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TALK|濮存昕:前辈们给我打样,我的生命在舞台
2022-08-26 文体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陈宏/文 常鑫/图、视频(除署名外)

1986年,蓝天野力排众议,将在部队文工团的濮存昕带进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主演自己导演的话剧《秦皇父子》。他觉得,没有正规学过表演专业的濮存昕,有着极大的潜力和天赋。濮存昕的父亲苏民也是北京人艺的著名导演和演员,为了避免“走后门”的嫌疑,此前他一直拒绝让儿子进来。苏民充分相信老友蓝天野的人品和原则,没有再度干预,私下很欣慰,嘴上对儿子却是种种看不上。

这让从小在剧院里长大的濮存昕,对演戏憋了一口气。如今,69岁的他主演话剧《林则徐》,观众无人不被他的气场征服,无人不信他就是那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民族英雄。在上海演出该剧前,他接受了青年报·青春上海《上海文化TALK》视频访谈栏目的独家专访,聊起这段往事,聊前辈们对自己一生的影响,濮存昕说了很多。

濮存昕接受《上海文化TALK》专访。

父亲和伯乐

  “相爱相杀”和“得意之作”  

在濮存昕的心中,父亲苏民是典型的中国式传统父亲,对自己要求严格,褒奖不多。

因为时代的原因,1953年出生的濮存昕小时候读书“天赋并不好”。但苏民在书画方面“是有学养的人”,受他影响,濮存昕从小就爱写字,出黑板报、刻蜡板去油印,都是他的兴趣所在,但就是毛笔字一直写不好,苏民看了会点评一句“行气十足”,嫌他没有章法。濮存昕给他写封信发个电报,他能用红笔给他圈出来错别字和病句。

在父亲的高标准下,12岁时濮存昕就学会了一千多字,“突然发现长篇小说能看了,报纸杂志能看了”。回想起来,他对父亲“适时的指正”颇为感激,但情感上,他仍然觉得“我们的父子之情挺难言的”,“我们还要较劲,彼此还有不理解”。

濮存昕和父亲苏民。网络资料图

他对父亲最大的不理解,就是作为第一代北京人艺的著名演员和导演,苏民对儿子进入剧院是排斥的,“他大概是张不了那个口”,直到蓝天野看中濮存昕的潜力。蓝天野是苏民的同事,更是高中时期就处得好的同学、好友。“他们上世纪40年代在北京三中时就聚在一起了,我父亲比他大一届,他们后来在国立艺专(记者注:抗战时期中国最高水准的美术学府)一起学画,我父亲学中国画,蓝天野老师学西方画,后来他们一起组织学生剧团,去解放区,1946年时同时入了党。”

这样的经历,让苏民非常信任蓝天野,“得知消息后我父亲非常高兴,没有认为这是‘走后门’。”而得偿夙愿的濮存昕进入北京人艺后,其实并没有马上爆发,“我演《秦皇父子》里的扶苏,可能一开始演得有点简单,有点情绪化,蓝天野老师纠正了我10来次,我的理解是,他在恨铁不成钢。”

濮存昕对蓝天野的高要求,记了一辈子,也是时时鞭策他打磨演技的动力。不过,蓝天野本人并不承认,“媒体问他,他总是坚决否认,这都快成无头公案了。”蓝天野一直对濮存昕推崇备至,这位自己提携的晚辈拿了一个又一个表演的奖项,做了北京人艺副院长,2015年开始当选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他每次提及都非常高兴。“他一看到我就喊我‘濮主席’,把我给吓的。他80多岁高龄了还密度不减活跃在表演舞台上,甚至还做导演(记者注:2015年,88岁高龄的蓝天野导演了经典话剧《贵妇还乡》),他来找我演,我那个时候真的戏已经排得满满当当,就说没有时间,结果他一句‘难道要我自己来演吗’,我立即就乖乖答应了。”濮存昕回忆起老爷子的呵护,笑容就这样一层一层地在脸上荡漾开来。

