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刘晶晶/文 施培琦/图、视频

3年前，1984年出生的徐颖珺加入上海市档案馆档案保护技术部，选择了每天与蠹虫、纸张、化学药剂打交道；半年前，1989年出生的李晨加入，拉低了这支团队的平均年龄，如今他正抱着被前辈张喆、孟烨当成宝的档案界“辞典”埋头苦读。而让保护技术部的大家长、“60后”张建明高兴的是，就在今年，这里还将首次出现“90后”。

选择  80后女孩每天与蠹虫为伴

“这些虫子从我一进来时就养着了。见识过蠹虫的厉害吗？它会把纸当一块饼一样，钻进去咬，像打地道战似的，钻来钻去，就这样蛀空一本书。”

徐颖珺所在的保护实验室，是保护技术部这层楼面里别样的存在。养虫、养霉菌，是这位清秀女孩的日常生活。

养的虫子是花斑蠹和黑毛蠹，造成档案虫蛀损害最常见的两种蠹虫。“见识过蠹虫的厉害吗？　它会把纸当一块饼一样，钻进去咬，像打地道战似的，钻来钻去，就这样蛀空一本书。黑毛蠹主要吃皮革，花斑蠹主要吃纸张，但说实话它还是比较喜欢吃有营养的东西，万般无奈才会吃纸。”徐颖珺的老师，保护实验室的朱建晨告诉记者。

“这些虫子从我一进来时就养着了。”徐颖珺指着六罐玻璃罐头，里边的白色粉末是用奶粉、面粉混合而成，虫子就养在里边。“一般看不到，它们大部分时间都会处于休眠状态。平常也不能晃动，气孔容易被堵着，虫子会死。”

白色粉末上有一些污物，是虫子的排泄物，以及蜕皮的残留物，证明它们还活着。因为饲养的环境不算特别好，虫子长起来很慢。徐颖珺说：“朱老师说了，也就是留个种，到时候要用的话，要在合适的温湿度条件下培养两个月。”

什么时候是要用的时候？　比如要评价药剂的杀虫效果时，评价库房里什么样的环境杀菌效果好的时候，就需要这些“小白鼠”献身了。

徐颖珺是3年前来到这里的，之前在安监局工作。选择来做档案保护，一是想让自己的专业能够真正用得上。“我是学化学的，相对以前的工作，实验室的工作更对口。”而在这几年里，她发现了档案修复保护有很多好玩的事情：“谁会想到我们还要自己培养以前书本里才会读到的蠹虫呢？”

平常，她还要不时地做些小实验。如对纸张进行酸度调查。实验台上，就挂了十几种不同的修裱纸张，有手工纸、机械纸、封面纸、皮纸等，要分别测试脱酸处理后的效果。同时用烘箱做一些老化实验，模拟纸张在一定温度下放置后的发黄发脆情况等等。

存储着大量档案原件的库房温湿度控制、进馆档案的源头把关检查等也是实验室的工作。每周，徐颖珺要去库房巡查至少一次，一圈将近1个小时。

“我挺喜欢这份工作的，或许我性格比较安静的关系，这种需要耐心的，看上去挺冷门的工作挺适合我的。”徐颖珺说。

坚守  干这行就准备干一辈子

“档案修复，还是带有一种情怀在里边，毕竟我们是在修复重要历史。这个工作本身就需要耐得住性子，否则也不会来做。”

“这就是个人的一个选择吧。”比徐颖珺还小一岁的孟烨说。这位纸质档案修复的“一把刀”，这些年最大的感受是“这个冷门行业居然变得越来越热门了”。

她看到过外面有一些公司也会招人做修复，但从未心动过。“商业修复和我们做档案修复，感觉还是不一样。”她说：“档案修复，还是带有一种情怀在里边，毕竟我们是在修复重要历史。”

