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范彦萍

团长，曾是过去几个月疫情期间，上海居民不可回避的一个“存在”。据《上海团长白皮书》推测，在此轮疫情防控中，上海约有13万个保供型团长、超过65万个改善型团长，为居民带来物资补充，同时拓展了另一种新的购物渠道。

当商超恢复正常，平台有了运力，有些居民将曾经置顶的团购群设置了免打扰，有的继续跟团。那么，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况下，“团长们”是淡出视野，还是将常态化成为新职业？记者进行了深度调查。

◇ 功成身退的公益团长 ◇

  复工后就解散了小区团购群  

家住平型关路上一个老小区的胡秀娟在疫情解封后就“功成身退”，卸任团长。“那两个月实在太辛酸了。每天晚上忙到凌晨一两点，因为熬夜次数太多，脸上都熬出了痘痘。”

时隔数月，她还记得自己半夜11点多在小区苦等蔬菜的场景。“当时小区里的志愿者知道我是公益团，没有加任何价，热心地做好最后100米的转运。”

之所以解封后不再当团长，胡秀娟表示，主要是因为邻居们买东西很自由，很难成团。况且，她有本职工作，没办法全职做社区团购。如果想做团长的话，到货时间只能安排周末，但这样的话就缺乏即时性，对于一些立马想拿到商品的邻居就缺乏吸引力。

不仅如此，原来小区里活跃的加价团长数量也少了不少。这是因为“供应商都要求有起订价，一般在三到五千。即便疫情解封后降低起订量至千元左右，但也很难成团。因为点击量上不去。不像之前大家有需求的情况下，发一个链接，很短时间内就有四五百的点击量，成交量维持在30~50单。但解封后的浏览量很少过百。”

和胡秀娟一样，在一家政府机构供职的王小姐也是临时团长。3月19日，王小姐所住的小区被封控后，她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梳理了各种供货资源，成为一名公益团长。

当团长耗费心力，因为小区较小，团购量不大，王小姐就将供货资源给了孩子同班同学的妈妈李小姐。李小姐的小区属于中等规模社区，鸡蛋的团购量可以达到几千枚，每次有团购的时候，就捎带着解决了王小姐所在的小型社区的团购需求。一复工，王小姐就解散了小区团购群，回到原来的工作轨道上。而李小姐则从一名疫情期间的临时公益团长，转型为半职业团长。

◇ 从临时团长到半职业团长 ◇

  产品特色和价格才是常态化的秘诀  

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乔欣（化名）迄今还维护着小区团购群。乔欣告诉记者，她开团销售的主要是水果、海鲜、肉等生鲜，解封后主打做水果、牛奶、半成品的落地配送。“有一款炸猪排是品牌方直供的，需要有一定的起订量，疫情期间社区反响不错，就坚持下来了。当然，现在的订单量肯定下来了，比如疫情期间每次可以团100多箱哈密瓜，现在只有80多箱，生鲜的利润在15%左右，其实并不多。”

乔欣是一位二胎妈妈，她表示，自己开团的生鲜一般是周末到货，拣货、发货需要占用大量的时间，这与周末陪孩子的时间发生了冲突，引来了老公的反对。“这两周我都要陪孩子出去玩，已经两周没开团了。”

她还透露说，解封后，社区团购也有了竞争对手。比如小区里出现了两个全职卖菜卖水果的团长。“复工后的团长们开始拼价格、拼服务。那么热的天，水果还要一家家送货上门，很累的。”

最近，乔欣还成为了快团团上的分销团长，开启了帮卖模式。“感觉分销的门槛越来越低。以前要成为分销团长需要考察有多少流量，群里人数至少满300人才准予帮卖。这三个月孵化了很多团长，分销的门槛越来越低，几乎是零门槛。”

在乔欣看来，因为门槛低，帮卖团长好景不会长。根据商品品种不同，每单的返佣也不同。有的一单售价二三十元的东西，每单返佣2~5元，有品牌的产品定价59元，一单佣金却可以达到30元。每天发七八个品类，一键帮卖，一天赚500元问题不大。“随着快团团商场的建设，团长很快就能被取代。”

复工后，临时团长李小姐将团长当成了第二职业。她所在的小区还保持着日常开团的状态。李小姐告诉记者，主要是因为邻居们还有这样的需求。“一些价廉物美的特产在团购上有优势。有的特产离我们小区有一定距离。如果是单个居民消费的话，不是很方便。打个比方马桥镇的马桥豆腐干很出名，但购买不方便，还有新疆的蔬果、特色农产品也十分受欢迎。”

