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中的青春画像|静默的上海,听得见他们在社区奔跑的脚步声
2022-06-12 青年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刘晶晶

受过伤白过头流过泪,焦头烂额过,无奈崩溃过,累到想一“阳”了之过,又咬牙坚守过,被指责过,也被温暖过……2022年的春天,被摁下慢行键的上海,有很多社区干部、社工、志愿者们却从未放慢过脚步,在抗疫最前线,他们经历酸甜苦辣,感受“刻骨铭心”。

 ◆ 破了手伤了脸白了头 ◆ 

手指关节红肿,有些青紫,几处还破了皮,静安区南京西路街道陕北居民区居委会干部沈怡敏,曾因为朋友圈里一张“手”的照片被传开,被很多不认识的人点赞。

她的手是敲门敲的。疫情刚有苗头,还没封控,居委需要对住户进行排摸,沈怡敏要走访辖区内的150户住户,敲门是必经程序。很多是租户,经常不在家,她只能每天多跑几趟,经常去敲一敲门看看人在不在,几天下来,手关节就被敲成了这样。

杨浦区内江新村居民区书记金衍笑称这是“敲门手”,“我们居委干部也有。” 社区2692户家庭,要一家家排摸,只能一家家敲门,等回到家,才发现因为频繁敲门,手指早就敲破了,流出来的血把手套都浸湿了。

“这种小伤小痛,根本顾不上,都是小事。”5月份金衍被电瓶车撞到过,腰腿疼痛难忍,第二天她还是继续连轴转,挨家挨户上门发放出入证。“我们的住户很多都是老年人,出趟门不容易,把证件送上门交到他们手上,我才放心。”金衍还是笑着说,这也算是“送喜上门”。

黄浦区五里桥街道桥二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朱虹伤的是鼻子。4月的上海,春雨绵绵,老旧小区路面湿滑,朱虹忙忙碌碌中不小心摔了一跤,当场摔得鼻子鲜血直流,不得不叫了救护车送到急诊室,好在抢救及时,鼻骨包扎固定后无大碍。顶着个被包得严严实实的鼻子回到居委,一觉醒来她又守在了电话前。

这个中心城区的老旧居民区,老年居民多,物资保供、居民配药,都是压在居民区书记身上的“大山”,居委的电话每天不断,朱虹的手机也基本停不下来。从3月中旬开始,朱虹就和居委会的同事们值守在社区。受伤后,她顶着个包扎过的鼻子继续奔忙,社区同事和居民们看到了总忍不住说:“朱书记,你回去休息吧,工作总有人做的。”朱虹也就笑笑,“工作这么多,多一个人分担总是好的。”

6月1日,朱虹终于见到了“分居”了两个多月的丈夫,同样也是社区工作者的他在另一个社区同样驻守至今。朱虹的鼻子已经拆了绷带,但仍有伤痕,呼吸起来也还有些疼。她想,这大概是这两个多月的战斗给她留下的一点印记。

嘉定区江桥镇新江村党总支书记孙廉也有这样的“印记”,43岁的他一头黑发变成了花白头。管理一片人口近9000人的村域,8成外来人口,连他在内只有十来个比较年轻的村委会工作人员。连续两个多月的驻村抗疫,压力最大时他一天只能睡上两三个小时。3月底,因为太疲倦导致免疫力低下,他把自己给折腾进了方舱医院,手头的活还是没法丢下,方舱成为了他的办公室。病友们都打趣说他不是在养病,是在出差。

“疫情不结束,精神上的压力就没法卸下来,几千人的担子,得有多沉啊。”4月12日康复归来后,孙廉又无缝衔接,继续战斗。直到有一天村里有人说,孙书记你头发白了好多,他举着手机拍了张照,才发现头上果然多了几簇灰白头发。

 ◆ 习惯了“深夜叫醒服务” ◆ 

连轴转、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在这两个多月的疫情封控期间,是很多社区工作人员的常态。

长宁区周家桥街道虹桥新城的80后党总支书记朱磊“管”着38栋居民楼、3800多人,封控期间,他每天的步数都在2万步以上,封控15天,一称分量,瘦了15斤。

直到今天,他每天凌晨3点都会惊醒一次——核酸检测的工作安排常常要到凌晨以后发到他手机上,他习惯了3点起来看一眼。再睡2个小时,闹钟会在凌晨响起,一天的工作正式开启,第一件事就是将核酸检测或是抗原自测的通知发到志愿者群里。有时候上午刚忙完核酸,下午就要转运。吃饭就跟打仗一样,一边扒饭菜一边接电话,一天要有六百通电话。

