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在诗集《变形》首发式上。甘智漪/摄

□甫跃辉

我在进入《上海文学》工作前就认识赵丽宏老师。那时我在《收获》杂志实习，编辑部在上海作家协会一进门那栋楼的三楼尽头，要走到那儿，总要经过赵老师的办公室。即便是白天，那条通道仍有些幽暗，又隐约有些回音，即便待在办公室里，也能听到说话声、笑声回荡在通道里。但在这些声音里，从来没有赵老师的。赵老师说话声音总是轻的。在那时的我看来，赵老师难免显得严肃，显得不好接近。之所以还会跟赵老师认识，是因为我的研究生生涯就要结束了，因为编制问题，没法留在《收获》。没有编制，就没法以应届生的身份获得上海户口，而一旦失去这个机会，要想获得上海户口，就得至少等七年。说实在的，我对这些事是有些稀里糊涂的。后来的事，很奇怪，如今竟然想不起来具体的过程了。总之是《收获》的老师介绍我认识了赵老师，大概是在赵老师办公室见了一面吧？赵老师问了我一些问题，问的什么，我全忘了。印象深的是，赵老师办公室里堆满了书，然后就是我的局促，坐在沙发上，不知说什么好。

这样局促的状态，在我进入《上海文学》后，仍持续了很多年。赵老师给我的印象仍然是不苟言笑，是很典型的“领导”的样子。而且，在进入《上海文学》之前，听到好几位前辈和我说过一些事情，感觉单位里的人事没那么简单，而我偏是个处事简单的人，经常被人说是情商低，因此，干脆经常独来独往，和谁都不是很亲近的样子。这样，我和看着不苟言笑的赵老师，就更不可能走得很近了。

但一些小细节、一些小事，仍在渐渐改变着我对赵老师的印象。

比如，有一次开编辑会议，大家都说的是上海话——那时，整个杂志社就我一个外地人。我到上海那么多年，上海话基本是听得懂的，况且，就算不怎么听得懂，我想又不需要我发言，就半懂不懂地听着得了。赵老师却忽然说，大家还是讲普通话，不然小甫不一定听得懂。比如，赵老师好几次和我说起有关他的活动，告诉我时间地点后，总不忘加上一句，不能去也没关系。而我呢，还真是一直都“没关系”，赵老师也从没计较过。再比如，有一次因为我工作上的疏忽，负责的稿子编校上出了问题，赵老师知道了，头疼是自然的，却没说一句批评我的话，只是想着如何尽量弥补。再比如，有一次我家里出了点儿事，我频繁地和赵老师请假回去处理，赵老师总是说，请假的事不用担心，你什么时候回去都行。还问我，钱够不够用？

说到请假，我请假可是真够多的。记得有一次我请假回老家，村里小卖部的人经常见我跟个街溜子似的，靸着拖鞋、卷着裤腿去买东西，还问我是不是调回施甸街了。除了回老家，还有一些文学活动，我也经常会跟赵老师请假。赵老师每次都说，没问题，你去吧。大概是两三年前，我又一次跟赵老师请假，赵老师说，小甫，只要是你觉得合适去参加的文学活动，都可以去参加，不用跟我请假。这是多大的信任！我打心底里感激。但我后来遇到各种活动邀请，仍然是要先跟赵老师请假的——我虽然自认脸皮够厚，但这基本的礼貌还是要有的。当然，赵老师对我出门参加活动这件事，也不忘提出一些要求，比如希望我多跟见到的作家们约约稿。我第一次去见王蒙老师，赵老师就很郑重地写了一封约稿短信托我交给他。那之后，王老师在《上海文学》发了不少文章。直到最近一次我去伊犁，知道我会见到王老师，赵老师仍旧提醒，不要忘记跟他说，给我们写点儿东西。

