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范彦萍/文 常鑫/图（除署名外）

新兴就业群体的产生必定伴生着许多问题。彻夜写作却难以得到认可的网络作家、动辄工作十几个小时高强度工作的快递小哥、曲高和寡的独立音乐人……这些新青年他们理应被看到、被关爱。

新青年的职业发展和个人生活中面临着哪些困境？合理的需求能否得到回应？政府能够提供何种支持与配套保障？为更好地服务这些新青年，今年的上海两会，市政协委员、徐汇团区委书记陆璟琨带了一份最新出炉的《建立健全新业态新就业群体职业发展体系》的调研报告来到会场，他表示，有的新职业只是看上去很美，呼吁开展市级层面的大调研，了解这一群体最真实的现状。而关于新就业群体的话题也引起了代表委员们的共鸣。

陆璟琨

 // 从业者劳动权益未得到充分保障 // 

这份调研报告的访谈范围覆盖至少五种新业态行业类别，如物流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全媒体运营人员、网络文学写手、电子竞技员、独立音乐人、文化创意产业工作者等。调查显示，新业态从业人员呈现着就业方式灵活、构成复杂、工作非全时化、个体化与自主化的特征。

陆璟琨介绍说，工作场景方面，新就业下青年群体呈现出工作场域趋于流动化、无边界化，工作方式灵活化、自主化，组织架构扁平化、去雇主化，兼职兼业明显的特征。从收入来看，新业态群体月收入大多在8000元以下，网络文学写手、新兴职业农民、互联网科技从业人员等不同新职业群体收入的内部差异较大，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等职业的收入则相对集中。

“从工作动机看，新业态青年从业的主要动机为兴趣爱好、入行要求简单和自我锻炼的需求，同时就业动机还存在工作类型、性别、年龄、户籍和受教育程度差异的影响。新业态从业者中80后、90后是主力大军，从这类人群的心理需求来看，新业态青年更具有冒险精神、更渴望自由，在职业选择上更加看重自我价值的实现。”陆璟琨介绍说。

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在每天工作时长方面，有61.12%的新业态青年从业者每天工作时长在8小时至12小时之间，已经超过了国家法定的8小时的正常工作时间，甚至还有13.2%的从业者每天的工作时长超过了12小时。在每天工作时段方面，有40.34%的从业者都需要在夜间（18:00至24:00）工作，工作时间较长、强度较大。其中，在“超量工作群体”、“过量工作群体”和“极度过量工作群体中”中，物流快递员占比最大，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的占比也高于其在所有从业者中的人数比例。可见相比于其他文化传媒类行业，基础服务行业的新业态从业者的工作压力明显更大。

“快递配送工作很辛苦，当年轻的快递小哥变成快递大叔，因为长期负重可能会落下职业病。当年龄渐长，大叔们将何去何从？”陆璟琨表示，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很多超时工作，用身体健康换收入。有部分人做了几年回老家，或者离开这个行当后，因为学历和自身技能与社会发展不匹配，遭遇再就业难。她呼吁，能给予这些群体劳动保障方面的特别关注。

雇佣关系灵活化、工作方式弹性化、用工主体多元化、工作安排去组织化的新就业形态不仅让从业者与企业或公司的联系变弱，而且可能会导致新业态新就业青年面临着很多劳动权益保护不足的问题。调查发现，比较不同职业类别对工作中权益保障的满意度，发现网约车司机、街头文化人和网络主播对于权益保障的满意度较低，对权益保障感到满意或很满意的比例分别仅占32.35%、40%和44.12%；电子竞技员和街头文化人对权益保障感到“很不满意”的比例最高，分别占该群体的12.5%和10%。

 // 部分从业者面临职业歧视问题 //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10.51%的新业态新就业青年群体认为自己的职业遇到来自社会的歧视，有6.36%的从业者认为自己的职业遭受到来自家庭的不理解。

比较不同的职业类别，其中面临来自社会的职业歧视比较严重的几个职业分别是网约配送员、电子竞技员、物流快递员、网络主播和网约车司机，其中网约配送员、电子竞技员和物流快递员三个职业的从业者中均有超过20%的人表示自己的职业遭到来自社会的职业歧视。凌云街道在对新业态青年代表的访谈中发现，网络活动从业者如网络主播、电子竞技员、网络文学写手，所面临的网络暴力问题较突出；而从事内容或产品创作等创意工作者如全媒体运营人员、网络文学写手、新兴互联网科技从业人员、新型职业农民，则普遍面临同行抄袭问题。“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容易成为负面情绪的垃圾桶。”虽然现在不少地方建了诸如小哥驿站之类的站点关爱小哥们，但还是呼吁公众给小哥们多一点关爱和尊重。而不是让他们在繁重的工作之余感到身心俱疲。

