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的女儿”是丹麦首都哥本哈根长堤公园内的标志性雕塑，以安徒生童话《海的女儿》主人公为原型创作。 新华社 图

青年报记者 唐骋华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2025年度重点新创大戏——童话音乐剧《夜莺》于12月20日首演。该剧改编自安徒生同名作品，也是这位童话大师唯一一篇以中国为背景的童话故事，以夜莺的美妙歌喉，传递至真至诚的美好信念。这篇创作于180多年前的童话故事，更为当下的人工智能时代带来了更多思考——真假夜莺之辨，好比自然与人工、艺术与技术、原创与复制的永恒命题。

此外，今年还是安徒生诞辰220周年与逝世150周年，他的家乡——丹麦第三大城市欧登塞举办了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热闹气氛贯穿全年。2025年的帷幕即将落下，安徒生编织的童话世界依然能够穿越时空，叩击人心。

//   真假之辨   //

AI时代的“夜莺”寓言

一位早已离世的童话作家，何以至今仍散发着无穷魅力？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作品具有丰富的可延展性，并且能与当下产生呼应。

就以《夜莺》为例，皇帝被夜莺的歌喉打动，对其宠爱有加，但他很快被外表华丽、乐声曼妙的人造夜莺迷住了。真夜莺见状飞走了。当皇帝病危，人造夜莺却唱不出音符，直到真夜莺回来，用婉转的歌声驱走了死亡的阴霾。

这个简单的故事，放置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呼啸而至的背景下，就显得意味深长了。“它表达了安徒生对艺术和技术关系的看法。”安徒生研究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稚梓说。安徒生活跃的19世纪中叶恰逢第二次工业革命高潮，印刷、摄影等技术的普及使艺术作品得以大规模复制，从而消减了艺术的唯一性和神圣性。“而在安徒生看来，人造夜莺创造不出真正的艺术，只有夜莺的歌声，才具有直指人心的艺术灵韵。”杨稚梓说。这意味着具有本真性的艺术品是独一无二的，不会被复制品取代。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正是循这一思路对《夜莺》进行改编的。导演毛尔南告诉记者，剧情突出了“真与假对抗”的主题，提醒人们不要为浮华的表象所迷惑，忽略真情实感。“我想，这正是安徒生的当代价值。”毛尔南说。

事实上，安徒生童话大都经得起当代眼光解读。比如《丑小鸭》对社会偏见的揭示、《皇帝的新装》对虚伪愚蠢的讽刺、《坚定的锡兵》对尊严和希望的讴歌、《海的女儿》对爱与自由的向往……这也解释了安徒生童话为何能经久不衰，并且激发众多“二创”作品。最典型的莫过于迪士尼历史上第一部10亿美元级别的动画电影《冰雪奇缘》了。

杨稚梓指出，《冰雪奇缘》的灵感源于安徒生童话《白雪皇后》：“这是一篇很特别的童话，男主角加伊为白雪皇后所困，只能被动等待女主角格尔达救援。这就把‘王子拯救公主’的传统套路颠倒了过来。”迪士尼正是抓住这一点，打造了以安娜和艾莎为主线的“大女主故事”。《冰雪奇缘》上映后深受青少年群体尤其女孩的喜爱，就是因为其叙事内核应和了时代情绪。

老年安徒生。

//   经典之路   //

跨越时代的价值

如果拉长视线，就会发现，安徒生童话在不同地域、时代都能引起共鸣，具有很强的普遍性。其在中国的传播及经典化过程就颇具代表性。

据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副教授张惠苑研究，1913年周作人发表《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第一次向中国读者介绍了安徒生的生平与创作。1914年，刘半农翻译《洋迷小楼》（即《皇帝的新装》），安徒生童话正式进入中国。“注意这个时间点：新文化运动发端期。”张惠苑提醒记者。当时，“儿童”作为一个独立人格的概念被空前重视，儿童文学的地位也随之崛起。鲁迅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19年11月，鲁迅在《新青年》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倡导家庭伦理应当“以孩子为本位”，家长首先要理解孩子，其次要做孩子的指导者和协商者，最后要解放孩子，“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成一个独立的人”。在鲁迅看来，优质的儿童文学是陶冶情操、涵养人格的重要载体，因此他大力提倡翻译和创作儿童文学作品。

“安徒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作为儿童文学的资源被引进的。”张惠苑说。随着孙毓修、刘半农、叶君健等人的翻译，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安徒生童话的价值。安徒生童话也被收入各类语文教材，逐渐经典化。进入21世纪，安徒生童话的销量更是稳步攀升，精选本、注音本、双语本层出不穷。

张惠苑还观察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安徒生童话自20世纪20年代起入选教材，历经100多年，得到不同年代教材编纂者的青睐。而且有的作品几乎是必选的，如《皇帝的新装》《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

“不同历史时期的教材，对安徒生作品的阐释各有侧重，但也有共通之处。编纂者希望孩子们通过学习安徒生童话，明白虚伪和欺骗迟早会被拆穿，不要为社会偏见所左右，要坚持理想，善于发现自身的独特性，同时要同情弱者，敢于批判丑恶现象。”打动一代代教育者的，是安徒生童话对真、善、美的追求与颂扬，这也体现了经典文学作品的价值引领功能。

