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琳琳 图/资料

说起战地记者，除了钦佩之情之外，大家可能会觉得遥不可及。近日，年轻的CCTV记者冯韵娴推出《生死96小时：中国女记者利比亚突围记》一书，为人们传递出险境内部最真实的声音。

（本版图片由浙江大学出版社提供）

我想让大家看到这里活生生的人和他们的生活，而非一个个数字和爆炸的影像。我们应该还原这个被按了静音键的世界，真实的样子。

无望、无助的五天四夜

CNN记者马修带来了一个糟糕的消息：设备无法进入利比亚，因为利比亚与突尼斯之间的陆路口岸被封锁了。利比亚媒体局对此没有任何解释，国际记者们只能通过各自的渠道打听消息：卡扎菲反对派从东西两边包围了的黎波里。

在等待新闻发布会的过程中，“砰！砰！砰”，酒店外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尽管新闻官解释枪声只是来自几个暴乱分子，但酒店的安保措施从原本的两名持枪哨兵转为多位武装人员，这一变化引起了记者们的疑虑、担忧和不安。

正当这种情绪因为得知“红十字会有一艘船可以送大家前往马耳他”一事而有所缓解，却很快愈演愈烈：新闻官兹纳提告知所有记者，不得离开酒店。

如同向平静水面扔下一颗大石头——虽然这水面早已暗流涌动，记者们七嘴八舌，或是质问，或是讨论，或是说几句宽慰的话。不知是谁建议先去吃饭，大家纷纷带着倦容走向餐厅，留下空落落的咖啡厅独自回味过往的喧嚣。

“如果当时我们知道，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在咖啡厅自在地谈天说地，或许还会多留恋一会儿那里的温暖光景吧。”这是CCTV记者冯韵娴来自心底的声音，被她写入《生死96小时：中国女记者利比亚突围记》一书中。正如出版社编辑推荐语所言：死里逃生，她为人们传递出险境内部最真实的声音。

冯韵娴和“战友”在一起

既称之为“险境”，那么当时的情境有多凶险？当晚，枪弹撕破黑夜，一颗炮弹的碎片在咖啡厅落地玻璃窗上打出了一个巨大的豁口。午夜12点，利比亚政府发言人易卜拉欣全家和媒体局的官员们统统悄无声息地离开了酒店。等记者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偌大的酒店，就只剩下记者、酒店工作人员和看护他们的政府武装人员。

记者们认清了现实，聚集成一支临时团队：清点人数、综合情报、在醒目位置用胶带贴出“TV”字样。在此后的五天四夜里，记者们时刻穿戴着防弹背心和头盔，睡觉时也不敢脱下。尽管如此，人身安全方面受到的威胁并未降低。“凤凰卫视记者蒋晓峰的房间被打中两次。”第一次时，他与同事阿Dee想做个连线，后者前去取设备的途中，一连串“嗖！嗖！嗖”的枪声令人心惊，这表明子弹极近。

38名国际记者，为了得到一些有关战争的真实事件，从世界各地汇集到这家酒店。尽管每个人当初都是怀揣着勇气来到阵地的，但谁也没有想过要献出生命。“在酒店里的每一个人都深刻体会到了战争中的利比亚老百姓所经历的那种无望和无助，只不过他们几乎每天都在经历。”强烈的心有余悸以外，冯韵娴的口吻里还带着深刻的悲悯。

极端环境下的道德选择题

停电、断粮、缺水。冯韵娴和四个同伴：史可为、蒋晓峰、邓亮棠和阿Dee，跟着CNN的安保人员和摄影师来到了一楼小卖部门口。当CNN的安保人员像变戏法一样撬开门，他们冲了进去，每个人都像是进了金矿似的满满当当抓了一怀抱的食物。“我感到很惊讶，尽管我们拿走了不属于自己的食物，但我并不感到愧疚，也没有丝毫心理障碍，竟然还有几分理直气壮。”对“打劫”小卖部，冯韵娴的反馈非常真实。更何况，他们带着食物来到了二楼礼拜间，分享给大家。

记者们睡觉也不敢脱下头盔、防弹衣

根据路透社记者的建议，记者们决定集体搬到地下一层一间更大、更隐蔽的房间。冯韵娴的一个同伴满头大汗，听闻要把刚搬上来的食物再搬去地下室，索性坐在地上，脱下防弹衣，大口喘着气休息。很快，他又起身搬东西去了。直到搬完，他才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防弹衣不见了。“我们几乎要把整家酒店翻了。心灰意冷之际，一个同伴发现防弹衣被伊朗台的女记者丽兹穿着。”

丢防弹衣的记者非常尴尬，他想要回自己的“救命稻草”，却难以鼓起勇气在此时向一位女性提出这样的要求，即便那本来就是属于他的防弹衣。踟蹰之际，他有了“就把防弹衣给她穿”的念头。

“我们马上厉声反对。”除了对同伴安危的担心，以及“出于防弹衣本身就属于同伴”的心理以外，冯韵娴道出了另一层“小私心”：“如果就他一人没防弹衣可穿，我们另外四个人都穿着防弹衣，这也说不过去。”