濮存昕和蓝天野。网络资料图

但在苏民那里,濮存昕要得意一次,可就太难了。第一次当选中国剧协主席后,濮存昕母亲回家凑近苏民耳边,告诉了他这个消息,“昕昕当剧协主席啦”。妻子连说了两遍,结果苏民眼都不抬,把濮存昕就晾在了一边。“我在旁边就能感觉到他仿佛在说,‘那是你的位置吗?那是你干的活儿吗?那是曹禺——他们管曹禺叫‘曹头儿’,李默然、尚长荣他们的位置。”父亲和伯乐截然不同的态度,濮存昕至今想来都感慨不已。

苏民对他最高的一次夸奖,是有一次他去小剧场看已经成名成家的濮存昕,在一部喜剧里扮演了一个丑角。“看完之后他说‘你现在是文武昆乱不挡了’(记者注:指演员文戏、武戏、昆曲、乱弹都能演,技艺全面),这是很高的夸奖,我听了非常得意,至今‘感恩戴德’。”然而,也是在这场戏,濮存昕感受到了父亲深藏不露的父爱,“他耳朵不好,坐在第一排,我有一场戏是在台前,跪着,正好就在他面前跪着,他大声问我姐姐,‘他秃顶了?’我没有秃顶,那场戏头套把头发压得很扁,又出了汗,就显得有点稀疏,观众都听到了他的话,特别有意思。”

和父亲“相爱相杀”,却又是伯乐眼中的“得意之作”,长辈们截然不同的态度,却让濮存昕一生自省,不肯被纷扰冲昏头脑。“表演这门专业,它是个专业,做得对与不对,都是观众说了算。我在台上能不能拿住场子?跟观众一起平等地讨论文学?”他说,自己见过太多的前辈在舞台上的劲头,“他一定是把自己完全摆进去了,才能厚积薄发了,你有多少东西?其实你也许就几个字、一点点篇章,但观众一眼便知你话语多少,这个信息量是感知的,你可能都不需要说,人家就有这种感觉了。”

明星和领导

  “唯有拼命演戏博得同情”  

在很多观众眼中,濮存昕是演艺圈难得清醒的表演艺术家,而不仅仅是影视明星。他曾经在影视圈如日中天的时候,毅然选择专攻舞台作品;他从北京人艺副院长的岗位上离开,他一直说是“到点下班了”,自然免职,但外界一直认为他是急流勇退。“我就想像我从小崇拜的前辈们那样演出。”他说,自己领导工作做得不好,“唯有拼命演戏,去赢得同情。”

濮存昕的影视经典作品很多,和谢晋导演合作了《清凉寺的钟声》,在王扶林导演的史诗剧《三国演义》里演了孙策,知名电影《洗澡》《弘一法师》《鲁迅》都是他的代表作,电视剧《英雄无悔》和《来来往往》以及主持央视春晚等,更是让他的名气如日中天。

电视剧《英雄无悔》让濮存昕在影视圈走红。剧照

后来他从影视圈淡出,有人问他为什么,他总说“市场没有合适我的戏了”,但事实上,他更怕的是,明星这个头衔,会让自己迷失。“我们剧院,我特别推崇的一个演员,大家伙都不知道他叫什么,但他真的是不在乎的,他演戏演得这么好,却从来没有出过大名,甚至去世以后,都是后事做完了才告诉单位。”濮存昕说,这位演员是永远的B组演员,但在自己心目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我那么尊敬他,他常演B组,但他那么重要。我似乎想学他,但是恰恰学不了——你好像已经是一个明星人物,就很走俗的,因为很多人都知道你,当然是通俗了,这个时候你还能不能做到这点:不为所动,一切都不在乎,只要做,甚至对错都不管。我特别往想往这方面去要求自己。”

