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范彦萍

缅甸曼德勒3月28日北京时间14时20分（北纬21.85度，东经95.95度）发生7.9级地震。

缅甸几十年不遇的强震过后，上海三栖应急救援保障中心理事长徐俊收到了一封特殊的邀请函——来自缅甸中国云南商会的支援请求。

3月29日，一支全部由80后90后组成的10人救援队集结完毕，长途跋涉赶赴异国施援。

两次转机，十几个小时的大巴，舟车劳顿的队员们没来得及小憩，就开始执行任务。

80多个小时的奋战后，4月8日凌晨，赴缅救援队理事长徐俊等人率全队返沪。

  敬畏生命

一场两天两夜实打实的“车轮战”

徐俊

强震发生后，曼德勒多处房屋倒塌，人员被困倒塌废墟下面，道路断裂，机场已无法正常运行。

队员们抵达缅甸仰光后，坐大巴前往曼德勒需驱车至少12个小时。途中路面开裂，遇到破坏严重的路只能绕行。队员们一路颠簸，饿了就啃两口饼干。

31岁的陈功、35岁的邹志坚和37岁的查飞这三位是上海赴缅甸三栖救援队里年纪最小的队员。

3月31日上午10时许，三人本该在餐厅、超市和物业忙碌。但他们的身影却出现在了缅甸地震重灾区曼德勒的救援现场。

第一个任务点位是长城宾馆。

这是一家华人华侨开的宾馆，入住者以做玉石生意的中国商人居多。屋内兴许一块原石就价值百万，地震发生后，现场被第一时间布控起来，不允许外人进出。

徐俊率领队伍抵达宾馆后，开始了生命探测工作。正常情况下，每支救援队作业完成后，会在墙上做标记。但因为前期三四支队伍的点位搜得不是很全，后面才开始慢慢明晰，有了标记。

待他们离开后，又有队伍不甘心，破开一层楼板后，最终检测到了微弱的生命迹象。

一个点位探测无果，队员们会火速前往下一个点位，将宝贵的时间留给可能的幸存者。

睡眠对所有人来说是奢侈的。轮班时，大家在碎石满地的地面一躺，累得倒头就睡。第二天才有好心人见状给队员们送来了垫子。

因为语言不通，只能依靠志愿者和商会的工作人员做翻译。加上当地天气酷热难耐，这使得救援难度激增。

在第三个点位，徐俊遇到了一位弟弟，称自己的哥哥被埋在不远处的废墟里。当他告知对方建筑里已无生命痕迹后，弟弟悲痛不已，对着废墟磕了三个响头。那一幕深深触动了他。

当众人来到第四个倒塌的任务点位金帝宾馆时，眼前倾斜了45°的8层高的建筑俨然一座比萨斜塔。

“宾馆原本地下有一层，地上有三层，后来加建了四层。加建的主体比底下的要宽。我们看到建筑的时候，负一层到三层已经挤压在一起。而加建部分则相对完好。”虽说陈功是此次队伍里年纪最小的队员，但救援经验丰富，曾参加过土耳其救援，即便经验相对老到，但面对这样的案例时，他和其他老队员也有点束手无策。

此时距离地震发生已过去了72小时，超出了黄金救援时间。被埋者生还希望渺茫。

当通过仪器探测到有生命信号后，三栖队就地驻扎。徐俊立即和联合探测的曙光救援队队长沟通，并将情况及时汇报给国家救援队。在国家队的主导下，三支队伍联合开展作业。

虽说强震已过，但现场余震不断。担任安全员的90后队员邹志坚负责观察余震情况，一旦有险情立即吹响哨子提醒大家撤离。一次余震过后，大家决定继续深入。

“有没有人？我们敲击三下。如果有人，请回敲三下！”

此时此刻，三声“哒哒哒”的智慧音沿着水管传来。欢呼声响起，大家兴奋不已。

“普通动物发不出连续两声求救的声音。”彼时就在现场的邹志坚内心难抑激动。

同样激动的还有在建筑内部作业的查飞和陈功。“那声音太清晰了。当时我就在想，这人真厉害，生命力太顽强了！”查飞说。

根据声音传来的方向，地震教官、曙光救援队副队长李根重新判定位置。被埋的受灾群众可能在建筑的一二层。

众人像打了鸡血一样，一直挖到次日清晨5时许。三支队伍组成联合队伍，轮流换班，连续挖掘40多个小时。

要从建筑的第五层进入，对下面四层已坍塌的建筑进行破拆谈何容易。前期需要用大型器械挖掘，在将近二层的时候改换小枪钻打洞，再用蛇眼生命探测仪继续探测具体方位。

陈功

“光是五层建筑的水泥，我们就接力打了十几个小时，打穿建筑后，清理钢筋水泥，再绕过里面的梁……”徐俊告诉记者，越是到后面，大型器械越进不去，作业过程很危险。相当于是钻到建筑的“肚子”里。作业时机器会发出强烈的震动，一旦造成二次坍塌，恐会危及队员的生命。

