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历史，勇于尝鲜、绝不墨守是《青年报》和青年报人最鲜明的特质，这种内生的创造力，也是今天的我们传承火炬、接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和精神力量。

2019年6月10日，《青年报》将迎来创刊70周年的纪念。七十载峥嵘岁月稠，大时代秉笔写春秋。今天，我们推开新时代的大门，回望《青年报》70年不平凡的历程……

何建华：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专业技术二级）；曾任《青年报》专刊部主任，文新报业集团党委委员、文汇报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主持编辑工作）；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党委委员、副总裁；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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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青春无价。幸运的是，我的青春年华与《青年报》结缘。用青春拥抱青春的事业，给我留下了珍贵的财富宝藏，那就是家中书橱里百余本“记者笔记”。如今在智库学术研究中我时常翻阅这些泛黄的采访本，当年的采访场景还历历在目，总能让我从原始笔记中获得思维灵感与理性支持。

1982年早春，作为恢复高考制度后首届大学生，我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进入《青年报》工作，开启了记者生涯。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与社会变革进程，《青年报》在上海乃至于全国具有巨大影响力，活跃在申城大街小巷的记者同仁不超过百人，新闻记者可以说是这座城市备受敬重的“牛人”。适逢其时，我非常珍惜每一次采访机会，围绕主题深入挖掘素材，努力用手中的笔原汁原味记录下采访所得，在《青年报》工作12个年头里积累下百余本“记者笔记”。

当年的笔记，成为今天的宝藏。比如面对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战，如何剖析其中深层内在逻辑呢？我在研究中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西方世界不能接受中国人过上好日子”。论据不仅限于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前任总统奥巴马曾先后发表过相关言论，还有一个论据就是我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次采访。

那是1988年元月，我在位于陕西南路上具有欧陆风情的陕南村采访复旦大学经济系老教授夏炎德先生。而立之年的我激情勃发，大谈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发展前景与未来的美好生活。夏老师眯缝双眼静静地听我说，持续大约三刻钟被他盯着，我愣住讲不下去了。此时，夏老师心气平和地提出一个问题：“小伙子，美欧西方人愿意中国人富起来过上好日子吗？”我一时语塞。夏老师说：“你年轻，看问题浅。我告诉你，西方人是不愿意也不会让中国人过上好日子的。”

为什么呀？讲授“欧美经济学”的夏老师用数理分析法解释说，美国约2.7亿人，中国约10亿人，如果中国发展到像美国一样，也有约十分之一国民，就是一亿中国人拎着拷克箱登上飞机满世界跑，这个地球会膨胀三倍。这需要新造多少机场、飞机啊？需要多生产多少可供消费的增量物质财富啊？对欧美西方人来说，他们是不愿意中国现代化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用贫穷将绝大多数中国人困在黄土地上。人的真正解放是经济实力的自由，关键在于要努力发展经济。

夏老师当年的真知灼见，印证了今天世界的变局：近些年来约有十分之一即1.4亿人次走出国门满世界“买买买”，这个有限的地球上到处可以看到中国人身影。中国的发展壮大与富起来的中国人，改变了世界原有平衡格局，令西方人显得有些焦虑难解。

再比如，近期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困惑与弊端，使我想起早在1989年初在北京西路838弄32号老宅里对同济大学老教授金经昌先生的采访。翻开当年的原始采访笔记，金老师当时的精辟观点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不是乡下人挤进城市就是城市化，缩小与消灭城市差别，就是应提高乡村现代化水平，把城市功能融入乡村，把乡村文明融入城市；城市就像是一个家庭，并不是万贯家财才过得好，相反穷人家也能过得好，关键在于家长的安排，如一家有儿有女，女儿爱打扮要金项链，弟妹们伙食营养上不够，那就不能满足虚荣心；只有让自我生存而不让别人生存的动物，只有人，因为有智慧，其实是愚蠢。

白驹苍狗，岁月如梭。《青年报》留给我的百余本采访本，是值得发掘的精神宝藏，是青春年华最珍贵的财富馈赠。再过十多年，等到人生残阳时节，长江边、狼山下，翻开这些由我一笔一划积累下来的小本子，整理出一本“记者笔记”，那是多么惬意的事情啊！

编辑:梁文静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