陆璟琨认为，新业态随着互联网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应运而生，新兴经济模式主要集中于文化产业和生活服务业两类第三产业领域。因此，以从事网络文化、文学创作、独立文艺为主的新文艺业青年和以从事外卖配送、网约司机、生活服务为主的生活新业态青年，构成了新就业青年群体的主要部分。两类群体在工作特性、个人发展、困境诉求方面有不同的表现。就生活新业态青年职业发展困境而言，存在现存法律法规与社会保障制度难以适用于新兴生活服务行业，对职业认知不足，并且缺乏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政府相关部门对新业态行业的监管难度大等困境。而对新文艺业青年来说，存在缺乏针对新文艺业青年的版权保护机制和维护环境、现有政策与制度体系对新文艺青年职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不足、政府相关部门与新文艺业青年沟通不畅等困境。

因为工作的关系，陆璟琨接触过一些独立音乐人，当想借助行业部门进一步挖掘这一群体时，却发现相关职能部门要找到这个群体都很难。“我们也通过一些音乐平台尝试寻找这个群体，但发现其实平台也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不管是独立音乐人、街舞青年、自由美术工作者也好，当他们的作品没有被市场接纳的时候，花费再多的心血可能都打了水漂。这一群体中太多籍籍无名的从业者因为不被公众了解，难以圆梦。”

“有的职业听起来很有诱惑力。一些刚毕业的年轻人不明就里，扎堆进入新职业未必是好事。”在调查过程中，陆璟琨惊讶地发现，诸如网络主播、网络作家、独立音乐人等新兴职业是有职业滤镜的，真的介入到这些领域后才发现有的职业只是看上去很美。她建议，对新就业群体能进行一个全市层面的生存状况大调研，做一些大数据的追踪，了解这一就业群体最真实的职业现状。也便于年轻人在做职业规划的时候，获取最真实信息，入职请谨慎。

 == 建议 == 

构建对话机制，倾听新业态青年需求

陆璟琨建议，构建党组织、群团组织对话机制，倾听新业态青年需求声音。首先，充分发挥群团组织尤其是工会组织在维护新业态新就业青年群体劳动权益上的作用。整合资源协同发力，开展组团式政策咨询、法律援助、困境帮扶工作，用多种方式加强新业态新就业青年群体的维权意识与知识储备。其次，将新业态新就业青年吸纳进区青年汇智团、区青年联合会等组织，拓宽其表达诉求、争取资源的渠道。建立行业性青年联盟、行业性团组织，加强行业内互助，适时开展技能竞赛、团体活动、心理辅导，帮助新业态新就业青年提升组织归属感。

针对生活新业态青年，她建议，着重完善职业友好型设施建设：第一，拓宽“党群服务中心”“青年中心”服务内容，优化“小哥驿站”布点，为其临时停靠、休息提供便利；第二，增设电车、电瓶车充电点位和快递存放、分拣点位，加大对上海市交通法规的宣传力度，为其无忧工作创造良好环境。

针对新文艺青年，她建议着重加强调研分析，针对细分领域完善行业画像和从业者数据库。加大对头部新文艺青年的动员凝聚力度，鼓励其加入“人民城市青年实践团”等青年社团组织。

她建议，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与社保制度，着力解决新业态青年发展困境。应当通过立法、修法将新就业形态、非标准就业等灵活就业发展纳入法制化轨道，制定符合灵活就业特征的劳动标准体系，使其有别于正规就业，建立多元化劳动标准法律制度。其次，应当创新并完善适用于新业态从业者的社会保障制度。“互联网经济衍生的各类新兴产业发展迅速，也必然存在监管不力、各类配套机制不健全的问题，极大影响着新业态新就业青年的职业发展。面对新业态难以实施监管的特点，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创新监管方式，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收集从业者反映或者投诉的信息，智能监测互联网平台、用工单位出现的违法违规现象，加大对新业态经济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

她还建议，建立职业技能素质升级体系，提高新业态新就业青年群体人力资源水平。针对生活新业态青年，要以学历提升为主，鼓励行业建立内部职业发展体系，使一线青年有机会进入行业管理层，使行业内部人才梯队得以进一步优化完善，为青年群体提供更加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针对新文艺青年，要以职业技能提升为主，并通过企业、平台人力资源政策，和行业协会指导，使行业青年的总体工资水平与职业技能相挂钩。

