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范彦萍 周胜洁 吴恺 施培琦

星火曾经在此燃起

淮海中路567弄6号（原霞飞路渔阳里6号）位于华亭伊势丹商厦西侧，有一条外表修缮整洁的老式弄堂，这就是著名的渔阳里。

其实，上海有两条同叫渔阳里的弄堂，以前是相通的，南面是南昌路100弄（老渔阳里），北面是淮海中路567弄（新渔阳里）。

1920年的春天，陈独秀将《新青年》编辑部从北京迁回了上海，入驻老渔阳里2号。这里成为共产主义火种点燃的地方。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下，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上海组建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为了更好地在青年中进行社会改造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团结和教育聚集于上海的大批优秀青年，同时也为了从中培养和挑选预备党员，陈独秀指派俞秀松等人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0年8月22日，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领导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新渔阳里6号成立，发起人有俞秀松、施存统、陈望道、李汉俊、叶天底、袁振英、沈玄庐、金家凤，俞秀松任书记，这是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团组织建立后，向各地寄发团章与书信，带动各地建立青年团组织。为掩护革命活动，培养干部和输送青年团员到苏俄学习，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创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又在此开办了外国语学社。这所学校与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同在一处。1921年3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建立，临时中央机关依然设在新渔阳里6号。

同样作为长期关注渔阳里的资深专家，俞秀松继子俞敏对于渔阳里的历史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在新渔阳里6号成立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在党领导下成立的。只是当时共产党是秘密的，青年团是半公开的。共产党很多事都是通过青年团完成的。而之后的外国语学社虽然成立时间不足一年。但最后有几十位觉悟青年赴苏俄学习。对后来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起到很大作用。”

望更多人知此革命圣地

1978年的一天，一位名叫赵文来的市民因在文化系统工作的妻子福利分房，一家人欢天喜地乔迁到了老渔阳里2号。房间内一侧白墙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央工作部，领导当时党的日常工作，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部在这里办公。”

不多久，文保部门的工作人员上门，千叮万嘱：建筑内部不能乱动乱改。牌子要保护好，且不能被家具遮住。

彼时，老赵并不知晓这栋老建筑意味着什么。直到一波又一波的人叩响他的大门。

他从这些来自北京、安徽、南京等地的专家、学者嘴里知道了那些尘封往事：他所住的老渔阳里2号一楼曾是《新青年》编辑部的办公室，也是陈独秀会客开会的地方。百年前，这位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创始人、五四运动的思想指导者、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曾在客厅里会见来自五湖四海的有志青年。

踏着先驱的足迹，每一次接待前来瞻仰的不速之客，老赵都油然而生一股骄傲。

“《新青年》在当时名声很大，许多人慕名而来，就在我住的楼下的客厅谈事情”……一说起渔阳里的故事，老赵就打开了话匣，再也收不住了。

1947年出生的赵文来今年已经72岁了。那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会成为渔阳里的“守门人”，且一守就是四十年。

2018年，渔阳里迎来了百年一修的契机，同年10月7日老赵恋恋不舍地搬离了这个守护了半生的地方。

老赵口中的那段历史只是冰山一角。“在研究渔阳里前，我们没想到上海还有‘渔阳里’这样一块如此重要但却不太为人所知的‘革命圣地’。这里很多红色史迹都指向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党团早期的发展息息相关。我们应该努力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地方。”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渔阳里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李瑊对于渔阳里感情深厚。

李瑊发给记者一张表格，上面记录着“渔阳里与中共党史上的第一”，包括老渔阳里2号和新渔阳里6号，均在历史上有着特殊地位。如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推助出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全国第一个共青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培养青年干部的学校——外国语学社；最早向工人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刊物《劳动界》周刊；上海发起组的内部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也是在中国擎起的第一面共产党大旗。

李瑊认为，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包括党团干部、青年学生，都应该到这里领略原汁原味的党、团创建的圣地。党、团组织的创建和早期发展也都是在渔阳里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渔阳里对于中国共产党更具有里程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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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素有上海香榭丽舍大街之称的淮海中路一路前行，走近淮海中路五百六十七弄六号，曾经赫赫有名的商业地标华亭伊势丹西侧的门外，挂着一块“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指示牌。

外面是闹市喧嚣，里面是活色生香的上海市井。近一百年前，一批批热血新青年来到渔阳里，在石库门建筑中立下报国之志，开启解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间的红色征途。

