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跨越寒冬，万物复苏。这是新时代新征程的又一载启程，也是接续奋斗的全新开端。自今日起，青年报将以“新征程 新奋斗”为主题，讲述那些在不同领域创新奋进、昂首阔步的奋斗故事，回首那些在大变局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个小人物，传递新征程中愈发坚定的信心与力量。因为正是这些情感回荡，汇聚起了激发同心共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伟力。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刘晶晶 

科研要有优先地位，一定要有杀手锏，竺淑佳就有这样的“杀手锏”——她的研究组是世界上第一个揭示氯胺酮与NMDA受体如何发生作用这一奥秘的科研团队，为后续研发副作用更小的快速抗抑郁药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位来自中科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的年轻女科学家，如今还在与人工智能团队合作，为抗抑郁药开发提供创新源泉。让科学真正解决问题，是她在这条科研路上逐渐坚定的决心。

  // 目标清楚，要让科学解决问题 //  

从攻读硕士研究生时就开始 “死磕”，让竺淑佳着迷的NMDA受体，究竟是什么？“人脑有千亿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上又有数以千计的突触，这些突触相互传递信号，构建起整个大脑神经网络。NMDA受体就分布在这些突触上，它通道打开使得钙离子流入神经细胞，调节突触可塑性，是学习与记忆的重要分子开关。”竺淑佳这样解释。

“NMDA受体存在于所有突触上，过度激活会导致阿尔兹海默症、帕金森病、抑郁症等，过度抑制也会导致认知功能障碍、精神分裂症等。但是它究竟与这些脑疾病之间的关联机制是什么，领域内还存在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竺淑佳说，2016年回国建立研究组，她就给自己定下两个使命，一是回答NMDA受体家族本身的分子机制是什么，“这是基础科学的问题。”第二则是阐明受体功能障碍和神经精神类脑疾病的关联机制是什么。过去6年，她为此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

从选择科学道路开始，竺淑佳的目标就是解决科学问题。硕士读完后，她发现小鼠行为学个体之间的差异很大，但NMDA受体本身的分子机制没有得到很好研究，读博时开始做这方向的课题；博士读完后她又发现，NMDA的全长三维结构还没被解析，她再次聚焦了结构生物学。以科学问题为导向，是竺淑佳对于科研的态度。她经常对研究组的成员们说的一句话就是：“做科研，不是为了单纯发论文，而是解决科学问题、帮助更多人。”

开启快速抗抑郁药物氯胺酮的研究，缘于她得知闺蜜的伯母70岁时患抑郁症，却因未能及时发现并得到有效医治，不幸自杀身亡。她还收到过来自患抑郁症的高校退休教授的手写信，诉说苦闷。这一影响了全球3亿多人口的疾病已成为损害人类生命健康的一大“杀手”，也使得竺淑佳对自己的科研道路更为坚定。

由于对NMDA受体多年的基础科研积累，近年来，她还接触到了临床上携带有NMDA受体突变的儿童患者。“美国有一位孩子父亲建立了一个专门了治疗这类罕见病患者网站，我作为科学顾问，常常半夜起来听他们的故事，参与讨论和给予建议。去年，中国长春的一个医生联系到了我，他的女儿也携带NMDA受体突变，希望我们能提供一些建议。于是，我们专门为这些罕见病患者开设了一个研究课题。”竺淑佳说，让科学最终帮助到临床的患者，这条路还任重道远。

  // 人生转折，选择了就要让自己“不悔” //  

竺淑佳一直记得自己的高中数学老师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生犹如一条折线，关键就在于那几个转折点。”

她并非从小就想成为科学家，梦想是慢慢积累出来的。出生在浙江奉化一个小山村里的竺淑佳，在农村生活到7岁。奶奶是村里唯一一个私塾老师，3岁起她每天要走40分钟山路跟奶奶一起到私塾。奶奶受过初中教育，梦想就是让村里的孩子有文化；父母的梦想是从农民成为工人，到城里去打工。“我小时候并没有梦想，但和大自然为伴的生活给了我很好的耐力和体魄，我还是大学班级里唯一跑2400米得满分的女生。”竺淑佳笑着说。