“作业面非常狭小，开口约一米宽，一次只能进入6-8名队员。每次进去约半小时体力就会被耗尽。”前期还在冲锋陷阵的徐俊因为一米八的个头，200多斤的体重，最后留在了建筑外面指挥，后期改由小个子队员进出。

“如果救出来，就是被埋近百小时获救的奇迹。”给前方发去信息汇报短信后，已经20多个小时没合眼的徐俊再也撑不住了，就地躺在马路边上合眼小憩。但仅有的三四十分钟的休息时间他也没睡好。“那会儿，我一会儿被热醒，一会儿被吵醒，一会儿被摇醒。”

期间，不时有大小余震发生，队员们刚进建筑时，天花板是完好的；返程时，有区域的天花板经受不住余震和操作的震动掉落下来。所幸没伤到人。但救援过程中的碰擦在所难免。

第二天凌晨二三点，建筑里的生命信号消失。

经三支队伍多方研判，决定终止挖掘。下达命令时，所有人没有说话。良久，树林里一阵惊鸟打破了十几分钟的沉默。

两天两夜的“生命之歌”按下了休止符，所有人心有不甘。看到友队曙光救援队的两名老教官泪流满面，徐俊鼻子一酸。

废墟下到底埋着什么样的人？已经无从完全考证。徐俊从当地人那里依稀得知，那名经过近百小时援救的遇难者应该是名华人。“金帝宾馆外面搭了脚手架，在做重新开业前的翻修，地震发生时幸好没有住人。建筑里只有五个人，分别是2名安保人员和3名建筑工人。其中有两位是女性。最终，这五人都遇难了。我们在挖掘的时候挖到了一名遇难女性的头发。听智慧音的声音方向，应该是门房间的位置，预判等待援救的是一名女性。她很不容易，撑了那么久，最终还是遗憾离世了。”

复盘的时候，大家都有点后怕。“这栋建筑的救援技术难度实在太高了。上面没有坍塌，下面坍塌了，倾斜角度极大。后来，有支俄罗斯救援队也赶来了，刚进入没多久发生了余震。受余震影响，整栋楼又再次发生了位移，非常危险。他们评估后也不得不撤离。”

这场车轮战是实打实的硬仗。第二天，邹志坚就发烧了。

查飞

从恐惧到后来的鼓起勇气

青年队员完成了一次蜕变

4月8日返沪后的第一件事，徐俊和队员们进行了复盘。

作为强震发生后第一支出发的上海救援队伍，在征集意愿环节，大家的响应速度之快在理事长徐俊和队伍领队马胜意料之外。

一时半会就有20多人报名。国际救援对队员综合素质要求较高。家人担心在所难免。徐俊要做的是劝退一些报名队员。“救援是高风险作业，所有人都签署了免责协议。有的队员因为家人不同意所以没去成。我要做队员们的思想工作，让他们尊重家人的意愿。”

在遴选队员时，徐俊也颇费了一番心思：此次成行的10名队员中多达5名有过土耳其国际救援的经验，几乎都持有地震相关救援证书，清一色是80后90后青年队员。

此次缅甸之行是90后队员邹志坚第一次参加国际救援。2008年汶川地震那一年入伍，2010年退伍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也是救援队的骨干，受过专业的地震类培训，能熟练掌握和运用各类救援设施。

在出发前，邹志坚的想法是三栖队的主要任务是探测生命，不曾想到了现场才发现什么活都要干。“首先，我们要探测哪里有生命迹象，再观察房屋结构，判断哪里有利于施救，哪里可能会有被埋群众。接下来，我们的主要精力会放在破拆上。”

抵达曼德勒的初期，他和陈功主要负责后勤，工作内容是：为所有装备充电、调试和派发装备、准备好干粮、和当地协会对接。

待前期工作完成后，两人和救援队汇合，一起参与车轮战。有过土耳其救援经验的陈功告诉记者，进入建筑物内部后，队员们需要分工协作。有人在最底层挖洞，有人传递杂物，有人在洞的中间传递铁桶，上方洞口有人负责倾倒桶内垃圾，还有人当安全员负责观察余震。“房间的层高有3米多，我们只能借力上层的房梁爬上爬下，彼此扶持。作业过程十分危险，如果没扶好的话，一不小心就可能被钢筋、石材等弄伤。”

回顾此次援救经历，陈功有点后怕，他回忆说，“有一次发生余震时，明显感觉到建筑在剧烈晃动。门口的安全员吹响哨子后，我们第一时间把洞底下作业的队员拉上来，依次有序地跑出去。当时我心里很害怕，运气不好的话，可能就被埋进去了。”

在救援一线，眼睁睁看着一条条生命逝去，陈功感悟到了生命的脆弱。“当地有很多华人华侨做翡翠生意。有人幸运地逃生了，有的则永无天日。有位失去哥哥的弟弟悲痛不已。带我们去废墟探测的时候他脚上还有伤。”

此次救援，徐俊对青年队员的评价很高。“这次国际救援对我们队伍的成长很大，尤其是青年队员。一开始他们有点慌，陆续进去后，当探测到可能的生命迹象后反而兴奋起来。从一开始的恐惧到后来的鼓起勇气，完成了一次蜕变。”