“志愿者们帮了很多忙,没他们真不行。”朱磊说。随着小区在职党员陆续到社区报到,志愿者队伍从原先的50多人壮大到后来的100多人,其中50%都是青年志愿者,成为了社区抗疫的坚实后盾。而自封控以来,很多志愿者们也已养成早上5点起来查看信息的习惯。“有时候早上六七点要做核酸了,居民会有怨言,说太早起来,但志愿者都要提早一个小时做准备等医生,有的志愿者开玩笑说比上班还累,但从没有人撂挑子。”

这两个多月,上海的各大基层社区干部和志愿者都已习惯了深夜的“叫醒服务”。4月3日凌晨2点,宝山区吴淞街道海滨八村第一居民区居委接到紧急通知:290弄小区两根异管,40人需要复检,即刻进行。刚睡下的居委主任郭健红和社工朱真赟只能赶紧从行军床上爬起来,挨家挨户叫醒需要复检的居民。

从睡梦中被叫醒,居民怨气都很大,有的很不配合,只好耐心劝。完成复核回到居委,已是凌晨5点,同样一夜未眠的党总支书记张伟东已经等在这里,在居委门外为他们仔细消杀。6名居委工作人员,面对6个独立小区1166户家庭,从3月26日到5月31日,是67天的夜以继日。“凌晨核酸,半夜收菜,没什么是不可能的。”社工金佳君回忆道。

3月底,小区有两位老人确诊阳性,一人瘫痪在床,一人行动不便,平时都靠保姆照顾,需要送到定点医院救治,转运车无法送达。“阳人”转不走,居民楼炸开了锅,保姆也情绪失控,张伟东心急如焚。他只能一边联系街道防疫办,想办法将老人尽快转至定点医院,一边做好居民的安抚工作。3月30日深夜,120转运车来了,但老人瘫痪不能自己下楼,必须要人用担架抬走。张伟东决定自己上,做好严密防护后,他进入“阳”楼把老人抬上了转运急救车。“后怕的啊,但我不来谁来呢?”

身先士卒,精疲力竭,也让居委干部被感染上的风险加大。吃住在居委、连续奋战20多天后,浦东新区惠南镇建欣苑居民区80后党支部书记杜小燕接到了核酸结果异常的通知。从3月11日核酸检测开始,居委干部脖子上就挂着对讲机、“小蜜蜂”、金嗓子喉宝、扫码卡片的“几件套”,“大家声音都是哑的,喉咙一直在痛,也没在意,没想到就阳了。”

今年这波疫情发生后,社区工作量翻了3倍。仅仅是搬运保供物资,3个小区2000多户居民,光是几百袋大米就重得不行,一袋袋运到居民家中,有时候从晚上11点运到凌晨2点,一早6点又要起来准备核酸检测。8名居委干部相继折损一半,仅有的2名男同志都倒下了,4名90后女孩挑起了大梁,最年轻的1998年出生,工作都没多久。

杜小燕儿子今年初三,马上面临中考。疫情发生后,她就将朋友圈对家人“屏蔽”了,“怕他们担心。”她说。

 ◆ 累过头甚至想“不如阳了” ◆ 

不想面对家人的担心,但在封控状态下每天繁杂的居民区矛盾,却是逃不开的。

最初是转运的矛盾。“遇到有阳性病人,我们也很着急,希望能尽快转运出去,但我们能做的就是联系疾控,上报给医疗组跟街道,那段时间资源紧缺,我们也只能等待。”吴峰(化名)是普陀区一个社区的居委干部,他负责的小区近400户居民,老人居多,3月底到4月一段时间,常常是做一次全员核酸就会出“阳”。

遇到感染者转运不出去,多拖一天,居民的骂声就会多一点。有的居民会逼着居委干部说出是几栋几号,还有的不断在群里或是电话轰炸。“有的人说话挺难听的。”但吴峰只能好脾气地做解释,尽量安抚,不仅安抚其他居民,还得安抚转阳居民的情绪。

居委只有几个人,吃住都在这里,每天不眠不休。小区不少环卫工人也被封在家,只有一个清洁工人。吴峰常常晚上10点11点去给楼道做消杀。“闻到消毒水的味道,居民可能会稍微安心一点。”

封控一周以后,保供接不上,居民面临断粮,吴峰也心急如焚,到处去找渠道。问题越来越多,居委人手严重不足。有一次,小区晚上来了一批大米和蔬菜,吴峰和同事卸完货,已经快12点,考虑到小区老人多,这个点大家都睡了,就想着第二天再发放。第二天上午正好要做核酸,有居民看到了堆放的物资,就拍了几张照片发到了小区群里,有人又开始骂居委,说物资怎么不及时发放。“我们没有三头六臂,只能一件件事情干啊。”吴峰说,但他也理解,那段时间居民情绪都很紧张。“大部分人还是理解我们的,会说不要紧,你们也辛苦了。后面志愿者多了,也有所好转。”

