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和孩子一起下田劳动。

青年报记者 刘秦春/文  受访者/图

11月的阳光照在南渡村的稻浪上，金灿灿一片。稻穗低垂，有风吹过时响起细碎的沙沙声。12岁的徐天乐弯下腰，“嚓”的一声，人生中收割的第一把稻穗已经被他攥在手里。举起稻穗，放在太阳底下看了又看，此刻的他已经完全不在意脸上和身上的泥点了。就在五个月前，站在田埂边，他看着身前不时冒出几个小气泡的“黄泥汤”，眉头拧紧，小声对身旁的妈妈嘀咕：“这好脏啊。”

从春种到秋收，从嫌弃到满足，改变的不只是徐天乐，也不只是参与“乡村振兴 种子计划”的其余95组上海家庭。

一位七旬老农在这片他耕了一辈子的土地上，看到了比稻谷丰收更让人心动的东西；一位基层团干部的手机相册里，存下了比任何工作报告都珍贵的“收成”；一张张城市家庭的餐桌上，关于“成长”与“教育”的对话，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这是一场持续数月，关乎生命与成长的漫长实验。“种子”已被种下，静等发芽。

  “种子”的含义  

计维的手机相册里，珍藏着一张照片。

一个小男孩，满身是泥站在田埂上，腿上糊着深浅不一的泥浆，甚至还能清晰看见他用力向上拔腿时留下的“挣扎”痕迹。裤子和汗衫算是彻底遭殃了，整个人像是从泥里长出来的，小家伙甚至没法用干净的双手拿起奖状——他用嘴叼着，露出洁白的牙齿，双手比着“V”，面对镜头笑得毫无保留。

计维手机里珍藏的照片。

这是过去几个月里，计维最喜欢的一张照片。这位奉贤区西渡街道南渡村团总支书记，作为“乡村振兴 种子计划”的发起者和主要组织者见证了许多个类似的瞬间：最初的抗拒、挣扎的狼狈、坚持的汗水，以及最后沉淀在孩子们心里，暂时还看不出端倪的东西。

南渡村拥有3400亩耕地，其中2100亩是优质水稻田。如今大部分水稻田由大农户承包，村里很少有人还亲自耕种，而50岁以下的村民几乎早已不再干农活。

这些村里事，都是跟丁建官打听的。他已经70多岁了，是南渡村为数不多还每天扛着农具下地的老农。另外几个也和他差不多年纪。丁建官从小在南渡村长大，一辈子没离开过这片黄浦江畔的沃土。他种了一辈子水稻，见证了农村几十年来的变迁，也眼睁睁看着村里的后生一代代远离土地。这种断裂感，在丁建官那里表现为一种更具体的忧虑：“我们年纪大了，再过五到十年，这些地怎么办呢？”

今年，一批批城里的孩子和家长走进稻田，插秧、收割、听他讲解农事。插秧那天，他很早就来到已经整好的水田边，等着那些城里来的孩子。这些孩子也许进过农村，却从没下过地。他们对水稻的认知，来自超市的米袋或课本上的诗句，那是扁平的、没有被泥巴涂抹过的知识，丁建官倒是很乐意跟他们多啰嗦两句。

南渡村有扎实的农业基础，也面临着几乎所有乡村共同的课题：如何让城市看见乡村的价值？而孩子们的到来，似乎能让静态的乡村获得更多关注与活力。

至于计维的想法就更加直接了：既然我们有土地，城市家庭有教育的需求和探索的欲望，“那为什么不把两者结合起来呢？”于是，在这个基层团干部的计划里，土地是课堂，劳作是教材，农民是老师。他觉得这个系列活动取名“种子计划”，从一开始就是个精心的隐喻：它是真实的稻种，在南渡村的土地上等待丰收；它是文化的种子，关于劳动、珍惜、等待与付出的朴素道理，被种进孩子的心田；它更是乡村振兴的一颗品牌之种，希望它吸引更多人关注乡村、建设乡村。

计维一开始并没有想到，这场结合得如此简单的实验，最后会长出远超预期的果实。而拍下那张照片的瞬间，其实已经给了他隐隐约约的答案。

  泥土自有答案  

回到计维拍下照片的那天——6月，插秧日。天空阴沉，乌云低垂。奉贤区西渡学校四年级学生万家怡早早醒来，内心忐忑。她担心因下雨活动取消——她期待这场插秧好久了。在她的想象里，农田是课本插图上那样：方方正正，青山环绕，干净美好，像被精心修剪过的绿色棋盘。

