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超和团队（左三）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陈宏/文 受访者供图（除署名外）

2020年，还在英国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秦岭和著名纪录片导演干超聊了一个话题，就是能不能基于考古来做一部讲述中华文明史的纪录片，两人越聊越兴奋，就找到了《考古》杂志十几年的老读者、上海广播电视台台长宋炯明，三方一拍即合，决定制作一部大型纪录片，名字就用“中国考古界诞生之初就在追问的四个字——何以中国”。

“这四个字光听着就让人心潮澎湃，我们没人能想到，后面真正制作时，它意味着何等的难度。”《何以中国》第三集《星斗》在东方卫视以及全网播出后，总导演干超做客青年报·青春上海《上海文化Talk》栏目时说，这部作品成为自己从业以来“难度最大”的一部，但他表示，一切都值得，“我无比欣喜地发现，它播出后在年轻人中间掀起了讨论热潮，年轻一代对中华文明的热忱和了解程度，远超我们这一代。”

“没有先例可循，但这四字就让人心潮澎湃”

在纪录片行业，干超导演成名很早，2001年的《时差》、2002年的《寂寞入口》《非洲并不太远》、2003年的《魔盒》《跳舞吧，波尔卡》《你那里几点》，都被不少纪录片爱好者称道，随后的《房东蒋先生》《刚开始的旅程》《红跑道》等作品，先后在国内外屡获大奖。

“以前我拍得比较多的是社会题材，都是现实中发生的，中医药方面的题材也拍过，甚至一些跨界的纪实综艺，但这些都还是基于对现实社会的理解去拍摄的片子，但没有做过历史文化类的题材。”干超说，前期策划时，各方就已经形成了统一的意见，“我们想解答一个问题，我们一直在刻画、描绘的现实中国，是基于什么，才形成了如今的组织架构、文化概念、疆域概念等等，放在历史的维度去探索，它有着特别的意义。”

干超本科读的是复旦大学中文系，虽然跟考古无关，但对中华文明的脉络，有着天然的兴趣和情怀，《何以中国》四个字，以及它的英文译名《China Before China》，都让人激情澎湃、心向往之。

干超和担任该片学术总制片人的秦岭以及一些青年学者，成立了先期的素材课题组，拉出了8集的基本框架，分成了两大部分：史前的摇篮、星斗、古国、择中四集，以及有历史记载的殷商、家国、天下、秦汉四集。当故事从距今四万年前的东亚现代人起源开始讲起时，一开始的兴趣、情怀以及推进的顺利程度，陡然变得艰难起来。

上海文化talk采访干超 常鑫/摄

“我们发现，这确定的8集纪录片，至少有4集是后世的历史文献典籍中没有出现过的，它只能通过考古发现来描绘，学中文的善于想象，但用在这部纪录片上的想象力，必须建立在严密的逻辑之上。”

干超找不到可循的纪录片先例，断代的考古纪录片很多，或者发掘某个墓以及遗址的纪录片也很多，“这种都是具体的、点状的纪录，没有通过逻辑连贯起来建构的作品，国外也没有，BBC拍过讲述某个文明的纪录片，是通过主持人在现场讲述艺术史的方式，我们没法参考，因为我们想只用考古发现来讲述文化的发展，”他说，自己不想做考古进行时的类型，不想做专家采访式的纪录片，本质上，他希望观众能够沉浸到上万年的历史追寻中去，自己去寻找答案，“比如一件庙底沟彩陶，在北方出现的同时期，在南方也出现，这是否意味着一种交流管道的打通？它扩散了大半个北方，从考古文化学上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些都是我们以前从未涉及过的领域，是需要学习的知识。”

秦岭组织教授们写过学术底本，但一开始干超和他的团队完全看不懂，“我们得先转化成自己能接受能看懂的东西，伴随着不断地外出踩点，看到实物再回来反刍、消化，这个过程就花了长达1年的时间。”

“50分钟的纪录片，致谢专家团队要8分钟”

重瓣花朵

在陕西宝鸡市青铜器博物院，国宝“何尊”的铭文中，首次发现了以词组形态出现的“中国”二字——“余其宅兹中国”。但对《何以中国》探源中华文明的工作来说，讲述这个故事，已是很后期的事了。苏秉琦先生提出的中华文明“满天星斗说”，以及严文明先生之后提出的中华文明“重瓣花朵”格局，是这部纪录片的指导思想，更是节目组的工作理念——他们需要跑遍全国，通过一件件考古发现，连接起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不中断、绵延至今的古文明”的线索。

为此，干超和他的团队历经700多个日夜，跋涉超过4万公里，已经到访拍摄了全国的考古遗址、考古工作站、博物馆等230余处，“重点的点几乎都到过了”。全国考古界也全被动员了起来——中国考古学泰斗严文明担任学术总顾问，近百位中国考古学家组成顾问专家团。最终的成片“50多分钟的片子中，有8分钟是在致谢专家团队”。同时，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很多最重要的文物甚至都“脱离展柜”，进行了组合性拍摄，“这在以前从未有过，未来也不太会有了”。

摄制组踏足230多个重要考古场所

所有的力量都在指向一个目的：拍摄出一部有门槛、有深度文献性质，同时又能让大众看得进去甚至看得懂的精品。干超和团队决定，做历史复原性拍摄，即用纪录片团队和影视化团队同步进行，“考古学家告诉我，考古的根本目的除了要了解历史发展脉络，还要复原历史场景，而不是文物孤零零地待在博物馆的展示柜中”。

