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陈嘉音

3月1日，《上海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正式施行。这就意味着，这天起，上海有了第一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地方性法规。

经过近20年持续不断的努力，上海青少年犯罪率持续、显著下降，但作为预防、发现、处置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最前端的公安的数据来看，近两年来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数量有一定增长趋势。

近期，通过对全市590位未成年人家长的问卷调查显示，64.58%的家长认为未成年人最容易走上歧途的年龄在初中阶段。

如何在关键时期给未成年人“配好刹车”？条例铺开了独具特色的分层预防的社会工作服务体系——超前预防来“体检”，临界预防来“救火”，再犯预防来“疗愈”。

 ▼ 调研 ▼ 

新形势下的未成年人犯罪现况

“我不知道这是违法的。”小乌是一名涉罪未成年人，他因在微信上盗用头像进行诈骗而被公安抓获。他看到帮教社工时，第一句话却让对方哑口无言。

新冠疫情发生后，网络（电信）诈骗成为了诈骗类型中的绝对主力，刷单、虚假交易、信用卡、网贷、直播诈骗等成为如今未成年人涉诈骗类案件的新趋势。截至今年9月30日，公安机关办理的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诈骗类案件涉案人数占全部涉案人数的45.62%，成为人数最多的涉案类别。

“从案例中不难看出，孩子其实很聪明。互联网具有隐蔽性，家长很容易忽视他们在平台上的所作所为。在帮教后，他们的观念能否得到调适，又能否顺利地回归社会呢？”社工表达了他的担忧。

新的难点层出不穷，旧有的问题依然存在。“暴力犯罪”和“财产侵占”，这两项依然占比较高。根据2016年至2021年检察院的数据显示，寻衅滋事案件占25.6%，聚众斗殴类案件占10%，盗窃案件占25.8%。

重点人群，重点预防。2002年，上海界定了本市户籍14—25岁“失学、失业、失管”三失青少年作为“社区青少年”，针对这部分特殊群体实施违法犯罪的重点预防，上海成为第一个系统性构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体系建设的城市。

在这20年间，一支专业的力量开始显现出来。2004年2月，团市委、市社区青少年事务办推动注册成立民办非企业性质的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建立了一支职业化的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的总干事黄旦闻告诉记者，青少年事务社工抓牢超前预防、临界预防、再犯预防三个环节，构建起分层预防的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和工作流程，针对服务对象采用个性化的专业手段和教育方式。每年全市青少年事务社工开展个案服务平均覆盖3万多人次，开展小组服务平均覆盖近2万人次，开展社区服务平均覆盖10万多人次。

 ▼ 超前预防 ▼ 

做完“体检”再“打疫苗”

小B的父亲很早就过世了，母子俩人相依为命，母亲好不容易盼到孩子职校毕业，可在孩子就业问题上老是发生争执，天天吵，几乎是每周一次110。

“后来居委会和民警都没有办法。有次母子又吵架了，孩子二话没说，就从三楼跳了下去，这个孩子命大，只受了点皮外伤。”阳光社工回忆道。

在案例中，小B就是困境少年，面临的主要是成长性困境。如果不进行及时介入，就很有可能走向行为不良。社工介入后，迅速对青少年开立个案，邀请母亲参与小组与活动，并持续跟进了4年。昔日的“孩子”已经长大了，小B已经已结婚5年了，而他的妈妈每年都会给社工打电话问候，表示感谢。

超前预防包括青少年广泛进行的法治宣传和困境未成年人的重点预防，主要在学校和家庭开展。“超前预防就如同‘体检’。”黄旦闻打了个比方，针对处于困境中的青少年，社工出“体检报告”，并给青少年打“疫苗”，提升个体及群体的“抗病毒”能力。

据了解，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等六家机构的专业社工分布在上海的16个区215个街镇，市、区、街道三级覆盖的工作网络。“我们每年要为近5万名青少年建档、提供专业服务。和全市近200所学校开展了联校社会工作。”

今年9月，团市委和市教委联合在宝山试点进一步深化学校社会工作，由中心具体承接系统服务的2所学校中，通过前测，社工发现学生在“自我发展”“抗逆力”“社会支持”方面急需“打疫苗”。

“做好提前介入和预防工作就可以阻止学生由于困境产生的心理问题。”黄旦闻说。

 ▼ 临界预防 ▼ 

找到“起火点”再来“灭火”

从定义上来看，临界预防是临界预防是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实施的重点预防，主要在社区及特定场域中开展。

“临界预防就如同‘灭火’，社工要迅速找到起火点，把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青少年从各类风险和危险中拉回来。”黄旦闻说。