“现在，只要在网络世界点击‘一键注册’就能成为生活新业态青年或新文艺青年，从业门槛低既为社会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又为别有用心者提供了扰乱市场秩序的可乘之机。”陆璟琨建议，要严格落实新业态新就业青年群体职业操守培训，构建不良信息监管制度。如对生活新业态青年，完善平台投诉建议反馈机制，对客户合理化意见建议给予及时处理，建立行业终身禁业行为清单。对新文艺青年，构建网络低俗不良信息监管制度。加大网络文化产品发布审核力度，建立网络文化从业者实名制及信息共享“黑名单”体系。加大网络文明用语倡议书的宣传力度。加大监管部门之间的联动执法力度，不定期开展网络安全专项协查，扩大对违规违法行为的打击范围。加大对制作、传播不良网络信息行为的惩处力度，让从业者不敢违不想违。

相关行业协会可以做不定期的职业培训

刘炜

从2003年就开始写网文的市政协委员、上海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副会长、上海市网络作家协会会长刘炜属于新就业群体的老牌从业者。

刘炜回忆说，2004年自己初到上海，加入阅文的时候，全国的网络作家才不过区区几十位，但这几年，网路作家的从业群体少说有几百万。早在10年前，活跃作者数就达到了10多万，想要从中脱颖而出的难度是极高的。“也许对于有的年轻人来说，写第一本书就赚得高人气，但这属于幸存者偏差，以阅文集团为例，仅男频和女频作者就有七八百万人，但能让读者记住的只有几千人。”

在刘炜印象中，有位高中生作家因为写书一炮而红后直接辍学了。他觉得十分可惜，“近年来，各省市的网络作协在给网络作家提供更多培训、学习的机会。我建议网络作家可以提升自己的学历，因为未来成为网络作家的有形和无形的门槛会越来越高。这些年，陆续有传统作家换个笔名进入这一新兴领域，无论是文字功底、人生阅历都比一些半路出家的网络作家高几个层次。”

“以前的网络作家不注重采风，但随着竞争愈演愈烈。现在的网络作家也开始注重到社会上接触不同的人群，聆听不同行业从业者的故事，使得自己的素材更为丰满。”他建议，网络作家要主动接触社会。以他自己为例，他就在参加的各种交流会中了解到最真实的菜市场的运营成本，真实的数据。这是仅靠到菜市场转一圈得不到的信息。他可以将社会经济的运行规则写在书里。

刘炜透露说，自己每天写书就几个小时，但额外还要花费十几个小时的时间翻阅工具书、查资料。这是因为这几年读者的口味愈发挑剔，哪怕是将打仗时使用的盔甲写错了，都会遭到考究党的抨击，早期一些作者可以胡编乱造的年代早就故去了。此外，网络作家的三观要正，否则就会出现一些三俗作品。建议有关部门能引导大家写积极向上的题材，包括一些红色的主旋律题材，在写作过程中学习当年的那段红色历史。

“99%的网络作家不会一炮而红。这个行业不像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付出了就有实打实的收入。可能你半年写了四五百万字，没有激起任何水花。甚至写了两三年都没有动静。”刘炜建议，一些年轻人可以将网络写作作为职业的补充。不建议在一棵树上吊死，待成熟了再将这份职业当成全职。

对于网络主播、网络作家等新文艺青年，他建议这些新就业群体入行的初心是出于热爱，因为如果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恐怕很难坚持下去。“一定要在这个职业中找到自己的快乐。如果抱着临时过渡的心态，可能会撞得头破血流。”

唐吉慧 受访者供图

对于新就业群体，市人大代表、上海岸之上文学艺术工作室创始人、宝山区新联会会长、宝山区青联副主席唐吉慧表示，新业态从业青年的就业较为灵活，但普遍缺少保障，有些甚至遭受歧视，但不得不说新业态从业青年已经在我们的社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与不可或缺的作用。

他建议，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组织对“新”青年给予一定的权益保护与更多的关心，相关的行业协会给这些群体做不定期的相关职业培训，以不断提升新业态从业青年的职业技能，并可放宽吸纳优秀新业态从业青年为会员的门槛。“同时，市区两级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要主动发现、联系新业态从业青年，做好新业态从业青年与政府之间的桥梁，为他们搭建平台，让他们树立起自信，慢慢让更多的新业态青年找到归属感，感受到上海的温度。”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范彦萍/文 常鑫/图（除署名外）

编辑:陆天逸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