一片沉默。最终，另一名男记者打破僵局，要回了防弹衣。丽兹的表情由惊讶变为暗淡，默默离开。

“那一幕情景，直到现在我都很难释怀。尽管丽兹并没有因此疏远我们，但我感觉到一个魔鬼般的东西悄悄地钻入我的灵魂，永远地折磨着我。战争好像一下子把我变成了一个特别冷漠的怪物。那一年其实我才24岁，但就在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是一个垂暮的老人了。”冯韵娴回忆着，“极端环境下，人类会面临非常密集的道德选择难题。我很难想象，如果要我长期在这种环境下生存，不断地、密集地去接受这种道德上的考验的话，我最终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经历这次“生死96小时”以后，冯韵娴更为宽容地理解所谓真善美，也更加包容和理解世界及其间的生命。在她看来，人性中善的一面的表达，是需要条件的。“我愿意了解英雄事迹，更喜欢窥见反派的内心，捕捉恶棍心生慈悲的瞬间。”世间许多事情都没有绝对的对错，很多人只是基于自己的经历和境遇做出选择。相较于费力纠结个体的良恶正邪对错，她更加在意的是如何去创造一个鼓励人表达善的环境。

再见，也许不会再见的人们

正如冯韵娴在自序中所写，她决定写下那段记忆，因为自己后知后觉地发现，生命早已被其完全改变——那些记忆中的人，也必须被一笔一画地记录，我和他们的缘分才能得到一个交代。

冯韵娴和利比亚儿童在一起

至今，冯韵娴依旧清晰地记得当初进入利比亚时候的情形。由于航班满员，冯韵娴不得不逗留突尼斯机场，等待退票。素不相识的利比亚人阿迪勒自告奋勇地帮她咨询退票、看管行李、登机、打出租车，一路上还帮她扛各种设备。看见冯韵娴想要通风，又受不了猛烈的热风时，阿迪勒一声不吭，摇下了自己那侧的车窗。他用庞大身躯挡住直接吹向后排的热风，又实现了车内的空气流通。他的出现，让冯韵娴进入利比亚的过程出乎意料地顺利。

在利比亚口岸办妥入境手续后，冯韵娴迫切地想为阿迪勒做些什么，于是请他留下一同等待媒体局的车，好送他前往目的地。出于对冯韵娴的不放心，阿迪勒同意了，陪伴她度过了3个小时。傍晚时分，媒体局的车来了，却拒绝了冯韵娴的请求。“我拼了命地和新闻官一再掰扯，反倒是阿迪勒阻止了我，还替我关上车门，自己走了。”

阿迪勒并不是少数人。很多阿拉伯人都是游牧民族的后代，他们逐水草而居。“所以，如果一家人家没有帮助你，你可能走不到第二家人家，就会没命。乐于帮助他人，可能是刻在他们基因里的性格。”冯韵娴回忆起阿迪勒时，心怀感激，还因为可能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再见到他，而如鲠在喉。

战争往往是大人的事，却不可避免地让孩子们卷入其中。前往一户遭遇北约空袭的当地家庭时，冯韵娴遇到了不再相信大人可以保护自己的小女孩撒勒玛。“与其让别人杀我，我还不如自杀。”父亲哽咽地诉说着14岁的女儿从急诊室出来后说的话。她因恐惧吞下一整瓶药，幸好被及时送进医院。在与撒勒玛的交谈中，冯韵娴深切地感受到孩子的愤恨和无助。

这些在生命早期阶段就经历过一些重大变故的孩子，往往都比较早熟和懂事。“我觉得与其说是想对孩子们说些什么，还不如说想对大人们说些什么。”冯韵娴认为，孩子在怎样的环境下成长，很多时候不是孩子本身能够决定的，但是这可以通过大人们的一个个决定去改变，或是改善。“如果他们能真真正正地看到这些孩子，并且能够真真正正地心疼他们的话，我想他们在做出一些决定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影响。”

这一行，冯韵娴遇见了许多人：阿Dee，他有家室和年幼孩子，却是个非常勇敢的“开心果”；三个男孩士兵，他们在酒店里疗伤、说着“会保护他们”；马修，向CCTV借了设备的CNN记者，直播连线时认真而诚恳地感谢了CCTV，并且直接没有剪辑地滚动播放冯韵娴和同伴所做的片子，根本就没有做自己的新闻去和他们争抢舆论；伊萨，媒体局联络员，其妻子无故失踪，后得知她早已投身了反对派；兹利坦的百姓，一天要遭受15至20次轰炸，冯韵娴和同事在停尸间里只得在大大小小的尸体间寻找落脚的地方，一具一具地跨过去……“我想让大家看到这里活生生的人和他们的生活，而非一个个数字和爆炸的影像。我们应该还原这个被按了静音键的世界，真实的样子。”冯韵娴说。

文/周琳琳 图/资料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