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漫长的沉寂，张曦再次拿起笔，书写她成长的这座城市。图片由AI生成

青年报记者 唐骋华/文  受访者/图（除署名外）

历经二十多年沉淀，学者型作家张曦推出小说集《只是朱颜改》。她用十篇表面独立、内在高度关联的短篇小说，勾勒出一幅“新上海女性”的群体肖像。她们从异地奔赴上海，在理想与现实中立足、挣扎、安顿。这些个体命运构成了鲜活的都市奋斗叙事，也折射出上海这座城市在流动与变迁中形成的内在气质。

退圈的“上古写手”

说张曦大器晚成，似乎是合适的。年逾五十，才推出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只是朱颜改》，在这“出名要趁早”的年代，未免姗姗来迟。但这个说法又不那么妥帖，早在2002年，她便凭借短篇小说《芳邻》入选“榕树下”年度最佳网络小说，崭露头角。作为彼时号称全球最大的中文原创文学平台，“榕树下”曾是一代华语写作者的精神原乡，今何在、孙睿、邢育森，以及后来改名为庆山的安妮宝贝、恢复本名路金波的李寻欢，均从这里出道。《芳邻》走红后，有书商邀约张曦创作长篇小说，而同期，她还完成了多篇短篇作品，势头甚佳。如果沿这条路走下去，人生可能是另一副模样。

然而之后是漫长的沉默。有十多年时间，张曦近乎退圈，成为传说中的“上古写手”。彼时她任职于上海最好的学术杂志，繁重的编辑任务固是原因之一，最重要的还是2005年女儿出生，由于没有老人帮忙，丈夫又正处于事业上升期，张曦几乎独自承担起抚养女儿的重任。在此期间，张曦还发现，尽管自己和先生志同道合，都从外地奔赴上海想实现上海梦，但在生育后作出巨大改变、为家庭付出更多的那个，还是自己。这也是当代女性普遍面临的处境。

“后悔吗？”记者问。

张曦想了想：“不后悔。”那段时间她虽然停止创作，却并未离开文学。为陪伴孩子成长，她带女儿泡少儿图书馆，一起读中英文小说，系统重读了简·奥斯丁、陀思妥耶夫斯基、菲茨杰拉德、门罗等一大批作家的经典作品。在她的引导下，女儿从小热爱阅读，写作能力突出，即便最终选择了理科，文字表达依旧亮眼。

“不用把文学创作看得多么崇高伟大，孩子也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作品。”张曦说。她接受女性承担的多重角色，认为女性在婚姻和育儿中的付出不仅仅是一种“牺牲”，其本身就拥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她坚信，这段看似“退圈”的岁月，都将沉淀为更厚实的生命阅历。

张曦作品《只是朱颜改》。

两代人，两种状态

2016年前后，张曦重新动笔。一方面孩子进入青春期，寻求独立，张曦由此意识到：“我也要有自己的人生，再不写，就真的不会写了。”另一方面，作为逐渐融入本地的新上海人，她对这座城市的文化、人情及变迁积攒了太多感触，迫切需要用文字释放。于是张曦以小说的形式，将自己这代新上海人如何落脚、安居，经历过多少爱恨别离，记录下来。

这些篇章也收入到《只是朱颜改》中，使这部小说集带有鲜明的“时代差”——作品跨度超过二十年，而这正是上海乃至全国飞速变化的二十年。

1999年，张曦从西南大学赴复旦大学攻读现当代文学博士。习惯了川渝的热辣滚烫，初到上海，强烈的文化冲击扑面而来。“从饮食到人际关系再到城市氛围，我感觉相当于出了国。”张曦笑言。她尤其注意到两地女性的差异。川渝女子性情直率、敢作敢当，爱恨情仇全都写在脸上；相较之下，江南女子温柔婉转，却自有一种为达目标而步步为营的坚韧。

