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找到那一点星火

    江边的雾气还未散尽，黄家隆跨上心爱的“小电驴”，从老城驶出。清晨的江津区已经苏醒，滨江大道上，一边是广场舞大队的歌声，一边是通泰路市场的叫卖声。长江水包裹着闪烁的阳光在几江大桥下翻涌，潮湿的晨风掠过他露在安全帽后的发梢，后视镜里，来往的车灯在薄雾中氤氲成橘色光斑。

    这是他作为西部计划志愿者，在重庆市江津区服务的第253天。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炽热山城

    去年七月，走出重庆北站那一刻，蒸腾的热浪让黄家隆的手指在行李箱拉杆上直打滑，曾经引以为傲的少汗体质全然无效。站台上方的电子屏泛着红光，上面的字在40℃的空气里扭曲变形。他抹了把额头的汗，想起在上海电机学院读书时，重庆室友描述“火炉城市”时，自己全然不信的模样，默默在心里对室友说了句“对不起”。

    “热”成了他对这个西部城市的第一印象。西南大学的培训基地里，来自五湖四海的志愿者坐在阶梯教室。“大家知道重庆为什么叫山城吗？”台上老师的提问让黄家隆回过神，他望着窗外层层叠叠的楼宇，那些建筑像被随意撒在山峦上的积木，在热浪中起伏成连绵的波浪。

    “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在群山间点燃星火。”他想起还在上海时，比自己大两届的学长周国军站在讲台上，投影仪的光束里飞舞着细小的尘埃，大屏幕播放着他在云南香格里拉服务时和当地大人孩子们一起拍的照片，高原晒出的黝黑脸庞上绽着笑意，从眼里溢出屏幕，溢到自己心里。黄家隆觉得心又热了起来，与重庆这天气一样。摸着口袋里的西部计划面试成绩单，“第二名”的字眼突然变得滚烫。

    2024年临近毕业时，23岁的他面临人生的多重选择。实习了一年，换了两份工作，始终感觉前路不是那么清晰。“每天重复同样的工作，缺少成长的获得感和快乐。”未来的人生是否就该被如此定义？

    会被那样一张合影打动，黄家隆知道不是意外。“下一站，也许就是你的梦想之地。”学长的话语回荡在脑海。面前打开一扇门，笑脸播下一颗种子，身体里翻涌起新鲜的冲动。不知道是否会成功，也不知道会去到什么地方、分配到什么岗位，正是这样的不确定性反而吸引了他。“我想去尝试未知，因为我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已知。”

    脸红耳热

    未知的版图第一块填写上的是“重庆江津”，第二块是“企业服务”。没来过的地方，没接触过的工作。

    第一次走访企业是在去年八月初，黄家隆跟在科室前辈后面，顶着唯一一张新面孔，被戴着眼镜看上去很精干的企业行政办主任宋莉礼貌地叫了声“黄老师”，顿时脸红耳热，头都不敢抬。江津特产米花糖的香味中，他擦了又擦自己汗湿滑腻的手心，捧着单位新发的蓝色笔记本，在第一页上记下“荷花米花糖，宋主任”一行字，再重重敲出一个冒号。

    冒号下面，没能填满几句话。说话习惯慢悠悠，还会带点波浪号和语气词的广西伢子听不懂爽利的重庆方言，只能拼命拣听得懂的词记下来。下午2点半到3点半，一个小时的交谈中，黄家隆的笔记本上只留下零星几笔。

    让他听力“失效”的不止方言。产值、增率、同比，学机械出身的黄家隆对这些企业专业名词似懂非懂。“我们这种‘规上企业’跟‘规下企业’政策对接是不是不一样？”宋莉随口一句话，就给他听蒙了，拿着笔不知道该写哪几个字。

    8个多月后，同样的办公室里，黄家隆已经能和宋莉“有来有往”地对上话，也不再称呼宋莉为客气的“宋主任”，取而代之的是“宋姐”。“现在平常对接我们的就是小黄。”宋莉说着一口地道的江津话，拍着黄家隆笑：“不用再照顾他说普通话咯，江津话说啥子他基本都听得懂嘞。”