档案修复要求尽量接近原样，因为档案具有唯一性和凭证性，是不能进行修改的，修复时都要选择最接近原色的纸张。档案的形成过程也有独特的特色，有的就是当时的凭证装订起来而成，和书籍、书画在纸张、墨水、材料、质地等上面的单一性上完全不同。

“一本档案，可能会穿插着地图、信封、小册子等各类材质，完全统一的倒是少数了，绝大多数档案里边都有大大小小不同的纸张、质地。”这让修复的过程也充满了多样性，分门别类地选择不同的修复方式，这种头脑风暴让人着迷。

同样是“上墙”晾干，有的是直接上墙，有的要在桌面上干了之后重新喷水再上墙，为了不同的效果，需要选择不同的做法。简单的竹起子，也根据大小粗细，有不同的分工作用，挑的、撇的。“连工具都特别讲究。”孟烨笑道。

这些年，孟烨碰到过很多不同种类的档案，也因此接触到了各种修复技术。“解决时是挑战，解决了会觉得很有意思。”她并不满足，她“觊觎”着库房里的那些未知的难题。

而在已经坚守了16年的张喆看来，干这个工作就是准备干一辈子。“我是80年的，到现在已经算是做了半辈子了。这个工作本身就需要耐得住性子，否则也不会来做。”

有价值，是这份工作带给他们的强烈感受。无论是地图，还是家谱，把一个破损的东西修完了，看着整整齐齐的，就会有成就感。张喆现在在做的音像档案抢救，有时展览上需要材料利用时，可以拿出清晰的数字文件，“那时也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我们不做，时间久了档案坏了、没了，历史就失去了一样凭证。”张喆为孟烨所说的情怀下了注解。

改变  必须不停的学才能不断进步

“技术进步非常快，有时候脱岗一段时间，回来就发现有很大不一样。所以必须保持不断学习。”

让张喆感叹的是，这么多年来，修裱技术一直在进步。“短短十几年，改变是巨大的。”

孟烨修补道契档案时用的特制修裱纸和进口胶带，张喆的时代就没有。“我们当时还在用丝网加固法。”对于双面有字档案的修复，在那时已经算是先进的方法了。但时间长了，丝网的蛋白质断裂，接缝的地方就会断掉。张喆那时的新技术，如今已被业内淘汰。现在用的脱酸机，对他来说也是新鲜玩意。“机器辅助可以让喷雾可以更细、更均匀，特别好。”

“技术进步非常快，有时候脱岗一段时间，回来就发现有很大不一样。所以必须保持不断学习。”更年轻的孟烨也有同感。在他们的办公室里，有各种国家档案局的科研成果、档案修复类杂志，甚至还有上博出的文物修复杂志。“有时候会有跨行业的一些新的技术，我们也可以学过来，改良成更适合档案修复的。”孟烨说，“必须不停地学，才能不断进步。”

而对于“60后”张建明来说，感触更深。张建明是全国档案保护领域的首批专家之一，是中国档案学会保护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档案学会保护技术委员会主任。1991年就来到上海市档案馆从事档案保护工作。

“那时还没我们这个部门，就叫技术室。”张建明还记得，当时还设在四川路上的库房连空调都没有，档案保管要控制温度只能靠电风扇来降温。1991年搬到仙霞路后，“鸟枪换炮”，不仅有空调了，还有了监测设备。但又遇到了新问题，库房里的温湿度怎么平衡？

“我们就自己研究，在空调风机里放了不同的去湿装置，每天用秤来称吸出来的水量，再对比库房里的湿度效果，最后找一套最合适的。就只能用这种‘土方法’。”如今，库房里不仅温湿度可以自动调控，连里边空气含有的二氧化氮、二氧化硫、颗粒物等都能进行监测。“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张建明感叹。

让张建明更为高兴的是，他手下这支从事档案修复保护的队伍中，年轻人越来越多，“80后”逐渐成熟，今年还将新进来一位“90后”。“老同志都退休了，年轻人技术还是会有不成熟的地方，一些新技术不断出来，需要不断学习，我们也会对年轻人重点培养，定期送出去进修学习。”张建明说。就在记者采访后的一周，孟烨就要去南京培训1个半月。