和乔欣一样，李小姐也认为，和疫情前相比，社区团购的参团量和关注度减少了。除了受欢迎的特色产品外，很难达到成团量。

◇ 团长也在转型 ◇

  或能成为邻里超市新模式  

家住玉兰清苑的余晨玮是上海团长联盟创始人，目前联盟里有50多人，横跨上海的8个区。

当初发起团长联盟的初心是因为很多居民买不了高价团的东西，尤其是社区里还有一些孤寡老人。余晨玮想方设法找到了厂家，由厂家直供。真正让他“一战封神”，是他找到了新鲜的清远鸡，2只鸡只卖90元，比平时的价格还便宜了不止一丁点，这让他打响了名气。

“一开始量少，后来跟团的人越来越多，有时候要忙到凌晨两三点。另外，我前期忘了算快团团的手续费，加上售后理赔累计亏了一万多。”从一人团长到有了16个分团长，渐渐地，很多志愿者为了减轻他的负担，帮忙一起分装、分发。让他感动的是，起初团长们将盈利部分转换成公益商品捐给社区的孤寡老人，这事被一些品牌知道后主动捐了公益产品给予支持。

曾经自主创业的余晨玮坚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疫情防控常态化后，目前手上拥有的许多一手货源，还有众多的粉丝群体让他开始酝酿打造“上海团长联盟”的品牌价值，打算开辟一种新的商业模式。

这一全新的社区团购模式类似于虚拟超市。他举例说，有的新产品要推广的话需要支付昂贵的广告费。上海团长联盟可以将产品不加价销售给居民们，联盟收取的是远低于市场价的广告费，为新产品做各种粉丝口碑推广，这于三方而言属于多赢。

全职妈妈穆小姐的情况比较特殊，她原本属于社群邻里团长，疫情封控期间，因为涉及消杀等环节，她的团长工作在2个月里基本上是停摆的，复工后她又活跃起来。穆小姐告诉记者，她是2021年的时候当了团长，主要是团购生活用品、水果、各地特产等。“打个比方，一个产品单买是50元，40多份的起订量每份价格是40元，再加个运费，也比市场价要便宜。我主要开团卖的是自己吃的东西，群里人数不到200人，相当于邻里互助团。”

◇ 曾经参团的业主们 ◇

  有的持续热衷，有的将群设置免打扰  

杨小姐曾经是小区各大团购群的活跃分子，每天刷各种群消息成了一天的必修课，但复工后，她除了跟过一个海鲜团外，其余的很少跟团了。“现在各大平台运力都恢复了，半小时后就能送达，另外商超买东西也很便利，不用再盯着群消息苦苦守候了。”

家住徐汇的章女士则透露说，由于疫情情况仍有变化，所以小区的团购活动一直没有断过，甚至比以前更频繁，有十几个团。“用的从餐巾纸到卫生巾，吃的有时鲜货、六月黄咸蟹、饮料甜品酒等，只要市场上有卖的东西几乎都可以团，没有你买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更有接地气的生活用品刮痧板等，还有生活类服务比如一周一次擦皮鞋、磨剪刀菜刀等。”

>>>专家  

疫情防控常态化后，团长回归微商本质

早在6月1日复工后，财大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帼龄就将团购群的消息设成了免打扰。谁知7月8日她所居住的小区突然被封控。第二天，团购群又开始活跃起来，2斤十几块的鸡毛菜又出现了。随之而来的是外界的各种谣言，叮咚盒马运力又匮乏了，团长又上岗了，等等。

对于团长这个词，劳帼龄有自己的解读。在她心目中，上海团长是特殊情况下志愿者的代名词。比如配药团长、运货团长等，才是真正的团长。但随着复工复产，如今的团长不应再顶着当初的“光环”，因为所做的其实就是微商的工作。

“疫情常态化情况下，团长的行为本质上就是商业行为。一些高价团因为不符合商业逻辑，下游消费者得不了什么利，未来是难以为继的。”

