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考古人：透过三星堆，解码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

2026-03-20 青年 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一至八号坑平面分布图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唐骋华/文受访者/图

面对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刚从三星堆遗址返回上海的徐斐宏略显疲惫，采访过程汇中不时揉揉眼睛，还打了好几个哈欠。“不好意思啊，没休息好。”他连声抱歉。

作为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三星堆三号坑发掘现场负责人，徐斐宏此次重回三星堆，是由于遗址的考古工作仍在进行，而当下的重点任务，是为三星堆-金沙遗址联合申遗的文本提供学术支撑。他透露，三星堆-金沙的申遗工作也是近年四川文博界的头等大事，关键的申遗文本编撰已进入冲刺阶段。

徐斐宏及团队在发掘现场

不简单的玉琮：古蜀文明与更广阔区域存在广泛联系

徐斐宏告诉记者，三星堆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早在2001年就正式启动了。2021年，三星堆遗址申遗被列为国家“十四五”申遗重点培育项目。2025年，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决定联合申遗，共同推进古蜀文明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目前申遗报告即将完成，这将是迄今对三星堆-金沙遗址最全面深入的系统性梳理，为申遗工作提供关键学术支撑。

通过这样的梳理，将使人们对以三星堆—金沙遗址的性质、特征及其在中华文明中的位置，有更清晰的了解。之前的很多“脑洞”，从“独立起源说”“来自异域说”到“外星文明遗迹说”，都已经被证否。

玉琮就是有力证据。徐斐宏告诉记者，从三星堆三号坑出土了一件神树纹玉琮，经考古学家的科学检测、形制比对与年代考证，确认为最早产自甘肃的齐家文化。无独有偶，在和三星堆有密切关系的金沙遗址中，考古学家也发现了一件来自良渚的玉琮。在齐家文化和良渚文明中，玉琮多用于祭祀或身份标识，用以区别阶层、标识身份、反映等级等。

神树纹玉琮

那么，这两件现身于三星堆—金沙遗址的玉琮，也是同样作用吗？

“有可能，但要考虑到时间和空间。”徐斐宏分析。齐家文化距今约4200~3600年，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三星堆三号坑的埋藏年代距今约3000年，处于商代晚期，两者有年代差。此外，从齐家文化遗址所在的甘肃齐家坪到三星堆遗址所在的四川广汉，直线距离约800公里，神树纹玉琮入川需翻山越岭。至于金沙遗址和良渚文明遗址在时空上的距离就更遥远了。漫长的时光流转与大尺度的空间跨越，让玉器原本承载的意涵可能会发生改变。

徐斐宏半开玩笑地说，当年古蜀人未必很严肃地看待来自齐家和良渚的玉琮，他们的态度，或许如同当代人对待“古董”，看重的是其作为舶来品的稀罕和珍贵。

尽管玉琮的作用尚待研究，但其出现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它们为探寻三星堆—金沙遗址的起源、梳理古蜀文明与其他区域文明的交流脉络，提供了珍贵的实物线索。可以确认，古蜀文明并非孤立存在于成都平原，而是和中国大地上更广阔区域的史前文明，存在广泛且深远的文化交流与物质往来。

102根象牙背后：“十字路口”与“多元一体”

值得一提的是，三星堆三号坑还出土了102根象牙，这为古蜀文明和区域外文明的交往提供了进一步佐证。道理很简单，无论是通过本土狩猎，还是经由远距离贸易交换，拥有如此庞大数量的象牙，都意味着古蜀社会具备强大的资源获取能力，发展出成熟的社会结构与对外交流网络。基于此，负责发掘五、六、七号坑的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黎海超认为，三星堆遗址可能是史前时期西南地区贸易网络的重要节点。

发掘现场

徐斐宏表示，综合三星堆遗址的历次发掘成果与多学科研究，考古学界可以确认，三星堆文化根植于中原文明，是中原早期文明向西南地区延伸、与本地文化融合后形成的区域文明，其早期的陶器、青铜容器等器物形制，均能从二里头文化等中原早期文明遗址中找到痕迹。

然而一个疑问随之浮现：既然三星堆文化和中原文明具有高度的亲缘性，为什么从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器物，表现形态和中原文明如此不同呢？

