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福尔摩斯”，复活历史现场

2025-10-12 生活 

历史的谜团等待今人探索。图为游客参观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新华社图

青年报记者唐骋华

荆轲刺秦王是《史记》的经典篇章，早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两千多年来，这个裹挟着悲壮与传奇的故事被反复讲述、演绎，似乎所有解读角度都已穷尽，难再有突破。

但真正的历史学家，总能于习以为常的史料细节里洞察到缝隙，进而揭示出被遮蔽的历史图景。李开元教授的新作《刺秦》便是如此。他以“历史的福尔摩斯”之姿，通过细读《史记》文本，结合考古发现与合理推想，揭示刺秦事件中不为人知的秘密。他带领读者穿越迷雾，走进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现场，感受历史研究的魅力与深度。

隐秘的目击者

青年报：读《刺秦》的过程中，最令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史记》里关于荆轲刺秦王的描述竟然来自一个被忽视的小人物——夏无且，就是那个把药箱扔向荆轲，救了秦始皇一命的秦国医生。是他留下口述，然后口口相传，最终传到司马迁那里，成为他描写刺秦的主要素材。您是怎么发现这个秘密的？

李开元：这个过程比较曲折。我们知道，《史记》里有三个篇章最为精彩，就是荆轲刺秦王、鸿门宴和项羽乌江自刎。它们的文字非常优美，戏剧性很强，富有动感。所以长期以来被怀疑不是史学，而是一种文学创作。因为司马迁没有在现场，没经历过，怎么能写得那样活灵活现？一定是虚构的。但我研究发现不是这样的，这三个篇章都由当事人讲述，其实是口述史。项羽乌江自刎是司马迁根据他女婿家传下来的口述写的，鸿门宴是依据樊哙的口述写的，而荆轲刺秦王，就出自夏无且的口述。

在《史记》里，夏无且这个人其实在两个地方出现过。第一次是在荆轲刺秦的现场，他拿药箱去砸荆轲，没砸中，但分散了荆轲的注意力，为秦始皇创造了反击的机会。事后秦始皇赏赐了夏无且。第二次出现在《刺客列传》的“太史公曰”中，司马迁感慨说：世间流传荆轲把秦王刺伤了，这是靠不住的。因为当时在场的医生夏无且曾经告诉公孙季功和董生，说没这回事，他俩又讲给我父亲司马谈听。这就给了我们合理推想的空间：夏医生一直活到西汉初年，他把刺秦的故事讲给公孙季功和董生听，他们又讲给司马谈听，司马谈记录下来，或者讲给司马迁。这样就把荆轲刺秦的流传脉络捋清楚了。

青年报：除了这样的推想，还能从文本中找到证据吗？

李开元：其实你重新去读荆轲刺秦王，就会发现处处是医生的眼光。里面说荆轲左手抓住秦始皇的袖子，右手一刀刺过去，没刺中，秦始皇拔出剑，一口气向荆轲砍了八下。数字特别精确，八下，司马迁在别的地方都没写得那么精确。那很有可能就是夏无且说的，因为他是医生，要验伤，所以知道。这样，我基本可以确定荆轲刺秦王这篇源自夏无且的口述，所以才那么生动，而且很真实，绝对不是司马迁天马行空虚构的。

司马迁像。

刺秦现场意外的转折

青年报：您还有一个颠覆常识的说法：原本刺杀秦始皇的任务不是荆轲自己执行的，而是交给他的助手秦舞阳，但秦舞阳临场慌乱，荆轲不得不亲自动手。这个结论是如何推导出来的？