如果说，此前，在参与土耳其救援时，上海三栖应急救援保障中心面临的最大难点的是到联合国救援署那里做任务报备。彼时队员们对整套流程极度陌生，徐俊只能留沪全程在后方完成报备和后勤工作。

将全流程走了一遍后，这一次他安心带队踏上了前往缅甸的国际救援之路。

在徐俊看来，国际国内救援的区别很大。在国际救援时，队伍首先要到SCC处申领国际救援队编码。打个比方，自己的队伍探测过后，会留下国际英文字母的标记和队伍编号，别的救援队看到标记后能据此识别建筑里是否有生还者等重要信息，研判是否要重复探测。这需要接受过地震专业培训，知道统一的国际标准。

据其介绍，在作业时，队员们需要全副武装特殊订制的队服，这些队服在肩膀、膝盖、手肘等部位进行了加厚处理，在进入作业面时还需要佩戴面罩、口罩、头盔等防护用品。

和土耳其那次救援相比，缅甸救援面临最大的困难是高温天。除了救援队自带的冰袋、防暑降温药品外。缅甸中国云南商会也提供了周全的后勤保障，提供冰块、保障饮料等。这让徐俊觉得分外贴心，“这也是我们历次救援中保障最到位的一次。”

身体里流淌着红色基因的他们

“不忘初心，多帮一人是一人”

4月4日凌晨两三点，三栖的首批7名队员回到上海。

查飞、邹志坚、陈功陆续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退役军人查飞从事的是物业工作，此次参与国际救援，他向公司请了10天的假，获得公司领导的鼎力支持。这两天，许多业主得知他救援归来后，纷纷来打听细节。

有人为他点赞，也有的觉得这种事既要出钱又要出力，精神可嘉，但不理解。对外界的反应，查飞都一笑了之。

曾是退役军人的他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当兵时我参与过洪水救援，和战友们一起冒着生命危险扛沙包，补河坝缺口。现在参加民间救援队属于不忘初心，多帮一人是一人。”

1988年出生的查飞也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他有父母，同时还是两个女儿的好爸爸。

前往缅甸的护照办下来后，他和爸妈打了个电话报备，爸爸很支持，妈妈和爱人十分担心。他宽慰好了家人。

和查飞一样，邹志坚也是一名二孩爸爸。他开玩笑地说，在救援期间，小学二年级的女儿和老师“吐槽”，“语文作业没做，因为爸爸去缅甸去了，没人辅导我作业。”

2008年汶川地震那一年入伍，2010年退伍的他也是一名退役军人，还曾获得过最美退役军人的称号。

“此次缅甸救援对我触动很大。”邹志坚认为，远水救不了近火，国际救援队前往当地需要时间。“如果当地居民能自救的话，就能把握住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我觉得，应该在当地传播地震救援知识，多开一点培训班进校园。”

1994年出生的陈功是此次赴缅甸的队员中年龄最小的。2021年7月20日，河南大水那天他果断入了队。

陈功告诉记者，那次，他和受朋友之托驱车千里给徐俊所在的救援队送装备。到了当地后看到灾情，坚决留下来加入队伍，负责后勤工作。

之后一发不可收拾，他考取了专业的培训证书。之后，三栖开展的救援任务他几乎都参与了。

这一次缅甸之行和土耳其一样，陈功选择了先斩后奏。直到坐上飞机后才发了一个消息给爸妈报备。“对父母来说我的行为是自私的，因为但凡参与救援，就把命交给了天意。如果父母在身边，他们肯定会千方百计阻拦我。但骨子里的这种正义感促使我报名。”

当被问及为何义无反顾地加入民间救援队，陈功透露说，自己祖上三代都是部队出身。身体里流淌着红色基因，希望发挥余热帮助更多人。“和邹志坚、查飞不一样，我现在是单身，没有家庭的牵绊，顾虑也少。”

回国后，周围很多人知道了他赴缅甸救援的事，但他保持了低调，“这件事没有当作谈资的必要。”

据悉，此次往返的国际机票、设备托运费、伙食等的大头由徐俊自掏腰包，少部分由华侨基金会和队员个人负担。

其实，应急救援只是徐俊的副业，他的主业是开保安、保洁、贸易公司。2018年，想要做公益的他成立了上海浦东三栖应急救援保障服务中心。“几乎每年都要贴钱做公益，第一年花费170多万元买装备，第二年花费130多万元，后面逐步有基金会、民间捐赠，也会有一些公益培训、演习演练的收入。但这些收入远远不能覆盖队伍运营的开销，每年我还要再个人贴补二三十万元。”

据其介绍，此次救援秉持节俭原则，返程时避开了缅甸当地类似于中国新年的泼水节。“我们队员返程的机票是3000多元，如果赶上泼水节，可能要涨到一万多元。此外，我们的装备也很昂贵，比如一台热成像就要30多万元，十几件装备累计价值近百万元。因此托运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虽然出钱又出力，但徐俊还是表示收获满满。“每次救援都会遇到新问题，我们会总结演练，争取下一次做得更完善。”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范彦萍

编辑：陆天逸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