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范彦萍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当今人们的生活空间正在不断拓宽。从“大杂院”到“宿舍楼”，再到商住小区。居住环境的变迁让邻里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家长里短的亲密少了，多为独生子女的孩子的玩伴不多了。现代居住小区中的邻里关系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相互关系也更为复杂化。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我国不少城市居民小区因防控需要被封闭，小区内出现了消失多年的熟人社会特征，邻里关系通过社区组织和新媒体的社交平台被重新建构，这种新型关系并未随着封闭期结束而解体回归，反而呈现出延续性和进一步发展的态势。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王丽萍建议，要加快培育塑造新型邻里关系。

  现状    邻里关系淡漠形成“社会关系死角”  

作为知名编剧，王丽萍曾调研过不少社区，发现邻里之间时常发生矛盾和摩擦的社会性因素依然存在。在她看来，最近几十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社会结构和形态发生变革与重组，人们居住方式、生活方式发生了新变化有很大关系。中国人正在从“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从“单位人”转成“公共人”，从低密度聚居变成高密度聚居。在人群相处中，过去，农村基本上靠“乡里乡亲”的共同价值，城市则以“家属大院”熟人的相处原则。如今，人们居住更密集，高层住宅比比皆是，现代居民小区中，“相见不相识”的状况仍然普遍。

“邻里关系淡漠导致社会生活安全感下降。邻里关系淡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信息、情感的沟通，使人缺少了精神慰藉和安全感，居民间互不关心、互不联系和缺乏责任感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死角’，客观上助长了违法犯罪活动。因邻里关系淡漠导致的刑事案件也有发生。”王丽萍认为，邻里关系有容易被忽视的溢出效应。邻里关系的好坏，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家庭关系、子女教育和基层组织建设。可以推想，一个地方的邻里关系紧张、矛盾迭起，那里必然鸡犬不宁、人心不安。有关调查分析表明，邻里关系淡漠者的安全感明显不如邻里关系较为密切者的安全感程度高，而得孤独症、忧郁症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当下，正是加快培育塑造新型邻里关系的大好时机，不仅有利于强化社区居民对所在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还能进一步提升社会风气和人们的道德水准。从微观上讲，良好的邻里关系能促进社区的和谐发展；从宏观上讲，良好的邻里关系能为社会稳定作出相当的贡献。

  建议    依托新媒体加快塑造新型邻里关系  

王丽萍建议，将培育塑造新型邻里关系，提升到优化社会风气和人民道德水准的高度，将其视为建设人民城市的重要一环。其次，形成一个以法律为基础，文化为主干的调整模式。调整邻里关系的规范主要有三种，即道德、习惯和法律。尽管法律在调整相邻关系中发挥着主要作用，但道德和习惯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道德和习惯，可以说就是文化的外在反映。因此，在相邻关系调整中，文化的作用不可忽视。

她还建议，加强社区管理主体建设，发挥“管理功能”“协调功能”“稳定功能”，积极应对、妥善解决好问题。物业服务企业、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三者处理好关系是构成和谐社会、培育新型邻里关系必不可少的因素。在关系的处理上应本着：“一荣俱荣，一损皆损”的原则；在工作的协调上，应定期召开由三方参加的联合办公会议，同时也可吸纳更多的机构如公安派出所、司法所等组成多方会议，共同商量和解决小区管理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形成各方合力共建社区文化。

“我们需要依托新媒体加快塑造新型邻里关系。”王丽萍指出，疫情期间，基于信息需求和利益利害关系开始的邻里交往，慢慢沉淀出了邻里间的情感链接，主要由抱团取暖的共同抗疫情感、隔离期倾诉和交流形成的圈子社交需求，及慢慢升温的新邻里情感构成。这种依托新媒体出现的邻里之间的人际交往，使邻里交往更为便利和灵活，有关部门应思考如何在疫情结束后，让邻里之间关系热度不减反增，并且慢慢变成一种新常态。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范彦萍

编辑:陆天逸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