她介绍说，疫情期间，有的团长是完完全全带着公益心开团的，有的专业团长则带了私心，赚得盆满钵满。对于一部分黑心团长必须要谴责，至于其他，特殊情况下也就翻篇吧。

劳主任解释说，约莫从2018年开始，到2020年社区团购兴起，除了以十荟团、同程生活、兴盛优选为代表的“老三团”，众多互联网巨头也纷纷入局，美团有“美团优选”、阿里有“淘菜菜”、京东有“京喜拼拼”、拼多多有“多多买菜”、滴滴有“橙心优选”等。它的商业逻辑是比如起订量达到几百几千，就可以和供应商要到比较低廉的价格。而今年4月份崛起的团长，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

撇开当时的志愿者团长，若从“做生意”的角度来看团长，无论视作旧职业还是新职业，有些问题必须提醒，比如注意层级、莫涉及传销。此外还有作为经营行为，一定要有纳税意识。

劳帼龄认为，各供应商包括农业基地不能因为封控中看到的特殊情况，就觉得供应商+团长的模式可以长久维系下去。恢复正常后，没有了保供证，不可能再开着大卡车，一家一户地送物资。如果涉及生鲜，团长们也没有生鲜专营证。毕竟4-5月间的社区团购属于所有专业服务全部停摆后的非正常商业行为。

对于现在还较为活跃的团长，她觉得也是个人选择的结果，有的团长基于社群基础有较为广阔的人脉，这份职业是可以继续下去的。但必须分清“公益”和“生意”，因为但凡团长开团，每一单销售都有赚佣金。可能消费者觉得社区团购的东西便宜，有的可能是临期食品，也有可能是绕过了中间渠道。但值得一提的是，跳过渠道，看似价格便宜了，消费者得到的承诺和服务也相应削减了。

她提醒道，以绿杨邨为例，遇到团长加价的事件不得不跳出来。否则万一出问题，侵害的可能就是品牌方，一方面加价也严重扰乱了市场。

>>>消保委  

高复购的快消品牌是可持续的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健盛认为，每个人理解的社区团购不一样。其实疫情封控期间，大量的还是品牌方发起的团购。比如4月3日至4月9日由消保委牵头做了七天团购，每天官方微信公众号的单条阅读量达到200多万，7天服务了70多万个家庭。

“其实早在去年我们就发现，团购要符合两大特点，一是基于线上社交，低成本高效率链接到很多人，基于位置的销售。为何疫情中的社区团购很成功，就是有很多大品牌加入了团购大潮。”唐健盛介绍说。

“只有一种情况是可以实现社区团购常态化的，即大众认可的品牌，价格相对透明，质量也有保障。”劳帼龄认为，这种模式相当于是品牌商的直销渠道。比如有的品牌的团长可能就是某店店长，一旦有相应的活动，就会在群里提醒大家。

和劳帼龄一样，唐健盛认为，品牌方主动推出的社区团购是可持续的。一些高复购的快消品，如果通过电商走，流量费可能要占到25%以上，而社区团购可以降低成本。未来，不仅可以依靠团长实现团购，也可以通过小程序、企业微信等参团。

“其实，团长未必是邻居，可以是品牌方的公司内部员工，起到联系顾客的作用。如果消费者仅仅买品牌产品的话，总感觉和该品牌是有距离的。但如果碰到问题的时候，找团长，这一角色相当于客服，可以协调群里的顾客需求。”他指出，未来高复购的品牌可以直接面对消费者。团购的发起方一定是品牌，而非团长。消费者在参团的时候，可以查看是否是官方小程序、公众号发出来的团购海报。

事实上，在疫情期间，因为利用好了这一通路，不少品牌打开了市场。比如某品牌牛奶，通过团购销售量是去年同期的10倍，创建了非常有价值的商业新通路。而上海的一款非遗米糕，原来主要开设在五星级酒店，通路效率很低，成本很高。如果涉及电商还要一个个叫快递，但现在采取了集约化的团购方式，15个小区一路开过去送到位。还有一家做活鱼的供应商，原来在生鲜平台上售卖的时候，环节较多，损耗较大，现在商家能明确知道明天销售多少条鱼。消费者得到实惠，海鲜又新鲜。还有一个做高端牛奶的品牌此前没有做很多推广，一下覆盖了上海的7000多个小区。

唐健盛分析说，但如果是团长自己找来的货源，很难辨别货物的真假，订单还没有保证，有可能发生被取消的情况，对消费者来说存在一定风险，消费者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再说报酬，如果未来品牌直接面对消费者直销的话，团长相当于组织者、联络员，当然可以获得报酬。”唐健盛认为，社区团购的特色是比商超要离家近，群里总有人艾特你，被提醒产生需求。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范彦萍

编辑:张红叶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