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朱建强，新四军浙东纵队淞沪支队支队长朱亚民之子；吴康军，淞沪支队中队指导员、中共民福地下党支部书记陈友新之孙。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青年报记者采访了两位抗日英雄的后人——2025年，距离淞沪支队威震敌胆的抗战岁月，已经过去了80年，但老一辈抗日英雄们留下的，却不仅仅有光荣历史，还有无数的精神财富，至今仍在影响着包括他们家族子弟在内的几代人。

    青年报记者　陈宏

    参加革命是为了国家的强大

    朱亚民是个传奇。

    1930年，他从常州老家来到上海的中华书局印刷厂当学徒。1936年，他在香港参与组织了工人与资本家斗争的工会运动，抗战爆发后，1938年3月他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2月受中共华南局委派率团回内地参加抗日斗争。1942年9月，他受浙东区党委指示，率11位同志到浦东坚持内线反“清乡”斗争。他们不仅在浦东坚持了下来，还将部队发展到1500余人，挺进了浦西，使浦东与浦西的抗日游击区连成一片。其间，他和战友们打了很多胜仗，其中甚至有被编入军事教材的优秀战例。

    讲述父亲的过往时，朱建强感叹“他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参加革命的目的很纯粹，就是为了国家强大，人民不受欺负”。他曾受到不公正待遇，却总是淡然处之，“我参加革命不是为了当官发财，加入共产党时，党还很弱小，我们都是自己筹集活动经费的，甚至我们都没想到党能发展到今天的样子，当时只是觉得党的理念是能救中国的”。他一直以工人自居，“他记不得自己的生日，就选了5月1日作为自己的生日，因为这是国际劳动节，他说‘这是我们工人阶级自己的生日’”。

    如今在上海奉贤区委党校工作的吴康军，经常要给学员讲淞沪支队、民福党支部和他爷爷陈友新的革命故事。陈友新是和朱亚民一起并肩作战过的抗战将士，“他本名吴掌林，新中国成立前我们老家在民福村隔壁的农展村，我爷爷是家中长子，上到初中时碰到东北抗日战争爆发，他马上积极参与高中学长组织的声援活动，从此走上反对日本侵略者、保家卫国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陈友新也走上了领导岗位，在奉贤离休。他和朱亚民一样，有机会就和后辈们强调不要“忘本”，要学本领报效祖国。在他的影响下，五个孩子绝大部分都在从事农业工作——吴康军父亲是老大，中专学农，大叔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二叔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小叔叔和小姑姑是双胞胎，留在了老家务农。

    “我也是学农的，毕业于上海农学院，主职是研究区域经济和‘三农’工作，现在在党校上课，除了讲一些奉贤党史之外，主要还是在讲乡村振兴课。”吴康军说，爷爷虽然没有直接管过他们的志愿填报，但他的思想影响了吴家几代人。

    我们都是来自人民的普通人

    朱亚民教育子女，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们都是普通人”。他是这么说的，一生也都是这么做的。

    “他的腿在打仗时受了伤，行动不太方便，大家对他很照顾，派一辆小车来接送他上下班，但是他就早晚用一下，生活中从来不用，中午他也不回来，就是让我母亲装个饭盒带饭过去热一热，生活一直很朴素。”朱建强回忆。

    朱亚民总能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在淞沪支队组建之前，其实我党已在上海周边多次尝试建立过敌后抗日武装，但都没能成功，有敌人围剿的原因，也有内部团结的原因。朱亚民被派来后，他团结本地干部，团结当地老百姓，让淞沪支队迅速摆脱困境——浦东人民对他的高度认可，帮助这支队伍迅速成长壮大。

    他从始至终都保持着和普通人一样的真诚和热情。受他影响，朱建强等子女也都非常低调，和群众打成一片，“因为我们就是普通人啊！”

    如今的朱建强已退休多年，和普通的老人一样，帮儿子带孙子减轻负担。生活之外，苏州市新四军研究会请他写文章、做宣讲，他都是尽力帮忙；上海要建淞沪支队陈列馆，找他核对史料、请他捐助藏品，他也是有求必应。因为他至今都记得，父亲跟人民广交朋友，“我最近去过几次浦东，能感觉当年他跟大家的关系都很好，大家好像都跟他很熟”。

    吴康军也记得陈友新很多场景。他十几岁的时候，跟爷爷一起从奉贤南桥回老家，“他会随身带着剪刀，一路上看到有老乡家里果树要修剪了，他就会帮忙修剪，完全不要报酬”；还在读书的他，经常被爷爷差遣了做“快递员”，“很多当年参加过革命的人，经常找到他，请他出证明，他只要记得的，都会认认真真给他们写材料，我经常帮他送这些材料信件”。

    骨子里流淌着中国人的精神

    陈友新的祖辈，在浦东东海边开垦荒地，将盐碱地逐步变成了成熟的土地，才有余力供陈友新读上了松江二中，成为了当年稀缺的高中生。让陈友新在九一八事变后，了解了进步思想，了解了中国当时的落后现状。

    比他大两岁的朱亚民，进中华书局印刷厂“打工”没多久，就被工友们起了个外号叫“大学生”——因为他喜欢看书。他还爱思考，爱钻研。到厂里没多久，中华书局从德国进口了一批高级设备，是凹版印刷技术，朱亚民就偷偷去学这门技术，一下就成了专家型的技术工人。1936年，他携妻子随中华书局从上海来到香港，自己第一个儿子也在香港出生。

    然而，也因为读书多，朱亚民并没有满足于自己的“小家安稳”，他感受到了国家的内忧外患，并立志要为这个国家“做点事”。在部队，没有正规上过军校的朱亚民能成为“战神”，就是因为他参加抗战时，就买了包括《战争论》在内的许多军事理论书籍，为有朝一日拿起枪做准备，后来又认真学习了毛主席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和军事著作，边看边研究，边打仗边成长。

    “他给我们兄妹每个人都刻过一枚图章，还给很多战友也刻过，他和苏州许多金石高手都是好朋友。”如今也像父亲一样喜欢下围棋、喜欢中华传统文化的朱建强觉得，印刷工人出身的父亲，这是不忘本，也是骨子里流淌着的一种中国传统精神——改革开放以后，朱亚民当年留在香港的一些工友，成为老板回内地来投资，孩子们跟朱亚民开玩笑“爸爸你不回来也是个小老板了”，朱亚民很认真地回答他们，“不能这样讲，我们的信仰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40多年过去了，每每想到父亲当年的这句话，朱建强都会感慨：这句话和父亲热爱篆刻一样，背后不就是一代代有良知的中国人一脉相承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