不仅仅是面对“明星”标签,面对“领导”标签,濮存昕同样人间清醒。他依然否认自己是“急流勇退”,他说这是“命运使然,走到这块儿了,你就只能这么走了”。在北京人艺当副院长时,濮存昕希望明星们都能“凤凰回巢”,栖息到这棵梧桐树上,“但剧院做得不好的话,谁愿意回来?国有文化企业的空间,在市场化和商业化挤压下,只有那么一点演出费,是没有优势的,这也是作为一个文化单位领导会面对的几个困境之一。资本的困境、文化体制改革的问题,以及专业的困境——好的学员都奔着影视去了,舞台基本功在每个艺术院校都被边缘化,这就是很大的问题。”

他面临的,是当时大环境的压力。很多人都是个人主义者,“我也有个人主义,每个人都会有,但是大家还是需要有更大一点的情怀,承担更多一点的责任,这既需要个人通过阅读等方式进行的自我教育,也需要整个文化生态的营造,像我这次演的话剧《林则徐》,其实就是在助力这种文化生态的营造,他讲的是大情怀,讲的是中华先贤的生命样式,林则徐的样式就是其中之一。”

为此,他有选择性地演了一些传记人物,包括此前在上海拍摄的电影《鲁迅》。“电影发行得非常不好,但对我个人来说,是特别好的创作机会。”濮存昕接到丁荫楠导演的这个角色邀请后,剧院里的老演员给他后脑勺扇了一巴掌,“他说你小子是捞着了,赵丹想演没演成,你爹想演没演成,给你演了!”

电影《鲁迅》海报。

演鲁迅,也让濮存昕进一步感受到做一名敬业的演员,所能得到的尊重。“演鲁迅的妆是沈东生老师(记者注:著名电影造型师)化的,丁荫楠导演说,开头的妆一定要逼真,只要一开始就让观众相信你是鲁迅而不是个明星,这个角色就成了,所以每天的化妆要三个多小时,少一点时间,到了拍摄现场就会开胶。而且为了妆容时间能保持长一点,我不喝水,拿电扇吹着,不敢出汗。”《鲁迅》是在上海车墩影视基地拍摄的,当时著名画家陈逸飞导演的《理发师》也在车墩拍摄,“陈逸飞导演看到我们,主动说,让《鲁迅》先拍,濮老师的妆需要快点拍掉。”

当时陈逸飞已经病重了,在跟濮存昕近距离说话时,濮存昕能闻到他嘴里生病后的不好味道。陈逸飞也在争分夺秒,但他愿意给经典角色让路。濮存昕至今想来,都唏嘘不已。

“我也演别的角色,包括反派角色,我觉得,做演员,他是在用自己生命的能量,去诠释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生,这是一种趣味,艺术趣味。”濮存昕经常问自己,“你很多地方做得不好,我怎么才能够看得起自己?《林则徐》里有一句台词,是‘行年50而知49年非’(记者注:“活了50岁,才知道前面49年都做错了”,语出《淮南子》,是自省的话),我今年69,明年就70了,我要回去给自己写一幅字,‘行年70而知69年非’,人只有反省,才能还留有空间,否则就是强弓之末了。就像我们演戏,能够演到这个份儿上——突然间脑子什么都没有了,但很自然地,下面的台词又浮现在脑子里了,这是情绪记忆,是下意识的肌肉记忆,跟体操运动员腾空一样,不需要把动作1234地排序,我们的基本功、技术、排练的扎实到那份儿上后,剩下的就是心性和态度,以及在台上的那点愿望,想去演出的愿望。”

话剧《林则徐》剧照。剧组供图

生死和告别

  “演戏是我这辈子唯一做得好的事”  

濮存昕字写得好,话剧《林则徐》导演王筱頔也找他求字。濮存昕就写了“好花半开”四个字送给导演,“王筱頔和她母亲陈薪伊导演是一对佳话——母女俩同做舞台剧导演的,国内很少,王筱頔导演又正当年。她希望能够排更多的作品,我们也在策划接下来的创作和题材,写这四个字,就是说她的状态,还有很大的余量。”