安徒生（左）与狄更斯。

//   创作之秘   //

站在儿童的立场上写作

在安徒生之前，人类社会就存在大量神话故事、民间传说，流传甚广的有《伊索寓言》《一千零一夜》《格林童话》等。那为什么作为“后浪”的安徒生童话能后来者居上，成为童话界的“顶流”，安徒生本人甚至被视作现代儿童文学的奠基人？

杨稚梓对此的解释是，安徒生是第一位站在儿童立场写作的作家。而这和他的身世有关。

1805年，安徒生出生于丹麦欧登塞，一座仅有6000居民，且多数都穷困潦倒的小城。他的父亲汉斯·安徒生从小热爱阅读，梦想进大学深造，却因贫困放弃，只能做个鞋匠。父亲一辈子郁郁寡欢，30多岁就英年早逝了。安徒生的母亲安娜·玛丽不识字，靠给人洗衣服勉强维生。安徒生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度过童年，这使他对底层、对弱者有着切身的体认，加之性格敏感、情感细腻，因此格外能理解儿童的内心世界，知道儿童想听怎样的故事。

这在“新童话”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杨稚梓告诉记者，安徒生1835年开始创作童话，至1843年，共推出6部童话集，保持了几乎每年一部的节奏。自1843年起，安徒生突破旧范式，创作了一批“新童话”。“新”在何处？主要是姿态上的“新”。

传统童话总是带着居高临下的训诫意味，目的是让孩子通过阅读童话故事学习道德规范、了解社会规则。安徒生不一样，他的作品往往通篇没有说教，只是为了让孩子快乐。这让安徒生童话在情感和精神上更贴近儿童，易于为儿童所接受和喜欢。“这是因为安徒生厌恶成人世界的势利和虚荣吧。”杨稚梓分析。

安徒生14岁来丹麦首都哥本哈根闯荡，凭童话声名鹊起，深受市民阶层喜爱。应该说，是哥本哈根接纳、成就了这个“小镇青年”，并为他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家提供了舞台。安徒生对此心怀感念。可另一方面，他又无法完全融入哥本哈根，总觉得当地市民文化的规训和束缚令自己浑身难受。

这种心态会折射到作品中。以《丑小鸭》为例，丑小鸭蜕变为白天鹅的过程，固然可以和安徒生曾通过奋斗实现阶层跃迁的经历相印证，但群鸭因丑小鸭长相怪异而嘲笑它，也是对虚荣庸俗和封闭保守的讽刺。

书中的安徒生画像。 受访者供图

//   矛盾之问   //

我们该给孩子怎样的安徒生

可以看到，安徒生的作品并不局限于儿童。实际上，创作“新童话”之初他就表示，希望为所有年龄段的读者创作，成年人也能从童话中感受到美和愉悦。正是经过安徒生革新，童话摆脱了低幼标签，成为一种文学文体。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安徒生的“粉丝”里不乏大作家。俄罗斯文学巨匠托尔斯泰花了10年时间研究安徒生童话，深深为之着迷。20世纪德语文学巨匠托马斯·曼说，自己“最早也是最深刻的文学体验”来自安徒生童话。中国现代作家中，茅盾、叶圣陶、冰心、郑振铎都受到过安徒生的影响。

但这也产生了另一个后果：安徒生的某些作品，似乎并不适合直接给孩子看。比如《海的女儿》。故事讲述一条渴慕人类灵魂的美人鱼，以失去声音为代价将鱼尾变为人类双腿，并忍着剧痛追求王子。由于无法说话，王子始终不知道她的心意，最终另娶他人，美人鱼化作海上的泡沫。

这样一个“归于破灭”的暗黑结局，会把孩子带进“沟”里去吗？“我也不确定。”杨稚梓说。她参加过图书馆的一个讲座，给孩子们讲解美人鱼形象的发展史。讲座结束后很多孩子来问：《海的女儿》真正的结尾是什么？“他们读的是儿童版，以为美人鱼活了下来，可我告诉他们，美人鱼化成了海上的泡沫。”杨稚梓觉得自己很残酷，可又不想继续“欺骗”孩子。

类似的“暗黑元素”在安徒生的作品里并不罕见，这导致一些成年人不敢给孩子读原著，而去购买安徒生童话的缩编本、儿童版。杨稚梓的态度很矛盾。一方面，她觉得这或许是必要的，“毕竟是150多年前的作品，难免有和当下不匹配的内容和思想。”另一方面，随着大量文学性比较强的细节被删减，安徒生童话的丰富性没有了，文本魅力尽失，这又非常可惜。

著名出版人、草鹭文化创始人俞晓群的看法则是给孩子看原汁原味的文本：“我们不应该把孩子想得太简单，一位教育家说过：‘我们要给孩子开一个教育园地，让他们在那里去游玩去选择，这样才能发挥他们的个性。’”

近期，俞晓群搜集整理了我国安徒生童话权威翻译者叶君健先生生前的全部译稿，推出最新版《安徒生童话全集》，16册，总计166篇。“叶君健先生的译本保持了安徒生童话的原貌，是忠实于原著、相当准确的译本。”俞晓群说。“悲剧与喜剧对孩子来说都是必然存在的，也是他们要面对与承受的。”

当然，不同人有不同的考虑和选择，这都无可厚非。重要的是，不要错过这位作品被译为150多种语言、畅销近200年的童话大师。什么时候读安徒生，都不晚。

青年报记者 唐骋华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