李开元：通过细读文本。《史记》描写荆轲觐见秦始皇的原文是：“荆轲奉樊於期头函，而秦舞阳奉地图匣，以次进。”注意，荆轲手捧装有秦始皇仇人樊於期人头的盒子，秦舞阳拿着的才是地图。这说明什么？说明当初刺杀秦始皇的任务应该由秦舞阳执行，因为匕首在地图的卷轴里。但后来发生了什么事？秦舞阳心理素质不行，一上场就惊慌失措了，走不动了。但荆轲的心理素质非常强，他笑了，对秦始皇说，秦舞阳是“蛮夷之鄙人”，没见过大场面，吓坏了。最近考古队在秦咸阳城遗址挖出了六号宫殿，被认为就是荆轲他们来到的那座宫殿，极其宏大，初来乍到确实很容易被震慑住。秦始皇就说：荆轲，你把地图拿上来。于是因为局势的变化，荆轲只能自己拿着地图走上去，在秦王面前打开。

青年报：这样说来刺杀失败情有可原，原计划被打乱了。

李开元：是的。本来安排秦舞阳行刺，就是因为他剑术高明，“年十二，杀人，人不敢忤视”，他十二岁就杀人，一般人都不敢正眼看他，可见气场之强大。但刺秦的心理压力太大了，承受不住，秦舞阳到了现场就脸色变白，话说不出来，路也走不动，根本无法执行。荆轲的剑术就不是很高明了，行刺失败，也不意外。刺秦的消息传出后，跟荆轲打过交道的鲁国游侠句践感叹：可惜了，荆轲对剑术不是很精通啊！

李开元新作《刺秦》。受访者供图

青年报：刺秦失败还跟荆轲的犹豫有关，不过这个也很具颠覆性，因为您认为荆轲本来并不想杀死秦始皇，而是逼他就范，签订条约？

李开元：这是荆轲自己说的。刺杀失败后他背靠铜柱，笑骂道：“之所以没能成功，是想生擒秦王，迫使他签订誓约书以报效燕太子丹。”再往前看，其实燕太子丹一开始的图谋就是劫持秦王，迫使他归还侵吞诸侯的土地。如果秦始皇不同意，再杀掉不迟。我认为荆轲是按照这个预案执行的，所以先抓住秦王的衣袖，用剑锋威胁他。但是分寸不好拿捏，被秦王瞅准机会挣脱了。

青年报：刺秦的故事里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秦始皇的剑太长了，情急之下拔不出来，群臣在殿下大喊“王负剑”，秦始皇才拔出剑，砍断荆轲的左腿。“负剑”历来被解释为“把剑背在背上，拔出来”，但您推翻了这个说法。

李开元：其实是影视界的朋友提醒了我。我跟导演陆川是朋友，有一次他问我：秦王的剑为什么要背在背上才能拔出来？我们做过场景还原，无论如何拔不出啊。陈凯歌拍《荆轲刺秦王》的时候遇到了相同问题，他想了个办法：秦始皇配着剑跑，经过太监身旁，太监一把拉出剑鞘，剑就出来了。后来我在日本演讲，来了一位铸剑师，他背了把一米多长的剑，左手握住剑鞘、右手握住剑柄，往下一拉，剑就出来了。他说这是日本的武藏流剑法。我非常高兴，但也有一个疑问：中国的剑术跟日本的不一样，秦始皇会这样拔吗？

有一次，我遇到考古学家孙机先生，他前两年已经去世了。我们聊得很投缘，我就提出了关于“王负剑”的疑惑。没想到孙机先生早就研究过，而且写过论文，专门讲中国古人是怎么佩剑的。原来战国时流行一种方法，长剑的剑柄上有一个扣，可以扣到斜挎在胸前的一根肩带上，打开扣，剑就可以移动。所以“王负剑”不是把剑背到背上，而是顺着肩带往后推，顺势拔出。

青年报：我觉得您的研究非常细致，善于从细节入手，层层推进，接近真相。

李开元：这是历史学者的基本功。就拿《史记》里的口语成分来说，其实最早认识到这一点的不是我，而是日本历史学家、京都学派代表人物宫崎市定。他敏锐地注意到荆轲刺秦王里三次出现“时惶急”，就是太急了，这是秦汉时的口语。宫崎市定进行了一个大胆的推测：荆轲刺秦王、鸿门宴还有项羽乌江自刎，为什么写得那样活灵活现？这是司马迁去看戏，演员们正在演绎这些故事，司马迁一边看，一边记录，甚至把当初的一些口语，包括人物的动作也记了下来，然后用文字复原出来。

