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梵

我要讲的写作，完全不同于中小学的作文训练，或大学中文系的训练。众所周知，已有的中文训练，主要是通过经典分析课来完成。常人对写作的认识，恰恰因为经典分析课，一不小心就走入歧途。老师分析每一篇文章时，已把文章当作一台精密机器，写文章也就如同造机器。造机器有个特点：无论部件还是由部件组装的整机，都是预先设计好的。所有部件必须按设计图纸制造，再送到总装车间组装。比如为了造汽车，就得先造轮子、方向盘、发动机、油箱、车壳等等，再用部件组装整车。每个部件组装前后，不会有任何改变。想一想吧，我们过去的老师们，是不是用类似造机器的逻辑，这样教写作的？老师要求学生下笔前，务必打腹稿，把文章各部分预先想好，再按起、承、转、合的结构组合成文章。下笔时，文章的各个部分，不允许超出预先的设计。课上对经典文章作出的大量分析，大大加强了文章像精密机器的观念，令学生们赞叹每个词、句子、段落，多么准确无误，无懈可击！老师越把文章设计的功效神化，学生下笔就越惶恐，害怕笔力达不到那样的精准（学生当然达不到）。因为结果完美，就想当然认为初始设计也一定完美，这种由结果推想起点的做法，一般称为“逆向工程”。经典分析课或阅读课的实质，就是文学中的逆向工程。作文课或大学的中文训练，已被逆向工程笼罩了数十年，蒙它的精心照耀，打腹稿就变得至关重要，它是下笔前的“设计”或“图纸”。为了让学生发现文章的奥秘，老师会把一篇作品拆开，分拆成起、承、转、合，或写景、心理刻画、高潮、点题等大大小小的“部件”，竭力向学生展示每个“部件”的完美无瑕，展示这些“部件”彼此的衔接，多么巧妙，天衣无缝！上多了这样的分析课，你难免就会产生大师癖。老师越分析经典，你越觉得经典作家个个是神人，那么多的大小“部件”，那么多复杂、精准的巧妙组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老师已无从解释，至多叮嘱你写作时要打腹稿。问题是，单靠打腹稿就能一步到位的人，不就是神人吗？分析课不经意就把你的写作，与作家们的写作彻底拉开了距离，他们的“盖世武功”，必然令你自惭形拙。如果此生你只想做读者，有大师癖倒也无害，毕竟有反省力的大师作品，也是文明的护身符。如果此生你还想当写作者，大师癖可能就会带来误导，会让你错误地想象或揣摩，或一厢情愿地认定，作家们一定是“那样”写作的。

“那样”勾勒出的写作景观，来自一直轰炸你的经典分析课，它会潜移默化，令你拥有逆向工程的思维，唆使你，把写作与仿造一台机器，看作是性质相同的事。逆向工程的思维，隐匿着两个假设，一是，文章里的“部件”与机器部件一样，从开始“制造”到“组装”完成，“部件”的形状、尺寸，都一成不变；二是，文章结构与机器设计图一样，从制造“部件”到组装“部件”，同样也一成不变。想必以前的老师，都教过你如何去制造文章“部件”——打腹稿！学生需要在腹中精密设计出文章的各个“部件”，等文章落笔到纸上，写作已变成无趣的“照图纸加工”“组装”，或对腹中文章的“抄写”“誊写”，部件在组装或抄写前后，不能有改变。这样一来，写作的重负都一起压到了“想”上，即必须先想出腹稿。由于想本身是散漫的，无形的，面对稍纵即逝的众多思绪，欲捕捉其一，则要靠记忆帮忙，记忆成了“想”用来暂时储存的纸。可是，“想”之选择是反复无常的，如蜻蜓点水，甚至雁过无痕，比“写”之选择轻佻许多，记忆无法像真正的稿纸那样，胜任记录所有“想”的痕迹，毕竟任务太重。“想”之无形，碰上记忆的无形，这样在腹中翻来覆去地想，就是用无形去捕捉无形。这导致很多写作者下笔之难，难于上青天。他们常见的写作姿势是，手攥着笔，眉头紧锁，苦思冥想，迟迟写不出一个字。

记得有一次，应老同学钟扬之邀，我赴上海某书院作写作演讲，听众是小学四年级到初一的孩子。我让孩子们当场写几句话，没想到竟有五六个孩子，五分钟写不出一个字。我问他们为什么写不出？有孩子想了半天说：就是写不出。我问他：会不会骂人？他说会。我就叫他把骂人话写下来，他马上瞪大眼睛叫了起来：骂人话怎么能写出来呢？这些话是不对的。这件事让我发现了症结所在——原来他们没有初稿概念。写不出是因为他们认为，一旦落笔纸上，就铁板钉钉了，就是无法更改的定稿，就必须正确，对，完美！所以，他们只能紧攥着笔，皱着眉头，漫无边际在心里硬想。必须按老师的要求打腹稿，半天想不出，是常有的事。作家们的写作也是这样的吗？在腹中苦思冥想的那个想，与落笔纸上即成事实的那个写，其实是有天壤之别的。逆向工程的思维，会令你把写作中的自由，压缩到几乎没有，会排除潜意识对写作的有利功用。为了让你有直观的感受，我举绘画的例子来说明，毕竟艺术与文学的创作思维过程，十分相像。