时间久了，我觉得赵老师在我请假这件事上，对我何止是宽容，几乎可以说是“纵容”了。而赵老师对我的“纵容”，还体现在对我的去向问题上。

我进《上海文学》以来，在编辑这个岗位上，自认为还挺认真的，十来年来，一直坚持着每稿必复，对所有稿件一视同仁。当然，也可能因为自己的审美水平不够，错过了一些好稿子。但其实啊，我并不想一直做编辑。我还是想去做专业作家。在这件事上，有两位前辈给过我意见，一位是毕飞宇老师。毕老师建议我还是先做编辑，不要过早地去做专业作家，最好在四十五岁后再考虑。另一位是邓一光老师。有一次邓老师问我，做了多久的编辑了？我说八年了。邓老师说，你竟然能做八年？我当初做了八个月就受不了。对于两位前辈“背道而驰”的建议，我也不知道哪位的更好一些。但不管怎样，我仍怀揣着一颗去做专业作家的心，虽然我仍然认认真真地在做一个编辑。

渐渐的，这心思是藏不住了。有一次，我直接跟赵老师说了。赵老师问我，你考虑好了吗？我说考虑好了。赵老师说，你要是考虑好了，我会帮你留意的。这是多久以前的对话了？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作协招专业作家，并不是每年都有的事。有时候可能五六年招一次，有时候可能更久。又过了一阵，赵老师又和我聊起我去做专业作家的事，赵老师说，我帮你问过作协领导了，按你写作的成绩，应该没问题的。可作协什么时候招专业作家，仍是未知数。赵老师又说，你真的考虑好了吗？《上海文学》挺好的啊。我说，是挺好的，就是还不够自由，毕竟还是要上班的，虽然可以请假，但总不能天天请假啊。（说这话时，真得脸皮够厚才行）我还想着多走一些地方，为自己想写的小说做些准备。赵老师说，你就把自己当成专业作家得了……类似的对话，进行过很多次。有时候，我有些过意不去，心想哪有下属和领导三番五次谈论跳槽的事呢？有一次又说起专业作家的事，我直愣愣地来了一句：赵老师，我是这么想的，我想在《上海文学》待到您退休，等您退休了我就离开。我还记得说这话时，我和赵老师在作协餐厅面对面坐着吃饭。赵老师愣了一下似的，说我退休还有好几年呢。我意识到，我说的话不大妥当，却也不知道怎么说好。

好几年过去了，我仍然没当成专业作家，而谈论我什么时候去做专业作家，仍然是赵老师和我之间最主要的话题之一。赵老师从来说的都是，尊重你的选择。当然，有时候也会说一些挽留的话，甚至于有一次忽然跟我说，让我做编辑部副主任，且又一次问我，你是真的考虑清楚了吗？如果留在《上海文学》，会有别的安排。我仍然说，我考虑清楚了，还是想去做专业作家。又过了一阵，有一次和赵老师聊天，不知道怎么说起我参加活动时很少提及我在《上海文学》工作的事。我说，有时候活动方会要求提供工作单位和职务，我从来都说我是《上海文学》的普通编辑，从来不会说是什么“编辑部副主任”，因为很多人喜欢搞“职务贿赂”，把那“副”字省掉，这既让我尴尬，又让我觉得对同事不大好。听了这话，似乎尴尬的倒是赵老师了，他笑一笑说，想不到这事还会对你造成困扰。

其实，我对赵老师造成的那才是真正的困扰。我真不是个听话的人，三天两头请假不说，还不时惹出些事端来，而赵老师总是容忍着这一切，从来没批评过我什么。

大概只有一次例外吧。那次是《上海文学》六十周年庆祝活动结束后，几位年轻同事和几位年轻作者约了一起喝酒。我们仨虽然在一个办公室待了几年，喝酒却还是第一次，似乎都挺高兴，喝着喝着，就多了。多了就不免要继续喝。后来，酒没了，有人到附近小卖部买了一瓶伏特加。这真是一枚深水炸弹，朝醉醺醺的我们扔下去，我们便都炸裂了。那晚上究竟是怎样的情形？我们几个各有记忆，或者都没什么记忆了。总之是一塌糊涂。也不知道怎么就把电话打到了赵老师那儿。深更半夜的，赵老师赶到作协来照顾几个醉鬼，和我们家里人联系，将我们一个个弄上出租车，确保我们一个个安全到家。赵老师六十多岁了，而这几个醉鬼，才二三十岁。这让人情何以堪？！后来，好几次赵老师对我们提出批评，每次都让我无地自容。但我就此戒酒了吗？那也没有……哎，这真是只能对自己翻个白眼了。

