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就要十二月，J先生的生日快到了，问他要什么礼物，他说:“要你好好的。”肿瘤已经切除，我想很快这个愿望会成真吧。

七月中我病了，一开始只是胸肋痛，J先生陪我看了中医，医生给出了很多病因的猜想，诸如咖啡喝多了或者熬夜这些生活习惯，开了一些各种各样的中药，嘱咐吃完去复查。中药的味道闻起来很舒服，但煎煮之后就变成了另一种东西，因为熬药太麻烦，我还要每天忙着排练话剧，一个疗程的药也没吃完，最后就堆在屋子的角落里。

八月初，我晕倒在家里洗手间里，所幸的是J先生当时也在家，送去医院体检，血红素六克。医生好像跟J先生说了什么，他问我：“你当时有别的感觉吗，有其他部位疼痛吗？”我没有，我记得我只是在洗手，水流哗哗地冲掉手上的泡沫，泡沫带着我一起从水斗里到了小时候家里的那条河里，我一直在河水里往下沉，再有印象就是J先生慌乱地扶起我。“那种感觉挺奇妙的。”我跟他说。他没有接着这个话题，只是跟我说需要住院。　隔天，J先生辞了职来照顾我，我还揶揄他是早想偷懒了吧，他答“可能是”。

九月底，我开始低烧，医生在我的肺上发现了阴影，但晕倒和低烧的病因还是没有找到，他们决定先做个活检切片。住院的日子很无聊，每天都要按照病房的熄灯时间就寝，有时候我在夜里趁护士换班就到楼下溜达一圈。有一天晚上，我在楼下看见了J先生，他正在一棵松树下面坐着，背对我，肩膀一耸一耸，他在哭。我突然第一次意识到可能我真的病得很重，我不知道该怎么上前跟躲着哭的他说话，悄悄上楼了。

活检前，病情终于瞒不住了，妈妈赶来上海，每天都炖一些奇奇怪怪的汤逼我喝，味道不比先前的中药好。为了让妈妈开心，我总是强迫J先生代劳，趁他苦着脸喝汤的某一次，我问他医药费到底花了多少钱。J先生只是回答，也没多少钱，但我知道他又开始做项目了，有时候跑去外地工作，有时候就在病床旁边支个电脑工作。妈妈托人联系到了北京一家大医院的朋友，我开始自己在北京—上海两地频繁地检查、抽血、埋管注射，J先生和我一周里大概能有一次时间碰上。妈妈跟我说，别对男人抱太大期望，她很多朋友得了病，丈夫就在外面有了别人，说完她自己也沉默了。她总是忌讳说“癌”和“病”，好像不说我就能很快好起来。其实她不知道，我跟J先生偷偷聊过一次，我向来把死亡看得很轻，我跟他说：“手术同意书有另一个人能签字，负责你的生死，是很安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