站会开一个例会，确认有没有细节需要调整，并保证酒店房间钥匙都统一拿好；演奏员有极大的自由，没有“团餐”，自己去吃自己要吃的饭，自己决定要不要玩到很晚，他们需要确保的是自己在发车时间之前上大巴……

宋国强说：“乐队就是一直强调三个意识：合同意识、规章制度意识、各司其职意识。作为职业乐团的成员，你不需要管别人，只需要管好自己。管好自己，就是职业的表现。”

这些小细节，上交做得越来越娴熟，张思远这样新进乐团的年轻人，也因此从不觉得上交跟那些所谓的国际“一线天团”有什么区别。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