《小艾求职记》就是张曦观察身边女性的结果。小艾表面不声不响，但在求职、婚恋上方向清晰、路径精准，不着痕迹地实现了找到工作、留居上海的初衷，还收获了个人幸福。在小说里张曦并没有占据道德制高点，对小艾进行褒贬。这首先出自张爱玲式的慈悲。张曦是研究张爱玲的，懂得芸芸众生在世间生活的不易，总是贴着人物写，与其同喜同悲。同时她也浸染于当时的社会氛围之中。在张曦看来，新世纪初的上海充满蓬勃向上的朝气，人们追逐梦想，不掩饰欲望。小艾就是这样，周身透着股“只要努力，就能在这座城市拥有一席之地”的劲头。

新近完成的《平儿求职记》则有所不同。张曦安排小艾的侄女平儿来上海，尽管也求职，也谈恋爱，但态度就随性多了，少了小艾当年的紧绷感。“平儿是00后，物资丰富、父母尽力托举。”张曦分析。平儿更多是被上海的机会和魅力所吸引，不像小艾，有强烈的生存焦虑。

从这个角度看，如果说早年间张曦写的新上海人有着闯入者的紧张感与自我证明的渴望，那么近年来笔下的人物则更松弛、从容，对自身境遇也能安然处之。这种变化既源于时代变迁，也是作者本人心态变化的投射。

张曦聚焦“新上海女性”，用温和的笔触记录她们的气息。图片由AI生成

谋生先于谋爱

张曦最关心的还是女性。《只是朱颜改》里的10篇小说，主角几乎全是女性，唯一一篇男性视角的《办公室里的七朵花》，落点也还在女性身上——那个优雅精致的中年女同事，才是故事真正的主角。张曦以温和通透的笔触，书写着“新上海女性”的爱和恨、波折与成长。

这些女性和所谓的“大女主”不同，并不只埋头“搞事业”。“她们谋生亦谋爱，但绝不依附于某段感情、某个人。”张曦说。

对这些女性来说，安身立命永远排在第一位——先有工作、收入，拥有独立空间，而后才谈感情、论婚姻。这得益于上海的环境。在张曦看来，上海的职场相对公平，机会更多，女性能够凭本事吃饭，不必将命运系于婚姻。她身边便不乏将自我成长放在情感之前的高知女性。她们活得笃定而体面。《她们的音乐餐吧》是四位女性的公共集会，话题并非家庭孩子，而是高校的职称评定，她们在聚会中宣泄痛苦，也获得支持，继而生发对未来的盼望。

同时，张曦也不回避婚姻的真实面貌。相看两不厌的欢喜，迟早被日常琐碎消磨，激情褪去后，精神上的偶尔游离实属人之常情。《谁来自远方》中，对婚姻困倦的凌青，在情感边缘寻找一点新鲜感。新近发表于《江南》杂志的《他的小镇》，两人恋爱半生，终于因孩子跨入婚姻，琐碎现实的一地鸡毛似乎在验证男主“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的老调重弹，但同名为凌青的女主则更为勇敢地面对亲密关系：“难搞的儿子，做不完的家务，画不完的画，付不完的账单……这一切还不足以完全熄灭我们灵魂深处的柔情之火。”

张曦没有美化婚姻，也不过度贬低，更不认同非黑即白的极端话语。她认为，当女性真正实现经济与精神的双重独立，婚姻是一种可选择、可负责，亦可放下的关系。好的婚姻，是两个独立个体的陪伴与相守。

这份清醒与包容，最终落在集子最后一篇《残酒春欲晚》里。小说里的几位新上海女性打拼半生，而她们的孩子生于斯、长于斯，已经没有异乡人的局促与不安。如今，他们也面临升学、出国等人生分岔口。这喻示着一代女性的命运悄然收束，而她们的下一代，正展开新的旅程。

Qa 生活周刊×张曦

Q：您1999年考入复旦大学，第一次来上海，感受是什么？

A：因为我是研究张爱玲的，从她的作品中早就接触到了上海，觉得这是一座很现代化、很时髦的城市。但初来乍到，印象最深的是发现路边居然有居民在倒马桶、涮马桶，我感到非常惊讶。住下后，我花了很长时间去适应上海的饮食、气候、语言和居住环境，但在学术视野上，可以说是豁然开朗了。当时就觉得复旦大学个个都厉害，老师厉害，同学也厉害，自己好像从浅水区游到深水区，要奋力地游才不至于被淹没。