她本科考取了浙江工业大学，热衷于社会实践，是学校社团“理论读书会”的组织者，有6000多会员的规模。“当时没有同学觉得我会成为科学家。”而在大学毕业时，竺淑佳对职业选择产生了第一个思考，是选择行政类、经商类还是技术类？最终，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她选择了靠技术的职业发展规划，报考了华师大生物专业的研究生。在硕士阶段，她组织读书会讲解分享《神经科学原理》，一个学期啃完了经典教科书，“就对神经科学着迷了。”

2009年，竺淑佳前往法国巴黎高师攻读神经生物学博士。她是导师皮埃尔·保莱迪（Pierre Paoletti）的第一个外国学生。头3个月，竺淑佳只做了两件事，做实验和做饭。从一个厨艺小白，到可以一个人做了30道菜请全实验室同事吃饭，她发现，做饭和做实验的原理和步骤是相通的。“就是不停地试错，发现最佳配比。所以我现在也会建议我的学生，要做一个好的科学家，不妨先学会做饭。”也是在那段时间，竺淑佳在导师身上接触到现代科学的理念，感受到对科学的热爱，学习到导师和学生的相处方式，“如何不让学生‘浮光掠影’地盲目赶路。”

2013年竺淑佳博士毕业，面临回国和继续深造的选择。闺蜜在每年都会寄的明信片中写道：“祖国很大，需要我们的建设，等你赚够资历，赶紧回来吧。”这给了竺淑佳很大的激励，但觉得自己资历还不够，她义无反顾地只身前往美国补足短板。在美国，每天工作14个小时还嫌不够多，“那时发现自己的求知欲是能被发掘出来的。”进去时底子最差，但她却是实验室中最快用了2年时间就完成了博士后训练。

从大学毕业选择走上了这条科学路，竺淑佳看似顺利的道路却也有着比常人更多的付出。30岁生日时，她写下这样的文字：“想着或许哪一天，自己的工作可以推进人类医学健康事业的进步，哪怕只是微小的一步，那都是值得的。我想，二十岁的时候，肯定没有这样的理想。”竺淑佳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选择走了，就要让自己“不悔”。

  // 言传身教，不愧于一声“导师”称呼 //  

2016年竺淑佳最初建立实验室时，拍过一张全家福，加她一共4个人。到2021年的全家福画面中已经“规模超出想象”。目前，竺淑佳实验室联合培养学生有20名左右，很多都是90后、95后，最新一批的研究生已有00后。

学生们说起竺淑佳老师，第一个想到的词就是“充满干劲”。博士生王涵这样形容：“科研女超人是我对竺老师的第一印象，每次谈论科学问题，都能感受到她对科研的无限热爱，对问题的严谨思考，这些让我特别敬佩和感动。” 博士生张友谊则牢记老师说的“要做有用的科研”。“老师分享的经历让我很受激励，决定研究方向时我也会犹豫，但我觉得还是要坚持自己的道路。”

如今，竺淑佳实验室还在与人工智能团队合作，在千亿级的分子库中进一步筛选出几十个候选分子。“理论上每个分子的雏形都是潜在的抗抑郁创新药物的源泉，我们正在做小鼠大规模行为学的验证，已经找到一些潜在的候选分子。”

竺淑佳说，她希望学生们能做科研上的探险家，而不是“导游”或“游客”。“我们的学生有实验室轮转制度，我会问学生两个问题，实验室的使命是什么，实验室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和手段去回答科学问题？轮转2个月时间很短，技术并不一定能学完，我觉得培养学生学会对科学问题的独立思考，远比教会一项技术更重要。”竺淑佳笑着说。

让同为女性的同事王洋感叹的是，怀孕时的竺淑佳依然坚持在实验室，休了2周产假就回到了岗位上。竺淑佳却说：“我觉得当老师和当妈妈是相通的，我也应该用一生的实践和努力去匹配学生一声‘导师’的称呼。”

科研团队带队人、导师、母亲，竺淑佳还拥有一个重要身份——党支部书记。同事刘志勇和竺淑佳同时进入研究所，同一年入职，办公室同在五楼，同为中心的党支部书记，“她做得比我好。”刘志勇笑说。

“我很感谢党和国家对我的培养，从公派留学到国家高层次人才计划等，也很感谢脑智中心营造了一个自由探索的科学港湾，让我有90%的时间都可以待在实验室和学生做课题。感谢实验室的学生和同事，让我感到科研和教育的传承。”竺淑佳说，这也坚定了她的梦想，真正解决神经科学的重要问题。“NMDA受体可能就够我做一辈子了。”她说。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刘晶晶

编辑:陆天逸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