相信每一个打量过三星堆—金沙遗址器物的人都产生某种“异样感”：2.62米的青铜大立人像双手环握，仿佛持有通天神物；青铜神树上栖息着九只神鸟，枝蔓蜿蜒，诉说着古蜀人的宇宙想象；纵目面具那突出的双目更让人浮想联翩：是“蚕丛纵目”的写照，还是某种超自然力量的具象化？与中原文明遗址呈现的务实理性风格相比，三星堆-金沙遗址仿佛来自平行宇宙。

青铜神坛附属立姿人像

“你可以把三星堆理解成一个‘十字路口’。”徐斐宏说。尽管与中原文明同源，但古蜀先民融入了自身特色，即一些学者认为的神权色彩。古蜀先民创造了青铜大立人、神树、枞木面具等一系列充满宗教色彩的符号，将神权表达推向极致。这表明文明并非单线演进，因地域环境、社会结构、文化选择等方面的差异，可能会出现分岔。

三星堆文化既根植于中华文明的早期根系，又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形态，这无疑加深了我们对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认知。

新的疑问：古蜀人为什么放弃信仰

考古无止境，笼罩在三星堆上的神秘面纱，远远没有全部揭开。

事实上，自1986年首次大规模发掘一、二号坑以来，对这座位于成都平原北部的遗址，从学者到公众有种种推测。然而考古学是一门实证学科，没有可靠的出土材料，一种解释再有说服力，也只是“推论”“假说”。

2019年10月至2020年7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一、二号坑所在区域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新确认6座坑，即三至八号坑。其中，位于一、二号坑之间的三号坑最早被发现。2021年1月至11月，上海大学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对三号坑进行发掘。徐斐宏担任此次发掘的现场负责人。

徐斐宏及团队在发掘现场

历时10个月的发掘，考古团队在三号坑内清理出土各类遗物2686件，其中青铜器最多，有1171件，占比43.5%。数量多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考古人员发现了“跨坑拼合”现象。“三号坑部分青铜并非独立物件，它们能跟二、七、八号坑的青铜残件拼合，还原出完整的器物形态。”徐斐宏告诉记者。

比如“青铜神坛”，三号坑出土了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在八号坑，另有一些构件散见于二、七号坑，可谓 “一个物件串起四个坑”。同样的例子还有铜罍座倒立鸟足顶尊人像。1986年二号坑仅出土了神像腰部以下的部分，时隔35年，考古人员在八号坑找到其主体部分，而铜人头顶所托大口尊的喇叭形器盖出土于三号坑。

“跨坑拼合”现象的揭示，能修正部分以往对于祭祀坑性质的解释。此前有学者提出，三星堆各坑是古蜀先民历经数代、周期性举行祭祀活动后形成的，即隔年填埋、逐次形成。但现在看来，各坑的埋藏时间高度接近，应该是短时间内集中挖掘、同步填埋的结果。

“而且古蜀人是把他们最复杂、最重要的器物刻意拆开、破坏之后埋藏的。这跟常规意义上的祭祀活动明显不同。”徐斐宏说。因此，三星堆恐怕不是原先认为的祭祀坑，而是埋藏坑。“古蜀人不是在祭祀，更像把宗教场合使用的器物，全部一次性抛弃了。”这相当于表示：“原来的神咱不信了。”

古蜀人为什么放弃信仰？背后是否与族群迁徙、社会变革、重大灾害等因素相关，又折射出古蜀社会怎样的重大变迁？徐斐宏表示，这恐怕是申遗报告无法解决的，需要更多的考古发掘材料与深入的综合研究，才有望解密。

青铜顶尊人头像

探索无止境：要科技加持，更要年轻人参与

在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下，笼罩在三星堆遗址上的神秘面纱正逐渐揭开，呈现于世人面前，并走到世界的聚光灯下。

但考古工作远未到画句点的时候。徐斐宏表示，申遗报告只是阶段性总结，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科技手段的应用，人们对三星堆的认知将不断加强。

如今的考古研究早已告别单一的田野发掘模式，科技成为重要利器。碳十四测年技术已非常成熟，三星堆三号坑的埋藏年代便是通过坑内植物炭屑检测结合树轮校正，锁定年代范围；同位素检测技术应用于象牙、玉器等器物的原料溯源，厘清古蜀文明的物质交流路径；无人机航测还原遗址地形与遗迹布局，提供宏观研究视角；三维建模技术对珍贵文物做高精度数字化扫描与复原，既实现文物数字化保护，也让跨坑拼合、器物形制研究更为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