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洋大学博物馆朱元鼎展厅中，陈列着一份由周恩来总理签发的聘书。在后辈们眼里，这张聘书并不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通过它，当代学子能回忆起老校长的故事，感受到他为士者的信念，这张聘书更意味着为人师表的责任、科研攻坚的勇毅。

青年报记者 陈泳均

上世纪50年代，这张颁发给上海水产学院（今上海海洋大学）院长朱元鼎的聘书，可以说承载着周恩来总理对中国鱼类学泰斗朱元鼎的重望和寄托。屈斌是上海海洋大学博物馆的一名学生讲解员，每当讲起这份聘书背后的故事，他都能收获奋斗的力量。“站在朱院长的聘书面前，我都能感到这份聘书承载着沉甸甸的责任！”屈斌说道。朱元鼎院长如同黑夜中的先行者引领着后生们继续砥砺前行。

屈斌被朱元鼎的治学精神深深打动。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勇担责任把一切奉献到渔业中去

屈斌介绍道：“时间回到1955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开会期间，毛主席宴请了一批老科学家。当高等教育部负责人向毛主席介绍朱元鼎时，毛主席握了握他的手，亲切地点了点头。59岁的朱教授百感交集，他无法用言语来表达他激动的心情。”没人知道，那一刻的握手对朱元鼎产生过多大的影响，在此后的人生里，朱老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鱼类学的研究中。

1957年3月，中共上海水产学院委员会成立。7月2日，胡友庭由同济大学调任到上海水产学院担任党委书记。经过慎重考虑，上海水产学院党委最终郑重地推荐了朱元鼎担任院长。11月，国务院的正式任命来了，任命书是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的。

朱元鼎的聘书。

1957年11月27日朱元鼎就任后，在全院的教职工大会上动情地说：“国务院这次任命我为上海水产学院院长，我深感荣幸，这个光荣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给予我的，我一定要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把我的一切都奉献到渔业中去。”

身为院长，朱元鼎排除各种困难，在他负责的科学研究工作领域进行了多项对于学校具有开创性、历史性意义的重大工作。学校与舟山地区全面合作，大批师生参加了波澜壮阔的近海渔业机械化运动和海水养殖的开创工作。学校不仅开展了与上海市水产局的全面合作，共建研究所，还参与了郊区淡水渔业的发展，特别是完成了关于人工繁育鱼苗生产工厂化技术的突破任务，进行了海洋渔业资源和渔船渔具的调查，以及长江流域渔业调查。

组建队伍奠定上海海洋大学的学科基础

人才是教学科研工作的关键。朱元鼎调入上海水产学院之后，就开始物色培养鱼类学研究的继承者和传承者。“在朱元鼎先生任期内，1960年，全校的教职工达到619人，比1952年高出了4倍，教师322人，在校学生上升至1200人左右。”屈斌感慨地介绍道。

“朱元鼎先生甘为人梯，提携后学。”屈斌介绍道，“最初，孟庆闻被派到上海水产学院进修，朱元鼎渊博的学识，敬业的精神令孟庆闻深受感染。每每在学习上有困惑时，朱元鼎总能用温和的宁波话，简明扼要地指出问题的要害，令她茅塞顿开。朱元鼎之所以能够游刃有余，深入浅出，完全有赖于他深厚的学术功力。”屈斌说道。

孟庆闻扎实的学科基础和业务素质也很快地引起了朱元鼎的注意，他打心底希望孟庆闻能够调到上海水产学院工作，一同将中国的鱼类学研究进行下去。此事得到了学校党委的积极支持，最终孟庆闻从上海同济大学调至上海水产学院，长期从事鱼类学形态解剖和分类的教学与研究。

孟庆闻与朱元鼎（右）。

1988年，朱元鼎和孟庆闻合作的《中国软骨鱼类的侧线管系统及罗伦瓮和罗伦管系统的研究》，获得了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他们在73种中国软骨鱼类的侧线管系统的研究基础上，分类观察了各类结构的变化特征，提出了一个中国的软骨鱼类的分类系统。

在朱元鼎等老师的带领下，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上海水产学院逐渐建立起了一批教学研究队伍，如以孟庆闻、苏锦祥、伍汉霖为首的鱼类学研究队伍，以谭玉均、王义强为首的鱼类养殖队伍。这几支队伍组成了上海水产学院的基本骨架，形成了上海水产学院的特色和优势，奠定了如今上海海洋大学的学科基础。

不忘科研将鱼类学标本藏在病房衣柜

“朱元鼎先生当年临危受命，出任上海水产学院院长，为水产科学事业奋斗了60余年，甚至奋战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如今，他桃李满天下，为后辈留下数百万余字的专著论文。”屈斌说道。

每次讲解时，朱元鼎在病房里偷偷藏标本的故事都让屈斌异常感动：1980年8月，朱元鼎突发消化道大出血。在北京治疗出院后，返沪时仍未痊愈。原本固执不愿再进医院调理的朱元鼎终于拗不过子女和学生，住进了上海华东医院。然而，忧心于中国鱼类学发展的朱元鼎仍然执意坚持工作，学生不忍拒绝他的要求，也被他敬业惜时的为学精神深深打动，偷偷将他需要的鱼类学标本和各类相关的参考书，搬进医院的病房。朱元鼎这才满意，安安稳稳地住在病房里，每日看书写笔记，反复观测标本。

这让朱元鼎的子女与主治医生心里感到十分奇怪，朱先生怎会变得如此听话配合治疗。直到一次，朱元鼎的儿子偷偷打开病房大门，只见他捧着厚厚的一叠纸，拿着一把放大镜，正聚精会神地研读这些资料，这才恍然大悟。而护士则在检查病房卫生时，无意地打开了朱元鼎病房的橱柜，满满一筐的鱼类学标本呈现在眼前，朱元鼎的儿子和医生都被气得哭笑不得，他们说：“怎么把办公室搬到医院来了？”这年暑假酷暑难耐，出院后即便没有空调，朱元鼎仍在家中与助手进行稿件审阅，最终完成了《福建鱼类志》初稿。

“朱院长最令我敬佩的是，他不仅自己立志为中国人做自己的鱼类学，填补学科空白，更是组建教学研究队伍做科研事业。这让我深刻感悟到‘物格而后知至’‘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朱院长将这个为士者的信念贯彻到了做学问。”屈斌感动地说道。

青年报记者　陈泳均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