近4年，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共开展庭前调解1176件，开展庭前调查71件，开展探望监督人、心理疏导等89件。

其中的一个案例令人唏嘘。10岁的小北趁邻居家中无人，且家门未关的情况下，与其姐姐一同入室窃取人民币800元以及若干金银首饰。这就是预防法所说的严重不良行为。

社工在接到派出所的委托后介入，了解到小北来自外省市的一个普通五口之家，平日与父母、姐姐和弟弟一同生活。父母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工作和照顾年幼的弟弟身上，小北犯错时，父母通常用简单粗暴的方式管教。社工介入后对小北及其家人都进行了辅导。

“以往对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通常做法是派出所进行批评教育后由其监护人领回。但问题是，由于家庭教育的一贯缺失，和无专业人员介入矫治，不良行为可能依旧会延续，导致今后会犯更重的罪。”黄旦闻解释道，学术界因此有“养猪理论”的说法。

为破解这一难题，2020年，阳光开始与公安合作，在部分区实施了保护处分试点工作。

黄旦闻告诉记者，2021年团市委、市公安局联合发文，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涉未成年人案件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的实施办法（试行）》，在这文件里，一是及时回应了上位法的修订，加强了对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矫治工作；二是通过公安与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联动，及时介入，探索对实施严重不良行为的青少年开展专业服务全覆盖，有效降低转化率。

 ▼ 再犯预防 ▼ 

创伤之后的“疗愈”

再犯预防指的是公检法司与社工机构合作，通过司法一条龙和社会一条龙，共同对涉罪未成年人实施犯罪预防。再犯预防工作就如“疗愈”，社工针对那些涉罪青少年，在黑暗中燃起灯，给青少年种植希望，陪伴他们走出阴霾。

“我们每年平均为千名涉罪未成年人提供服务，以附条件不起诉观护帮教为例，在2017年至2021年服务的379名涉罪未成年人的不起诉率达到100%。”中心负责人表示。

不起诉对未成年人意味着什么？是重获“新生”。

有一名青少年小胜，初二时因为参与团伙抢劫被警方羁押。小胜的父母是来沪务工人员，夫妻两人都在一家饭店内打工，吃住都是在饭店提供的临时房，小胜平时读书做作业都在饭店老板的办公室里。小胜逐渐长大了，而父母却没有关注到青春期孩子的成长和需要。缺乏家庭归属感的小胜在社会上结识了一群“好兄弟”，那晚，这些兄弟们囊中羞涩，便煽动小胜随他们一起去实施了抢劫。

受检察院的委托，社工对其进行观护帮教工作。最终小盛被一所重点职校录取，检察院对他也进行了不起诉宣告。小胜痛改前非，在职校里非常努力，成绩出色。毕业时，就被一家新兴科技公司聘为项目主管。2020年，小胜在昆山贷款买了房子，他和父母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他和朋友还合伙在苏州创业，由于符合苏州的人才引进标准，他已将户口迁到了苏州。

 ▼ 全面铺开 ▼ 

构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体系

上海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体系正在以各种方式不断完善。

在体制机制建设方面，2012年，按照中央部署和工作要求，上海成立了由27家单位组成的市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专项组，依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制，由团市委作为组长单位发挥牵头统筹作用，初步建成上海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体系。

到2016年底，全市16个区、215个街镇成立了预青工作协调机构，基本形成了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工作网络。

去年，平安上海建设协调小组重点人群组下设重点青少年群体工作组，由团市委担任组长单位，负责协调推动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

在社会支持体系建设方面，2004年2月，团市委、市社区青少年事务办推动注册成立民办非企业性质的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建立了一支职业化的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同时联合市综治办、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民政局等单位制定《上海市关于加强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督促各区完成100:1的社工配备。指导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等社工机构通过实施职业资质认定、职业晋级设计和薪酬制度改革等举措，保障了队伍的稳定，促进了社工的职业化发展。

目前，这支队伍有近700人规模，本市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标准已达到13.9万元/人每年。

此外，团市委与市高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合作探索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由青少年事务社工开展合适成年人、观护帮教、社会调查等未成年司法社会服务，出台了全国第一个省级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标准。

经过近20年的前期探索、体制机制建设、社会支持体系建设，上海初步形成了以平安上海建设协调小组重点青少年群体工作组近二十家单位为依托的综治工作机制，建立了从犯罪预防到案件处理全流程的少年司法体系和以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为工作力量的社会服务与支持体系。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陈嘉音

编辑:陆天逸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