他完全没想到，这难度远超之前花时间啃学术底本——如今成片后再回望那段日子，干超仍然感觉窒息。“甚至我到开始做后期的时候，我都不确定是不是我们真的能够完成这部片子。”

复原历史场景，最大的考验是细节。讲古人驯化野猪，按照现在考古界的看法，在距今9000年的贾湖遗址就发现了驯化的家猪，“但这个家猪在我们画面中出现时，绝不是如今的大白猪，而是处于野猪和家猪的过渡期，所以它的獠牙、它的吻部到底应该多长？”

到后面讲解忧公主嫁到乌孙国，细节就更折磨人了。“乌孙国的建筑，是我们古建领域的考古学家帮我们复原的；乌孙国人和解忧公主的服装都有差异，颜色代表什么，纹饰代表什么，是服装考古学家研究成果的体现；侍女手上的托盘，上面放的金器，是边疆考古学家根据伊犁出土的金器做的；动物皮毛是动物考古学家给我们的提示，说那个时期那边大概有什么样的动物。”干超说，一个简单的场景要达到真实性，就需要很多专家反复论证。

良渚玉雕工匠

在请良渚最有名的玉器工匠复原良渚玉琮时，良渚考古专家王宁远称赞这个纪录片团队，“你们现在做的是实验考古学”。像后来干超要拍商朝的青铜鼎是如何铸造出来的，就想去复原一套铸造系统，“殷墟博物馆是有一套复原系统的，但我们觉得不是特别确切，所以我们美术组跟殷墟的专家讨论了一个多月，最后复原了一套系统，虽然可能最终因为铜锡铅的配比问题或冶炼温度问题，没能真正成功，但殷墟的考古学家说，他们认为这已经是目前为止复原得最好的系统，他们新的博物馆会把这套系统放进去。”干超说。

“年轻人讨论热烈，是因为重视自己的文化之根”

《何以中国》去年曾发布过一部4分钟左右的宣传片，用50多件文物来讲述“何以中国”的命题，在年轻人当中反响很好。正式播出后，更是引发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年轻人。

这让干超欣慰，但并不觉意外，“拍摄过程中我们经常去博物馆，大部分参观者都是年轻人，还有的是年轻家长带着孩子来的，可见当下的年轻人对自己的文化之根，相当重视。我想，我们这个问题还是触动了很多年轻人的所思所想，立足于今天这样发展充分的时代，他们在个人人格、个人理想都能实现的环境下，可能也会更注重‘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样的问题。”

团队在策划时，也进行了很多年轻化的探索。“我们团队有大量的80后、90后主创，他们在这部纪录片中倾注了相当大的热情，”干超说，《何以中国》用纪实团队去呈现文物、各地的风貌、考古遗址现场等，用电影化团队来拍摄复原历史场景，同时，也通过各种渠道，邀请到了胡歌、黄龄、黄尧、曹磊、贺刚、刘鹏等等明星友情加盟，饰演其中的历史人物。“我们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宣传或者流量，而是这些专业演员的加入，可以让历史场景变得更具说服力。”

胡歌

他介绍说，胡歌饰演的是位于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邮驿机构——悬泉置的小吏，这种基层干部叫啬夫，胡歌演的角色叫弘。“导演跟胡歌讲清楚之后，他很快进入了表演状态，并请工作人员拿一块布给他，他解释说，自己是在悬泉置工作时间最长、长达18年的一个人，记录了自己迎来送往的无数人事往来，这样一个忠于职守的人，最后记录的东西可能要成为历史，所以要郑重其事，拿一块布把手擦干净再开始记录。”

不仅仅是胡歌，在《觉醒年代》中饰演鲁迅的演员曹磊，这次在《何以中国》里演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子产，他连休息时间都在跟导演讨论，应该做什么动作“既符合历史人物的内心，不夸张，同时又要把想表达的传递给观众”；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演员刘鹏饰演武王，他在大年初一那天拍的“武王伐纣”场景中，发表了一场震撼人心的讲话，让剧组临时客串将士的导演、美工、场务们听得热泪盈眶。

年轻人极富创造力可以有力推动文化发展的理念，也成为《何以中国》创作的理念。《何以中国》在设计时，进行了刻意的意象化设计，最远古的《摇篮》一集，选择了很多少年的形象，而在其后的《星斗》一集，塑造了西坡青年、凌家滩青年形象，并借由西坡青年沿黄河一路向东探访大汶口之旅，阐述了仰韶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交流互通，展示了新石器时期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文化交融。“我们用了一些影像的隐喻方法，让观众看到，中国的人格正在不断成长。”

青年推动文化发展

有人遗憾，《何以中国》拍摄了无数的珍贵素材，却因篇幅只做了8集，干超却没有什么遗憾，“这次我倒是真没什么遗憾，因为已经尽了自己所能，而且这部片子是开放性的，有新的考古成果都可以纳入进来，让它成为一个能自己成长的文献档案，那很有意义。”

他说，历史像从我们脚下流过的一条河，“我们今天只取一瓢饮，但是我们能感受到历史上万年的光阴，它在过去和今天的某种回应”，一切足矣。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陈宏/文 受访者供图（除署名外）

编辑:陆天逸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