吴峰还记得小区里有个得脑梗的老人,打电话到居委要求安排救护车送她去医院吊点滴,医疗组觉得情况不是很紧急,没有及时安排。老人急了,儿子直接跑到办公室。“当时我正在接电话,他在旁边坐了两个小时,看我电话一直没停过,的确是忙不过来,最后就自己走了,也没再骂我。”

就医配药,每个居民需求都不同。吴峰曾经帮居民配过一种止疼药,属于一级管控的麻醉药,有很多门槛,很难配。还有个乳腺癌病人,需要打一种针,也是折腾了很久,跑了好几家医院,好不容易通过社区医院的私人关系配到了。回来他却发现居民等不及打了投诉电话投诉他。“当时其实我挺生气的。”吴峰说,但冷静下来他还是劝自己,基层社区工作者就是要经常面对这些。“我们每天要安排很多事,可能会根据自己判断分轻重缓急,但对于那个居民来说,就是天大的事情。”

从3月25日起,吴峰就开始睡办公室,曾经累过头觉得受不了的时候他觉得变成“阳人”也挺好,可以休息一下了。“我也反思过是不是真的是我能力不行。”他说,后来有了经验,各种工作也上了轨道,他就会觉得,幸好咬牙撑过来了。“有居民发我消息,说相信慢慢都会变好的,让我加油。我还是觉得很温暖的。”

 ◆ 开始天天骂现在感谢还来不及 ◆ 

封闭的环境,未知的明天,会放大很多情绪,但陪伴相守了漫长的两个多月,是不争的事实。

6月1日零点,虹口区北外滩街道东余杭路211弄的春阳里住宅小区重开了大门,一直守在门前的北外滩街道汉阳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朱翠芳长舒一口气。小区恢复原状后,她第一件事就是开车回奉贤老家,探望两个多月未见的重病在床的哥哥。

最后一次发保供物资,她对居民说,这两个月,有什么愁有什么怨,今天统统了结了,大家都不要往心里去。居民回道:“最开始是天天骂你们,现在感谢你们还来不及。”大家一笑泯恩仇。

“居委干部中间有许多人上有老、下有小,他们甘愿冒着被病毒感染的风险,冲在一线,他们不分日夜、不畏辛苦,只因为他们的名字叫‘居委干部’。”6月4日,朱翠芳收到了一封来自53号居民老陆的手写感谢信。

4、5月里,淞南六村居委也连续收到了两封感谢信,一封是感谢居委帮助考生办理临时身份证完成线上考试的,一封则是感谢他们为小区一位肝移植患者解决了用药问题。“居委扎实细致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让我们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信里写道。

华阳路街道华一居民区民心小区的志愿者沈芳同样收到了来自小区一位老人的感谢信,老人在信中说:“她总是提前将核酸检测、抗原自测告知各位群友,检查当日,还会温馨提示居民带好钥匙和生活垃圾。别小看这不起眼的举动,有时却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沈芳是第一个主动要求搬到居委会的志愿者。“怕楼栋封控了没办法服务社区。”最多的时候她一个人负责20幢楼的居民,为大家登记配药、发抗原、发物资、代居民买菜。刚开始的一个月,沈芳几乎每天在居民区内来回奔波2万多步,脚都磨出了血泡。

志愿者韩燕是第一个到社区报到的在职党员,后来也带着换洗衣物住进了居委会。韩燕就职于一家外资企业,既是这家两新组织的党支部书记,也兼任团支部书记。深夜的跑腿服务,为700多人配过药,让很多邻居都认识了这个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女孩。

90后男孩董鑫生从3月中旬开始成为小区核酸检测志愿者,几乎每天都要到社区报到,后来干脆也搬进了居委会,和沈芳、韩燕凑成了“三剑客”。“我们总共招募了100多名志愿者,他们给了我们太多的感动和力量。”华一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鲍莉说道。

她也被很多居民触动过。4月初,小区物资最紧张的时候,一位从来没在小区住过的居民余晶主动联系了居委会,帮居民们买了800份包子,小区居民张妙丽没顾上吃晚饭就开车赶去提货,志愿者们当天晚上就把包子分发到了居民手中。

疫情让基层社区干部经历了从未见识过的大考,在混乱中摸索、成长,也从中感受到了居民的能量。鲍莉已经在考虑,在疫情后也要更多地唤醒社区里的自治力量,让“亲邻”发挥更多的作用。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刘晶晶

编辑:梁文静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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