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三点半后”成为实践教育的补给窗口

　　“双减”之后，小学下午三点半后的时间空了出来，但双职工家庭的“接娃难”问题却愈发凸显。长期关注这一社会问题的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原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高小玫还有一重身份，一名10岁小学生的外婆。基于切身感受和深入调研，她提出：应将课后托管服务纳入非基本公共服务范畴，构建专业的课后服务供给制度，让“三点半后”成为实践教育的补给窗口，让托管服务成为惠及民生的“小而美”项目。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供需两端皆存突出痛点

　　谈及6~12岁儿童的课后托管，高小玫直言，孩子下午三点半放学后的看护空档，是很多家长的心头难题。她以在读小学四年级的外孙女为例，学校仅提供一小时延时托管，时间太短了，父母还没下班，只能送托班。

　　在她看来，目前课后托管服务的供需两端均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从供给端来看，学校实施课后服务本就力有不逮，课后看护除了完成必要的家庭作业，更需要以体能活动和兴趣拓展为主，而一线教师本就精力透支，额外承担保育工作更不现实。

　　校外社会化托管服务便成为家长无奈之下的选择。但高小玫调研发现，校外托管机构尚不普遍、收费高的问题，直接抬升了家庭养育成本。

　　更令人担忧的是行业定位模糊。多数机构为避嫌教培，多数冠以“教育科技”的名称注册，游走在监管灰色地带，从业人员缺乏基本职业尊严。高小玫印象深刻的是，外孙女所在的托班由一位三胎妈妈创办，租用会所场地，因单纯做托管不赚钱，只能靠健身等其他项目平衡收入。托班老师迫切需要的职业培训和清晰发展路径也无从谈起，导致人员流动率高、专业度难以提升。

　　“三点半后”是实践教育窗口

　　“双减”政策的实施，让小学下午三点半后的时间被释放出来，在高小玫看来，这并非简单的“看护空档期”，更应成为补齐我国实践类教育短板的宝贵时间窗口。她强调，课后托管服务的核心价值，远不止于“看住孩子”，更在于提供学校教育中缺失的实践教育——这也是“双减”政策推进教育改革的核心初衷。

　　我国学校教育中，实践类教育长期薄弱，涉及体能运动、感知体验、社会化训练的内容严重缺乏。这一短板在AI时代尤为突出：靠体验习得的默会知识，正是AI的盲点，也是孩子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高小玫认为，“双减”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而“三点半后”正是政策补给实践教育的最佳时机。寒暑假、春秋假等假期，也同样需要专业的、具有实践教育功能的课后服务作支撑。

　　“实践教育的核心要求是多样、多层、个性化，这是学校无法单独完成实践教育的重要原因。”高小玫表示，若将课后托管的全部责任压给学校，既不符合教育规律，也让学校陷入“将就办”的尴尬境地。

　　构建供给制度强化校外支持

　　“托管服务也是‘小而美’的民生项目。”高小玫提出，发展校外课后托管服务，不仅是解决育儿难题，更是完善公共教育服务体系、促进教育服务消费、扩大就业的重要举措，应从制度构建和政策支持两方面入手，让校外托管服务走上规范化、专业化的发展道路。

　　她建议，首先要构建我国课后服务供给制度，将“课后服务”纳入非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形成与育儿福利衔接的6~12岁儿童保育养育支持系统。要以托管服务和实践教育为制度定位，由学校延时服务与校外专业机构课后日托服务、假期实践教育服务互补，构成完整的课后服务供给体系。同时，按兜底性、普惠性原则给予课后服务基本财政保障，比如购买服务、专项补贴等，“实现课后服务放量供给、自主选择、普遍可享”。

　　高小玫特别强调社区的作用，0~3岁婴幼儿照护已有补贴政策，6~12岁儿童的课后服务同样应获得公共服务支持。她建议参照养老机构“公建民营”模式，让社区为托管机构提供免费或低租金场地，满足日托就近服务需求，让托管扎根民生、成为社区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展校外课后托管服务，还能释放促就业、促消费的双重价值。”高小玫指出，课后服务市场空间广阔，是顺应家庭养育需要、“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的重要举措，也是“十五五”期间服务消费升级应当优先激活的领域。机构服务的人力来源充沛——在校大学生、退休教师、生活服务人员均可参与，既能提升专业度，又能有效扩大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