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郦亮/文 常鑫/图

在“上海图书馆藏汉碑善本展”中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很多汉碑善本都留有古文字学家的印记，他们要么是这些善本曾经的收藏者，要么就是在碑帖善本上题有笔墨。这些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大儒，对汉碑似乎情有独钟。而事实上，处于“由篆转隶”时期的汉碑文字确实指向了文字的起源，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存续发展中，汉碑无疑是一颗闪耀的明珠。研究汉碑，对于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意义重大。

  ※  汉碑善本指向文字的起源与发展  ※  

这次“大汉雄风——上海图书馆藏汉碑善本展”的很多展品显然引起了古文字学者的浓厚兴趣。因为不少拓本都留有古文字学者的印记。比如明拓珍本《太室西阙铭》就是甲骨文发现者王懿荣的藏本。而《沙南侯获碑》拓片则汇集了近代甲骨文研究奠基者罗振玉等学者大儒的笔墨。这其实也在暗示，汉碑善本与作为中华文明象征之一的文字的起源和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应该说，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成熟文字体系的出现。据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了解，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商代前期的甲骨文遗存主要发现于郑州商城，商代后期以安阳殷墟为代表。从本质上来说，甲骨文属于篆书，经过不断演变和完善，大篆在西周晚期成为普遍采用的字体。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古籍部馆员高雅告诉记者，在文字发展谱系中，汉碑文字的坐标就定位在由篆变隶的时期。汉字经过了复杂演化过程。在篆书之后登场的是隶书。隶书始创于秦朝，汉隶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上承篆书传统，下开魏晋、南北朝。“由篆变隶”的汉碑文字，保留了较为古老的文字，显然是有益于古文字学研究的。“清代乾嘉时期金石学兴起，当时的金石学家把古代的金石文字作为文献加以研究，那个时代适逢甲骨文的发现，学者的兴趣自然也会触及到那些更古、更早的文字。”

人们通常所说的“碑帖”实际上涵盖了两大书法系统：碑学与帖学，而汉碑正是碑学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汉碑，对于研究汉字的发展至关重要。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古籍部馆员王君婕对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表示，本次展出的汉碑文字的书体可分为三类：汉隶、汉篆，以及由篆入隶的过渡。汉代是隶书的定型、成熟、鼎盛时期，上承秦篆，下启魏碑，今天人们去读这些碑文，大多数字也都能认识，提示千年文字传承的绵延不绝。

  ※  碑刻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 

可以说，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存续发展中，汉碑无疑是一颗闪耀的明珠。其地位和价值在今天愈发夺目。高雅对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表示，汉碑是汉代实物、汉代文献与汉代书法艺术的留存。从石刻形制发展的角度来看，汉代是一个重要时期。从西汉最初无定制、“物勒工名”性质的刻石，历经一二百年的发展，终于创立出有碑额、碑穿、碑身、碑座的具有规范形制的“碑”，这一碑制被后人遵循了两千年。也正是在汉代，碑刻分化出众多形制和门类，诸如：石阙、摩崖、碑版、石经、画像等。

汉碑的文献价值也很惊人。高雅说，汉碑文字内容丰富，囊括包举、靡所不备，其碑文有记人物生平，有记儒释经典，有记山经地志，有录诗文杂着，有颂扬神明恩泽，有记庙祠、观宇、道路筑修等等，为后世学者研究汉代文明——这一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供了丰富的石刻史料。

当然，研究汉碑也对汉字书体的研究至关重要。据高雅介绍，汉代不但刻石数量众多，而且呈现出风格的多样性。正如清代书法家王澍所评“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古朴厚重、茂密雄强如《开通褒斜道刻石》《西狭颂》《张迁碑》；奇纵恣肆如《石门颂》《杨淮表记》《三老讳字忌日记》；典雅工整、法度谨严如《熹平石经》《史晨碑》《乙瑛碑》；飘逸秀丽和瘦劲刚健如《曹全碑》《礼器碑》等。汉碑上留下的精彩书写艺术，深深影响了中国书法。

“历代碑石保留着书法艺术的百花齐放，以及关于中国古代官制、交通、水利等方面的历史资料。古人立碑纪事其中寄托的是一种对于功业相传、千年不朽的期待，而这些碑刻如今也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承载体，是文明赓续不灭的实物见证。”王君婕告诉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我们今天欣赏、研究汉碑善本，也与前人的价值取向一脉相承。书法爱好者们取法汉隶波磔，史学家也能在碑文中史海钩沉，而清人在拓片上留下的题跋也把彼时的金石学风带到了今天，实际上也是金石研究方法的传承，对于我们今天金石学的复兴意义重大。”

  ※  汉碑是“书法美”和“人文美”的力证  ※  

对于汉碑的鉴赏与研究，上海图书馆碑帖研究专家仲威提供了一个思路，就是“一看书法美，二看人文美”。从实物、文献和书法的角度，这次“上海图书馆藏汉碑善本展”有几件展品尤其值得注意。在高雅眼里，最应引起关注的是《三老讳字忌日记》（释达受跋本）。此碑被誉为“浙中第一名碑”，是东汉建武末年至永平年间（52-75）刻立，为现存东汉名碑最早者之一。现在出土的汉碑北方多南方少，浙江余姚能在咸丰年间出土一块这么高古的汉碑，是十分轰动的事件。民国时期，这块碑石辗转至上海，日本商人欲以重金收购，当时西泠印社社长吴昌硕多方呼吁，发起募捐，最终以8000元价格买下，现在它藏于杭州西泠印社，是西泠印社的镇社之宝。

《武氏祠画像题字》（黄易嘉庆元年监拓批校本）也很值得一看。高雅介绍说，武氏祠在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这里曾经是东汉末年当地姓武的一个大家族的墓群。后来由于黄河泛滥，在宋代之后就沉埋地下。直到清代乾嘉时期（1736-1820），金石学兴盛，访碑之风特别流行，此本藏家黄易（1744-1802）被称为“访碑第一人”，武氏祠汉画像是他最重要的发现。虽然武氏祠以画像而知名，但这个拓本里不见画像、只见文字，这是因为，传统金石学主要是指“金石款识之学”，关心的是“有字之物”，要通过金石遗文证经补史或裨益书学。黄易更关心的是画像侧刻有的隶书榜题文字，这些文字起到标注、解释画像内容的作用。那时候多发现一个字都会令金石学家感到欣喜，此本嘉庆拓本并不是最早拓本，但是这次拓工传拓得从容细致，榜题文字更全，较乾隆初拓本多出四五十字，具有较高的版本价值。同时，黄易留下了六篇考释、校勘题跋，也成为研究武氏祠画像的重要资料。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郦亮/文 常鑫/图

编辑:张红叶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