    同一本笔记本已经用了一半。“渝真味，黄总”“窑鸡王，赖经理”“渝烧百，陈总”……黄家隆仍保留着用企业和对接人作为笔记开头的习惯，名字后再加个冒号。相比干净的前几页，每一页的记录逐渐变得完整，到后面变得密密麻麻。

    “听得懂的就记下来，听不懂的开完会问一下前辈，慢慢就懂了。”负责食品板块，每个月固定调研走访企业，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走访了四十几家。到现在，黄家隆已经走访了上百家企业。变厚不少的笔记本，成为见证。

    热火朝天

    江津是重庆工业大区，荷花米花糖这样的规模以上企业，区里有587家，规下企业更多。渝烧百是其中一家。

    “川渝人爱吃的烧白和甜烧白，我们都生产，有十几二十个规格。”渝烧百的车间，肉香四溢。掀开刚出笼的甜烧白，琥珀色的糖汁正咕嘟冒泡。“你看这个成色，学生娃们最爱配着饭吃。”戴着蓝色工作帽的厂长廖伟说。“他们的烧白是非遗传承，靠人手工来切，工艺跟外边机器切的不一样。”黄家隆补充了一句，回过头就跟老廖说：“升规的事真的要争取下。”

    走出车间，笔记本和眼镜片上还有热气留下的痕迹。他回头问廖伟：“上次谈的扩厂房的事，招商科那边谈得怎么样了？”“已经对接过了。来，快喝点水。我们这儿楼顶房，就是热。”行政主管代世英忙着递上水。“年营收2000万元以上就可以升规，没差多少了。”黄家隆加重语气，又嘀咕了一句，这才咕嘟嘟地喝了几口水。

    升规的企业可以享受更多专项服务，黄家隆很想给这家民营老字号推一把。他想起去年11月调研的一家规下企业，走访的时候他发现生产线不良率有点高，但一个刚毕业的瓜娃娃说的话，企业没当回事。他就隔两天去走一趟，把收集来的数据汇成表格，还做了个生产线优化的解决方案。实施后，生产效率提高30%，不良率降低近20%，让企业主管老邹刮目相看：“黄老师，看不出你这个00后确实有点东西啊。”

    去年深秋的火锅节博览会筹备场景也还历历在目。黄家隆拿着通讯录一个个拨着电话。“老师您好，我这边有个火锅节……”他操着广普没说几句话，就被对方打断：“晓得咯！你个诈骗团伙怎么老是打电话来。”总算对接安排好三十几家企业顺利入驻后，手机已因高频呼叫差点被停机。

    大学做暑托班志愿者时，被一群小学生叫过“黄老师”，但和现在被叫“老师”的感觉完全不一样。黄家隆望向窗外，烈日下的大道空空荡荡，空气中飘荡着一股火锅底料味，他甚至能判断出是从附近哪家企业飘来的。他想起第一次被人喊“黄老师”时的手足无措，如今这一称呼已和这里的温度一样真实可感。

    热辣滚烫

    “Action！”刘恩帝举着云台后退时，张朝清在后面扶着他的腰，镜头对准黄家隆：“这里是几江长江大桥，连接了几江老城区与滨江新城，是江津中心城区南北同城发展的‘脊梁’。”刘恩帝和张朝清是黄家隆的室友，也是和他同一批分配到江津的西部计划志愿者。三个人都有同样的兴趣，摄影、拍视频。

    拍完一组镜头，三个背上全是汗的年轻人，顶着日头蹲在滨江路的花丛中，看着取景框，那里装着几江大桥的钢索，像琴弦般绷在长江上空，前景的黄色小花在阳光下开得热烈。“别再笑场了，再笑场我又要给你做表情包了。”刘恩帝开着玩笑。

    表情包是去年参加“津城推荐官”大赛时室友的“杰作”。黄家隆不记得自己笑场的次数，只记得那时印在脑海里的画面——白沙镇上的江记酒庄里，蒸汽从巨大的蒸馏罐喷涌而出，穿透氤氲的水雾，是师傅布满老茧的双手。他带着小伙伴们走进江津特色食品企业的生产一线，用镜头讲述那些舌尖上的故事。