现实给她上了温柔又粗暴的一课。

当她赤脚踩进水田的瞬间，所有浪漫想象都崩塌了。泥土冰凉、黏腻，一脚下去，泥巴从脚趾缝里钻出来，没过脚尖、脚背。很快，拔出陷进泥里的脚都要费不少力气。“好凉，好黏，我的脚被吸住了！”徐天乐一边踉跄一边向妈妈惊呼，每走一步都在和土地“拔河”。万家怡皱着眉，看着泥点迅速爬满裤脚，小声抱怨：“还有味道……”

传统农耕的真实面貌开始逐渐展现。秧苗并不听话，它们湿漉漉地粘在一起，分开时需要些耐心。接下来就是不停地弯腰，起身，再弯腰……徐天乐很快就受不了了，苦着脸准备放弃：“太累了，我不想插了。”但是瞥见同龄人还在坚持，他又咬咬牙回到了田里。

指导他们的正是丁建官，现场没人比他更了解田里的事。他给小家伙们定下的“规矩”很简单——苗要插正，不能歪；间距要适中，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孩子们的动作起初笨拙而生疏，但在一次次尝试、失败、调整中，慢慢摸到了一点门道。

几组亲子家庭一同插秧。

万家怡是和妈妈分工完成任务的。她负责运送秧苗，一趟趟在泥水与田埂间往返，小脸通红，汗水顺着鬓角滴进田里。妈妈既心疼又欣慰，以前女儿在家连地板脏了都要抱怨，如今却在泥里玩到不想回家。

这里的土和渔人码头的泥沙有什么区别呢？蹲在田埂边的万家怡细细感受着。她刨开一层土，只捡到了几块灰不溜秋的石头，但还是把它们带回了家，放进橱柜最高处那个专门存放“特别纪念品”的玻璃瓶里。

插秧活动刚结束，雨就落了下来。计维长舒一口气：“运气真好。”那天他一直在现场默默观察。那些最初捂着鼻子、踮着脚尖的孩子，渐渐放下了从城市里带来的矜持与扭捏，开始真正“走进”土地——用身体，而不是靠目光。这场插秧体验，打破了田园牧歌式的想象。它给孩子带来了关于农耕的第一课：是汗水、是泥土、是与所有的“受不了”坦诚相对，以及依然要坚持下去的决心。

然后，就是耐心等待，把一切都交给时间。

  等待的哲学  

插秧结束了，孩子们和这片稻田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7月，参观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听专家讲解育种如何改变粮食的命运；8月，走进上海植物园研学，在温室里见识科技如何让花朵突破季节限制。这些活动，悄悄拓宽着孩子们对“农业”的认知边界。

但真正微妙的变化，发生在日常生活中。

每次路过南渡村，万家怡都会央求妈妈带她去看看那片水稻田：“我想看看我的秧苗长高了没有。”“我想尽快尝到自己种出来的米。”那片她亲手劳作过的稻田，成了心中的牵挂。而徐天乐则常常冷不丁地把问题抛给妈妈：“稻子结穗了吗？什么时候能收割？”

抽象的知识——水稻的生长周期，成了心中带着温度的期待。

计维很明白这种期待，所以9月他特意安排了一次“稻田观察日”。孩子们重返田边，看到当初自己亲手插下、歪歪扭扭的秧苗，已经挺直腰杆，行列分明。生命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积蓄着力量。而这种等待，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教育过程。它让孩子知道两件事：一是耐心，万物生长自有其时；二是敬畏，你付出劳动，然后必须尊重生命的节奏。

其间，也有家长提出疑问：既然现在南渡村已有无人机喷药、机械化收割等先进技术，为何还要让孩子们体验最原始的农活呢？计维的回答很坚定：“这是文化传承，现代农业再智能，背后仍是农民的辛苦劳作，以及对大自然和生命的敬畏。如果孩子以为粮食能‘一键生成’，那才是真正的危机。”

哪怕是在农田里摸爬滚打了一辈子的丁建官也认为，农业的未来还是要以科技为主。他有时候很羡慕北方的大农场，听说一个人就可以管理两三千亩地，从插秧到打药、撒肥全部由机械完成。但上海大部分农田地块零散，推广机械化大范围种植十分困难。不过，他仍希望未来南渡村的农业还是能朝着智慧农业、无人农场的方向推进。