Q：所以有一种紧迫感，这也体现在你当时创作的小说里，主人公总是想方设法留在上海。

A：是的，要奋力才有可能留下来，这是从异乡到上海打拼的人普遍拥有的一种心态。不过我的运气不错。博士毕业后进入《学术月刊》，面临要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压力，一度让我很焦虑。结果第二年发了好几篇，就这样站稳了脚跟。那时候我就发现，比起慢节奏的川渝地区，自己可能更适合有点竞争压力的上海，压一压反而把潜力压出来了。写小说也是，要有点压力。我当时一边研究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学，写论文，写完后脑子里有很多故事，有张爱玲的，也有自己看到的有趣的人和事，于是趴在桌上写小说，写完再睡觉。《小艾求职记》就是这样写成的。那种状态特别好，我很怀念。

Q：我很好奇，小艾有原型吗？

A：原型是我的一位同学，她的目标清晰且坚定，对情感十分淡然。我们这代人是在琼瑶小说的熏陶下长大的，信奉“感情至上”，而她的人生选择，打破了我固有的认知，给予我强烈冲击。这正是我创作的冲动。

Q：您为了家庭停笔十多年，重新开始写作，视角和心态有什么不同？

A：最大变化是从倾诉者变成了记录者。年轻时刚到上海，冲击特别强烈，有很多情绪、困惑、新鲜感，写作更像是把心里的碰撞通通倒出来。现在心态更平和，就是想把看到的人、经历的事、时代的变化写下来，给我们这代新上海人留下一点痕迹。不再急于表达自己，而是更在意人物本身。

Q：我觉得你在写作时秉持“价值中立”，不褒贬笔下人物。比如《芳邻》里的三个角色，关系复杂微妙，甚至有点混乱，但你只是客观地写他们的生存状态，带有旁观者的冷静。

A：在叙事视角上，我坚持贴着人物写，以主角的限知视角展开叙事。这一点是受到张爱玲影响，她笔下的反派角色也有多元的面向，不脸谱化，有着人类的喜怒哀乐。此外，鲁迅、郁达夫以及西方经典小说对人物的深度刻画，也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写作。

Q：说到写作风格，我觉得《只是朱颜改》有较强的故事性，叙事也很流畅，似乎仍然在经典小说的延长线上，跟现代主义挺不一样的。

A：我确实不太喜欢阅读现代主义小说，人们称道的福克纳、伍尔夫，我都读得……一言难尽（笑）。作为文学理论的研究者，我当然知道意识流这样的写作技巧，也会运用到创作中，但不会写成意识流小说。我还是愿意给读者讲一个好故事，塑造生动饱满的人物，让文本贴近我们生活的时代。我不追求复杂的叙事实验与叙事迷宫。

Q：你的每一篇小说几乎都有主人公透过镜子，打量自己的桥段，我想，这可能是您作为女性作家的某种表露。

A：女性打量自身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我只是如实来写。相比之下，男性对自己的身体好像就没那么关注。我在学术圈就特别有感觉，比如参加学术会议，很多男学者不太在乎仪容，穿得邋里邋遢就来了，女学者则要经过装扮。这可能是因为女性更多地被外界打量或者凝视，也就更关注自身。而且女性的身体在青春期、生育期、哺乳期、更年期，每个节点都会发生变化，因此女性对身体是十分敏感的。

Q：你写了本世纪初的上海，也写了当下的上海，您更偏爱哪个时期？

A：都爱，因为都是真实的。本世纪初的上海蓬勃、有冲劲，相信梦想成真；现在的上海更沉稳。写作不是偏爱哪一段，而是把它们都记下来。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气质，我能做的，就是把那些气息留在文字里。我一直在读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这个名字道尽了文学写作的一切奥秘。

Q：您还会继续写上海、写新上海人吗？

A：会的，这是我最熟悉、最有感情的地方。但我不会刻意追求题材，而是心里有话要说、有人要写就动笔。上海和新上海人的故事，我还没写完。最近我父亲在上海治病，我一边照料他，一边正动笔写一篇跟父亲有关的小说，它也许仍会有新上海人的印记，但更多已融入对生命、疾病和死亡的直面书写之中。

青年报记者 唐骋华/文 受访者/图（除署名外）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