我们来看拉斐尔的名作《草地上的圣母》。这幅画的三角形构图，达到了完美之境，三人的姿态与神情配合，十分严谨，天衣无缝，优美动人。如果你不幸拥有逆向工程的思维，一定会被此完美画面唬住，想当然认为拉斐尔落笔作画之前，心里一定已有完美的“设计图”，落笔作画时，只需把预先想好的“设计图”，临摹或说“抄”下来即可。至于“设计图”是如何想出来的？拉斐尔为何能想得那么完美？你一定喜欢用天才来解释，唯有天才方能一步到位，立刻想到该让画中出现三人，各据三角形的一角，三人连成整体的轴心。拉斐尔真是按照这样的逻辑、顺序，创作这幅画的吗？贡布里希的名作《艺术的故事》中，正好有拉斐尔创作这幅画的系列草稿，图中从左到右，是他完善构思的过程。你能看出，第一幅草图中，与其说是三人的三角形构图，不如说是两人的对角线构图。第二幅表明，拉斐尔试图修正第一幅构图的“错误”，把侧后的人移到侧前，出现了三角形构图的雏形。第三幅中三人的位置，已接近定稿中的位置。但第四幅，一定出乎你的意料，拉斐尔没有继续完善第三幅，他把侧后的人移走，居然开始尝试别的构图，略显混乱的笔触揭示出，他的心里还有些许不知所措。定稿中非常重要的东西，始终没有出现在系列草稿中，说明这是拉斐尔作画时的灵机一动，是后来加上去的，并非预先设计。而是来自作画时的即兴灵感，就是陆游说的“妙手偶得之”。

拉斐尔作画的例子，令常人对创作的揣摩和设想、逆向工程的思维，显得不真实，一厢情愿。他们一定想不到，连拉斐尔这样的大师，创作前心里都没有完美的“设计图”——所谓老师叫你打的那种腹稿。拉斐尔没有想好，就下笔开始作画，他用逐一试错的方法，代替打腹稿。试错会牵连到即兴发挥，潜意识就会暗中发挥作用。关于试错，我举个生物的例子来说明。有学者把一只敞口玻璃瓶放入黑屋，将瓶底朝向黑屋唯一的窗口，再将六只蜜蜂和六只苍蝇，放入瓶中。请问两小时后，逃出瓶子的是蜜蜂还是苍蝇？大家一般会猜，逃出瓶子的是蜜蜂，因为谁都知道蜜蜂的智商比苍蝇高。事实上，学者发现，苍蝇都若无其事逃出了瓶子，蜜蜂却全部撞死在瓶底。蜜蜂的智商是胜过苍蝇，但偏偏认死理，认定有亮光的地方一定是出口，所以，一次又一次朝有亮光的瓶底撞，直到把自己撞死。苍蝇没有认死理的高智商，是机会主义者，通过不停乱撞乱试，不经意就摸索到了瓶口，成功逃生。你看，智商高的蜜蜂，错在方法不当，错在把过去的经验，当成不可更改的教条。苍蝇的试错，是根据环境的不断反馈，及时调整自己的行动。拉斐尔和罗丹采取的试错，与智商低的苍蝇完全一样，说明创作不是按既定的“设计图”，像蜜蜂认死理那样，一条道走到黑。创作要像苍蝇试错那样，及时捕捉即兴涌现的种种灵感，不断修正先前的想法。凡认为写作可以完全靠理性设计的人，就不幸落入了蜜蜂的教条境地。

真实的写作，更像一个生命体的进化。人从单细胞开始，一步步改变成鱼，改变成两栖动物，改变成哺乳动物，改变成直立人，改变成智人（现代人）的进程。拉斐尔下笔画草图，就相当于从进化图的某处开始，比如，从鱼（初稿）开始，再通过试错，比方说达到两栖动物（草稿甲）的阶段，这时离最终的智人（定稿），仍相去甚远。他们会继续试错，比方说前进到哺乳动物（草稿乙），这时，你仍然无法通过哺乳动物（草稿乙），想象出智人（定稿）的完美样子，除非继续试错，到达直立人（草稿丙），再到达智人（定稿）。你会发现，越到后面，比如直立人（草稿丙），就越接近智人（定稿）。逆向工程或经典分析课的思维，错在老师赞叹智人（经典）的完美无瑕时，一厢情愿地认为，智人（经典）不可能是从鱼或两栖动物（糟糕的草稿）演变过来的，不可能从哺乳动物（糟糕的草稿）演变过来，毕竟鱼或哺乳动物（糟糕的草稿）与智人（经典）的样子，实在差得太远。老师一般会设想，现代人是由现代人的脑袋、皮肤、骨骼、肝、肺、肠、胃等，这些已进化好的完美“部件”，像机器那样直接组装而成。经典的完美样子，让老师不敢设想，大师写初稿或草稿时，竟也有诸多错误，混乱，不堪。海明威有一句话，颇能帮我们消除这一认识魔障，他说，“任何文章的初稿都是狗屎”（麦基《故事》，周铁东译）。

真实的写作过程，如同生命的进化过程，并没有“最终的形式”，每写一稿，都是作者暂时拼搏的结果。文学爱好者则往往等不及，一瞧见草稿糟糕，发现与经典的完美相去甚远，就再也没有兴趣付出努力，令其一步一步进化。我有个写作朋友，就有严重的写作障碍，障碍来自他的写作观念，他认为必须想好文章的每句话才能下笔，他迷信理性对写作的全面控制和调遣，结果每写一两句话，他都要苦思冥想好几天……

（《意象的帝国：诗的写作课》，黄梵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黄梵：诗人、小说家、副教授。已出版《第十一诫》《浮色》《月亮已失眠》《等待青春消失》《女校先生》《一寸师》等。曾获紫金山文学奖、《芳草》汉语诗歌双年十佳奖、《作家》金短篇小说奖、美国亨利·鲁斯基金会汉语诗歌奖、博鳌国际诗歌奖等。）

黄梵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