“如果年轻人能学高科技种田，那非常好。”他说。老一辈终将退场，但土地不能荒芜。他盼着有更多懂技术、有热情的年轻人回到田野，用新方式守护这片养育了我们祖祖辈辈的土地。

  成长，不响  

11月，孩子们终于等来了丰收的日子，金黄的稻浪翻涌如涛。这次，他们毫不犹豫地扑进田里。这是万家怡第一次见到镰刀，拿在手上既紧张又兴奋。

万家怡第一次拿起镰刀收割水稻。

孩子们笨拙的身姿，再一次提醒人们注意那个被忽略已久的事实——农耕劳作有它自己的规律。万家怡发现割稻子和想象中完全不一样，抓得太多割不动稻秆，抓得太少又会降低效率。想要多收快收，体力消耗很大。

徐天乐是带着“起床气”下田的。但当他割下第一把稻子的时候，所有的瞌睡都烟消云散了。原来这就是“日出而作”，原来这就是“粒粒皆辛苦”，课堂上背过的东西，他终于都体验了一遍。

徐天乐的妈妈曾在老家干过农活，她深知这份辛苦。“长时间弯腰、顶着太阳，腰酸腿麻，我们大人都受不了。”看到儿子在田里咬牙坚持，她重新认识了这个五年级男孩：“他比我想象中更懂事、更有韧性。”

最动人的场景，出现在丰收后的饭桌上。用新米煮出的米饭，香气扑鼻。孩子们捧着碗，吃得干干净净。徐天乐盯着碗里的米粒，轻声说：“我以后再也不会剩饭了——农民伯伯太辛苦了。”万家怡则说：“这饭特别香，因为里面有我的汗水。”离开的时候，她特意带走了一束稻穗。回到家，她小心翼翼地摘下稻谷，剥去稻壳，不声不响地剥出了小半碗。这些米她没舍得吃，最后和那些灰不溜秋的石头收藏在了一起。

成长，不响。但它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发生着。

万家怡的妈妈后来发现，她和女儿的交流不再只围绕着作业和分数。“她开始敞开心扉，而我也学会不再只盯着冷冰冰的数字，更多关注她的心理和情感需求。”妈妈感慨，“现在的家长容易陷入分数焦虑，但‘种子计划’让我们走出误区——孩子需要精神上的托举，这远胜于物质满足。”

  风过旷野  

夕阳西下，南渡村的稻田归于宁静。最后一组家庭仍不愿离开，孩子蹲在田垄上，小心翼翼地把几粒稻谷捡起来——那是他要带回家的“丰收”。

徐天乐（左二）和妈妈（左一）。

计维还在盘算着，“种子计划”不能只停留在水稻。南渡村还有被誉为“葡萄界爱马仕”的马斯卡丁葡萄基地，还有其他丰富的乡村文化资源。

今年“种子计划”共开展了8场主题活动，有96组家庭、总计约500人次参与其中。96组家庭中，有不少来自市区的孩子，他们第一次知道上海还有如此大片的稻田，第一次听说“马斯卡丁葡萄”就长在南渡。

计维透露，后续“种子计划”将延伸至葡萄种植等领域：“我希望他们脚踏实地，学会传承，将来哪怕只是多珍惜一粒米，我们的努力都值得。”

在计维看来，这场持续8个月的“种子计划”，远不止农事体验。它是一条情感纽带，让城市家庭重新理解乡村——它不是落后的代名词，而是文明的根脉。

孩子们的画作是最好的证明。在水稻主题画展上，万家怡用彩铅细致描绘稻谷带壳的样子；徐天乐则画出“种子的一生”，从秧苗到抽穗，都源于亲身所见。这些画里有着真实的情感投射，那是“种子”在心田发芽的声音。

丁建官依旧巡视在田埂上，就像他几十年来每天都做的那样。他知道，这些城里来的孩子，未来大多不会以耕种为生，甚至不会与农业发生关联。但是，他们弯过腰、流过汗，知道了稻谷不是生来就在碗里的，这就够了。风过旷野，土地沉默。有些事情一旦经历过，就不再一样。

青年报记者 刘秦春/文 受访者/图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