    这次他又有了新的想法，想拍拍江津的烟火气。可以拍聂荣臻元帅陈列馆，那是江津人的骄傲。可以拍公路大桥，僻静的江岸能找到不少适合打水漂的石子，是津城才有的松弛。通泰门也很好，那是黄家隆最爱去的菜市场。

    早上6、7点，紧挨着长江边的通泰门临时便民市场，早市在晨光里沸腾，从头到尾，绵延一公里，水果蔬菜挨着调料，中间是各类肉品，走下阶梯，岸边遍布新鲜的水产。常去的白氏猪肉摊老板听到他不标准的“好多钱”，会一边笑一边挑选一块最新鲜的猪肉。香料铺老板娘会告诉爱吃辣的他印度辣椒去了籽更香。住在对岸的况爷爷偶尔来出一次摊，每次都挑着两筐自己种的玫瑰花，花瓣上还缀着晨露。

    黄家隆发现这座城的热情总藏在细节里——像是每次出门，71岁的梅奶奶都会坐在门卫室窗边，笑着跟他打声招呼；办公室的前辈们一边说他是“憨包”，一边耐心地教他和人打电话时怎么说话才得体；米花糖的宋主任和渝烧百的代主管知道他是外省人后，再别扭，也会认真地和他说上一口渝普……

    在江津服务第254天的夜里，黄家隆把白天拍摄的素材导入电脑。文件夹里有通往几江大桥高高的阶梯，头顶是“中国建设”四个大字；米花糖厂区钢筋森林的厂房前，山茶花开得正艳；江边浣洗的棒槌声中，长江水在暮色中泛起铜色光泽。黄家隆想起老师让他有机会回校做宣讲。他知道，当这些影像传回母校，或许也会像当年学长的照片一样，在某间燥热的教室点亮某个年轻人的眼睛。

    对话

    青年报：上海和重庆，两座城市都在长江畔，这种“一江之缘”是否感觉很奇妙？

    黄家隆：是的。我出生在广西，小时候觉得离书本里说到的长江很遥远，一直想要亲眼看一看。后来去上海读书，看到黄浦江从那里汇入长江后流向大海。如今每天上班都会经过江津段的长江，很惬意。每一段长江的风景都不同，但都陪伴我度过了一段青春。

    青年报：你觉得西部计划给你带来了什么？

    黄家隆：当我的人生面临新的选择时，西部计划就好像一颗火种，给我指引了一条前进的道路。来到重庆服务的这段时间，每天我都在累积工作经验，学习新鲜的事物，和不同的人打交道，感到很充实，也渐渐清晰了人生的方向。很感谢当时的自己选择了西部计划，现在我已经有了坚定的努力方向，我想留在重庆，在这座火热的城市里继续干下去。

    记者手记

    不放过每一颗火种燃起的时刻

    每个面临毕业的大学生，或许都会和黄家隆一样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西部计划恰好给予了一种可能。可能是一次过渡、一次缓冲，也可能最终指引出人生明确的方向。

    黄家隆给出的答案，是后者。8个月不长的时间给他带去了什么？记者看到的是不离身的笔记本，日渐熟悉的方言，是几位企业对接人的一声“很能吃苦”“很有创意”，是分管领导黄君菡对他上班之余拍摄的Vlog给出的“数一数二”的评价，说出的“佩服”两个字。

    他在企业的车间里丈量发展脉搏，在社区街巷的烟火中寻找自洽，也在每一天的充实中感受到自身的价值。8个月前脸红得说不出一句话的年轻人，已经可以与一直守旧的传统企业探讨如何推出创新产品以吸引年轻群体。8个月前迷茫不前的毕业生，如今已能明确地知道自己想去往哪里，想做些什么。

    同一办公室的前辈罗宗馨是从北京来的西部计划志愿者，2年服务期即将到期，黄家隆是她手把手带出来的，新旧交替，传承不断。与黄家隆同一批的两位室友都有着和他一样的想法，想继续留下来，在基层服务。“西部计划是我们人生中的一段异彩，很多年以后你再回头看，会觉得我当年做的这些事情真的很有意义。”他们这样告诉记者。

    希望每一位年轻人，都能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找到那一点星火，都能在人生中拥有一片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