我刚开始看到这种说法惊为天人，后来见识更深了，觉得不对呀，中国戏剧要到宋代才大发展，而宫崎市定把宋代的勾栏瓦舍放到了汉代，那我就要打个问号了。但他发现《史记》里的口语遗留，是很了不起的，对后世学者很有启发。我就是从这里入手，重新解读荆轲刺秦王的。

《史记》确立了中国古代历史叙事的核心范式。

在考证和叙事之间

青年报：通过您的讲述可以看到，研究历史还需要推理和想象。

李开元：研究古代历史和研究近现代史不同，近现代史材料繁多，而古代历史存在大量空白，需要想象力和推理能力。我呢，打小擅长数学，喜爱推理，是一个科学控，自认在这方面有一点优势，所以这些年我热衷于扮演“历史的福尔摩斯”，邀请读者针对一些历史之谜，做一番侦探破案的尝试。

青年报：其实您从前不是这个路数。2000年出版的《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非常学术，受到国内外学界好评。但之后您好像“失踪”了，再出手就是《秦崩》《楚亡》《汉兴》三部曲，一直到最新的《刺秦》，不再是论文模样了，叙事流畅生动，充满想象力。

李开元：其实中国历史学向来有注重叙事的传统啊，司马迁就是杰出代表。只不过近代以来，大学历史系只注重写论文，忽视了叙事，在学科评价体系中叙事不被重视。试想，司马迁进入现在的历史系，《史记》可能只会被当作资料汇编，因为它不是论文，不符合学术规范，不在学科评价范围之内。

我们抛弃了历史叙事传统，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只搞研究，把历史学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只探讨一些非常高深的东西，这确实有利于彻底解决某一个问题。但历史学中那些有血有肉的事情却消失了，史书被完全当作资料。更严重的是，历史系不培养作家，不培养写历史的人，那以后谁来写历史？所以我一直强调，研究与叙事并重。当年我在北大历史系读书，和史学大家邓广铭先生多有交往，邓先生治学就是研究与叙事并举，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我们现在要恢复历史学的叙事传统。

青年报：但有人认为，历史不能讲得太好看，否则有“失真”之嫌。您怎么看？

李开元：我认为历史学不但要求真，也要求美，叙事之美。两者并不矛盾，是可以平衡的。叙事表现形式可以多种多样，这与艺术是相通的。艺术家追求风格的转换，如果一辈子只会画一种东西，那这辈子就白活了。我们做学问的人，一辈子用同样的文体写同样的问题，却自得其乐，不是很可悲吗？

青年报：您想恢复的另一个传统是行走吧？读您的书，感到您去过笔下每一处历史现场。

李开元：这也是司马迁的传统。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自述二十岁时“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过梁、楚以归”。从足迹来看，从南到北，游历了大半个中国。成为史官后，司马迁去过刘邦的故乡拜访遗老，去过韩信的故乡，打探他年轻时的轶事，包括荆轲刺秦王等篇章，也采自当事人的口述。司马迁开创了行走的传统，东汉班固、北魏郦道元、宋代司马光，还有近代史学大家王国维、陈垣等人，都强调行走与读书应并重。

青年报：最后我们回到《史记》，您的几本书其实都是围绕《史记》展开的，解答里面各种各样的谜团。那么在您心中，《史记》究竟有多重要？

李开元：我们说读经典，最重要的是要读《史记》，因为《史记》是中国文化的基因库，不读《史记》，就无法了解我们的文化基因。这些年有大量文物出土，但它们没有动摇《史记》的基本框架，而且《史记》是3000年的通史，其中的缝隙非常大，无论放多少东西进去都填不满。所以先把《史记》读通了，有一个基本框架，然后再吸收新出土的文物知识。这是一个捷径。如果读原文有难度，我建议你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正宏老师的书。陈老师已经出了三本讲《史记》的书，他讲得很好，浅显、专业且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