这次醉酒事件，无意中还让我知道了赵老师的另一面。赵老师说，他年轻时候，是能喝一斤白酒的人，就是现在，酒量也很好。但单位里好几次聚餐，我却从没见过他喝多。从来喝酒，他都是点到为止，始终都是温文尔雅的样子。许多年前，那个大碗喝酒的年轻作家赵丽宏，是怎样的呢？

除了这样的突发事件让赵老师操心，还有更多日常的事情让他操心。比如我的经济问题。因为好几年里，我是单位里唯一的外地人，而《上海文学》的工资又不算高，我的经济问题就成了赵老师操心的一件事。

2014年下半年某一天，赵老师把我喊到办公室去，有些兴奋的样子，跟我说起江苏作协的一件事，他们要招签约作家，为签约作家提供的费用还不低。他觉得我申请到了这个项目的话，能解决很大的经济问题。后来，我真去申请了，在接下来五年里，顺利成为江苏作协的“合同制作家”，每年有八万元经费。这件事最让我震惊的是，作为上海作协领导之一的赵老师，并没有一门心思想着要把作家“留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而是想着，如果对你有利，就让你去你可以去的地方。在那五年里，我好几次听到，有人怪里怪气地说，现在甫跃辉么，又不是上海作协的，人家是江苏作协的。两相比较，赵老师的心胸之宽广可想而知。

赵老师似乎从不介意我去了哪儿，只介意我写得如何。他不介意我成天想着去做专业作家，不介意我去做了五年的江苏作协合同制作家，他只是每次和我说话都会问我，最近在写什么？我会说一说自己在写什么，也会说一说写作上的困扰，而赵老师的回应，总是鼓励性的，几乎没什么批评的话。

赵老师也会和我说说他的写作，最近这些年，赵老师的写作是越来越开阔了，不单有散文、诗歌，还有好几部反响很大的小说，远的如《童年河》，近的如《树孩》等。快七十岁了，他仍有无穷无尽的精力，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出版一本新书，每出版一本书，他都会签名后送给我，送给编辑部别的同事。

这些书我都会带回家给孩子翻一翻。孩子还是个“文盲”，文字是看不了的，但可以看书里的插画啊，有一段时间，她就很喜欢长篇小说《黑木头》里的插图。说来也是神奇，之前以散文和诗歌名世的赵丽宏老师，在六十岁后，却出版了如此众多的儿童小说。时间让我们更准确地看到一个人，也让一个人更准确地看到自己。赵老师的底色，应该是一颗纯真的童心吧。

这些年，我们聊天时不知不觉地又多了一个话题，就是孩子。他和我说起他小时候和儿子的相处，说儿子隔着书房窗玻璃看着他，说爸爸我好孤独。而我也会和他说一说自己孩子的趣事。

我有时把孩子带去作协，好几次和他遇到。上次去，小朋友回来和我说，在院子里背诗给那位赵爷爷听了。而她可能记不得了，就在她两岁多时，这位赵爷爷还曾抱着她，蹲在一把沙发椅前，握着她的手画画，画的是一只小老虎。据说，那把沙发椅是作协最古老的沙发，年纪有她和赵老师加起来那么大。

（甫跃辉，实力作家、诗人。出版长篇小说《刻舟记》，小说集《少年游》《动物园》《鱼王》《安娜的火车》《五陵少年》《万重山》等。）

甫跃辉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