百年渔阳里，传承五四精神，激励当代青年。为了迎接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纪念，经过近十个月的改造，渔阳里团中央机　关旧址纪念馆旧貌换新颜，于二零一九年五四前改造落成，开始对外试运营，以全新的姿态向世人娓娓讲述发生在渔阳里的红色故事。

1920

重量级“启事”跨越万里的铁床

“邦人君子及当代宏达鼎力匡襄，予以惠助，俾基金有着，团务自易策动，直接为社会青年谋公众之福利，间接实兴我国民族前途关系者綦巨！岂独本团之幸焉？”

如此铿锵有力的文字，出自此次新增的展品《青年团筹集基金启事》中，由俞秀松在建团初期亲手撰写。俞秀松也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员。这份珍贵的史料是市政协常委、上海拙朴投资管理中心创始合伙人邵楠交授于纪念馆的，首次在纪念馆改造落成之后对外展出。

这不仅是一篇募集资金、引领青年团战斗的檄文，更是能穿越百年，让如今新时代的青年感受到，青年是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当者，对国家的重要意义，以此能帮助青年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样的自信并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历史赋予青年的。”

同样，与俞秀松有关的新展品，还有一张跨越万里、从新疆带回上海的单人铁床，还原了俞秀松的卧室。俞秀松曾在一九三五年前往新疆，任新疆民众反帝总会秘书长等职，这张铁床就是他当年 在新疆时卧室的配置。一九三九年，俞秀松在苏联肃反扩大化中遇害，时年四十岁。

一九四三年，全家从新疆出发，经重庆、江苏、浙江等地辗转回到上海，历经多次搬家。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行李总以精简为主，但每次整理行李时，俞敏的母亲最先考虑并带上的，总是与丈夫俞秀松有关的物品。这张笨重的铁床，被拆分为床头、弹簧床面等五部分，跟着这家人，从新疆一路颠簸到了上海。俞敏说，他儿时也睡过这张铁床。

1925

二十四本藏书题记后的革命情

第一任团中央书记、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八位发起人之一的施存统喜欢看什么书？这次在纪念馆里也能找到答案。在二楼展厅“青年先锋上海建团”部分，能看到由收藏爱好者吴景键先生所收藏的施存统早年个人收藏的二十四本藏书，其中有两本书还有施存统的个人签名。

正在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攻读博士的吴景键表示，他一直对二十世纪早期革命史非常感兴趣，在意外发现施存统的藏书后，开关注起施存统个人。

二零一六年夏天，吴景键上网查询资料时，发现一家古旧书籍交易网站上有施存统的藏书，在两个月内陆陆续续买到二十四本。这些漂洋过海进入上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大多为日语版，多为施存统在日本留学时购得。

施存统又名施复亮，在吴景键所购的一本早期日文共产主义文献《社会问题研究》上，就有用红色铅笔所写的名字“复亮”，并配有“此书与复光的信同时收到，一九二五·九·一·十三”的题记，“从书上的题记也能看出他和钟复光那段革命爱情故事，最后他们结为革命伴侣。”

二零一七年夏天，趁着暑期回国的吴景键特意前往改造前的“渔阳里”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参观。他发现馆里的实物展品相对较少，当时就萌生了“能不能让自己收藏的施存统藏书发挥更大的社会价值”，让藏书在纪念馆里展出，“部分青年对包括早期共青团史在内的早期革命史都比较陌生，很希望这些实物藏品能够增进青年对那个时代的认识，从书上或一些笔记体会到青年团发起人，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学习和理解中参与革命事业的。”

星星之火何以燎原

为何历史书上都说中国共产党、青年团的成立和五四运动有很大的关系？　谙熟青运史的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闵小益将建党、建团的历史做了形象的比喻。“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大家有饭吃，人人有工作，均贫富，社会大同。现在的‘00后’可能不太能理解。通俗地说，就是《新青年》的主编、编辑和读者建群成立了一个党、一个团。当时陈独秀是‘大V’，粉丝众多，成为当时革命青年的偶像人物。”

如果说老渔阳里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的话，那么新渔阳里便是青年团诞生的地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党建带动团建，才有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先有了党，才有青年团。上海青年团成立后，又带动全国青年团发展。那时，上海团作为团的临时中央机关，代理行使团中央权利。”闵小益向青年报记者介绍说。

“我一直在想，为何当时那么少的一群人，能掀起那么大的运动？　现在想来，这是因为他们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挺身而出，推动历史前进。”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建刚指出，其实青年团当年发展的人数比中国共产党还要快，后者至“一大”召开一年内发展了50多名党员，团员数量一年间就从创始时的8人发展到几百人。“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团是五四运动精神最忠诚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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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