四个字是写给王筱頔的,却又像是写给濮存昕自己的。60岁的时候,他想了6个字,自己戏称为“六字箴言”,“‘玩、学、做、悟、舍、了’,觉得这一辈子是这6个字就能概括的。”因为有了玩的心态和乐趣,对世界有了好奇,开始了学和做,开始了行千里路和读书破万卷;当对这个世界了解的信息汇总后,开始领悟,可以选择和取舍,最后和这个世界了却、告别,“每一天都有开始和结束,就像一个轮回,这一生也一样。所以,虽然我现在69岁了,但我也还有一点‘量’,能去为别人、为这个舞台做点什么。”

尽管他也知道,69岁的年龄仍然是话剧演员的当打之年,但他接受采访时,总是自嘲“我老同志了,耳朵不太好了”。他很坦然地讲述,来上海后,朋友们怎么好意安排他去华东医院做了核磁共振检查身体;“也开始参加夕阳红节目了,一块聊聊结束的事情、谢幕的事情”。

濮存昕的人生观很豁达

不讳言老去,更不讳言生死。“太多人在我面前已经先走了,你在学他们、看他们的时候,你会想我会怎么面对,都要有衰老和疾病,最后让你去承受。怎么才能够去把握自己的命?主动把握自己的命运?唯有精神上的认知,没有其他办法。”濮存昕说,自己从不害怕这一点。他做客座教授,给上海戏剧学院西藏班排毕业大戏《哈姆雷特》,“我问学生们剧中最重要的一句台词是什么,其实,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句就是‘因为选择的艰难而害怕’,害怕什么?比如‘那死亡的国度没有一个旅人回来过’,因为陌生而恐惧,产生了犹豫不决,使得英雄的悲剧发生了。”

因为演《哈姆雷特》,濮存昕不害怕选择未知。“人文文化里面最大的命题,爱和恨,生和死,不在选择上纠结了,就能勇敢地去闯荡而懂得忏悔、懂得怜悯,这其实是一个世界主题。”

这些人生观和生死观,濮存昕说都是从角色和戏剧界前辈们身上悟来的。蓝天野去年获“七一勋章”时,身体状况就已经很差了,“但他很倔强,外人面前从不肯表露出痛苦,生命的最后三个月甚至拒绝治疗了”,后来,濮存昕在蓝天野的追思会上说的是“这是他真正的谢幕”,“谁能比他更好、更圆满?”跟蓝天野那么亲近的关系,濮存昕并非不痛苦,但作为舞台上的知音,他理解这位恩师、忘年交。

濮存昕一直备受观众喜欢。历史剧照

他有时候也会想一想,自己告别舞台会是怎样的场景。他一直记得北京人艺“演员之魂”于是之老师上世纪90年代初最后演《茶馆》的场景(记者注:于是之患了老年痴呆症,出现了严重的语言障碍),“那一幕是掌柜王利发拿裤腰带去自尽,他往常演了一辈子的王利发,都是看着裤腰、转身走,但他这最后两场演出,都是手没动、脸摆过去了,没回过头来,稍后决然拿起、下去,这戏结束了……从美学角度讲,实和虚、真和假之间,是他在和角色告白,他知道自己不演了——后台说,是之老师改戏了,他哪儿是改戏了啊!这是告别!我不知道我会怎么告别舞台,有的戏可能先不能演了,有的戏文一点儿的好像还能再演?”

但“生活在舞台”上的于是之、蓝天野等前辈们“打的样”,让濮存昕已经不太在意演戏之外的事,“我们人艺舞台讲究字正腔圆,口腔有大运动量,这和使用麦克风的艺术不一样,这需要力气,需要休息好,所以我现在下午一定会睡觉,哪怕不开会。我还是要把戏演好,这好像是我这辈子唯一能做得好一点的事情,其它事都不见得做得好。”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陈宏/文 常鑫/图、视频(除署名外)

编辑:张红叶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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