传承  80后也已经带上“学徒”

“这么多档案，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付出，才能尽可能完整、完好的留存。技术和经验，必须不断传承和创新，这都需要青年人去做。”

张建明告诉记者，保护技术部如今还在不断吸收新人，“80后”也开始带人了——团队中最年轻的李晨是去年考入的，刚工作3个月，如今正跟着孟烨做“学徒”。

出生于1989年的李晨学的也是化学，华理化工系毕业后进入了国企做大宗商品贸易，如今身边的同学大部分在化工企业、汽车企业工作，“都说我跨行跨的有点大。”他笑道。

李晨从小喜欢古物古籍，也去外滩的档案馆参观过，但一直没有想过自己来从事这个行当。直到看了《我在故宫修文物》，“应该说那是一个契机吧，把我潜意识里的想法给激发了出来。三十而立，我还是想要追求点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

“化学和档案修复还是蛮有关系的，档案的破损除了物理性破损，其他都是化学性破损。作为一个学化学的人，可以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李晨说。每一份档案都是一个故事、一段历史，从事这一行，能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来修复、保存住一段过往，让故事更完整，历史不流失，他觉得很有意义。

一本997页的《新档案保护技术实用手册》如今正躺在李晨的桌上，这本档案界的“辞典”是他现在最常翻阅的工具书。“里边的内容特别详尽，很全面，连有哪些蛀虫，每种虫有什么特性都能查到，经常翻翻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这本手册曾经也是张喆、孟烨的入门书，“人手一本，要经常翻，现在也时常要查阅，我那本老版本的手册都已经翻烂掉了。”孟烨说。而他们曾经熬过来的“地狱刷报纸”，李晨如今正在经历。“还好，不觉得厌烦。我性子不急的，还是多练好基本功，做好准备，不急着上手。”李晨说。

去年，孟烨从一进来就跟着的朱春玲老师刚刚退休。朱老师上世纪80年代就在上海市档案馆里做档案修复。退休的这年，自己的徒弟也带上了新徒弟。

“我们的档案修复，师傅带徒弟这样的传统方式还是保留着。档案修复终究是个手工活，需要传帮教。”张建明说，保护技术部这支团队也始终保持着老中青三代梯队式成长。如今更加强了和上海具有这方面专业或者有研究的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去年就和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文物修复与保护学院合作开办了为期一周的培训班，专门对上海范围内的档案从业青年进行培训。

张建明告诉记者，上海市档案馆的馆藏档案到目前为止总量有近400万卷，其中1949年前的有140万卷左右，1949年后的档案约260万卷。“这么多档案，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付出，才能尽可能完整、完好的留存。技术和经验，必须不断传承和创新，这都需要青年人去做。”

 - 问答 - 

问：上海市档案保护工作的现状如何？

张建明：上海市档案馆历来都很重视档案保护和修复工作。从全国来讲，上海也是走在前列的。上世纪90年代初期，那时计算机还是286的，我们就开始用计算机对库房进行自动化管理了。在开展科研方面，我们自发研制了真空充氮杀虫灭菌消毒设备，也获得了专利。包括我们的纸浆补洞修复，虽然是2002年从美国引进，但经过了消化吸收，更适用于国内档案。这一科研课题也获得了国家二等奖。上海承担了不少国家档案局的任务，曾有几项都获奖。我们也意识到，档案保护分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今后在抢救性保护的同时，我们也会更注重预防性保护。

问：青年人在档案保护中担当了什么作用？

张建明：现在我们保护技术部一共12人，分成了4个组，其中“80后”4位，还有“70后”3人，“60后”5人，“80后”已经成为各组的骨干力量，有事都能挑的起担子了。我们对年轻人的培养花了很大力气，也希望让年轻人在档案抢救保护的各个方面都要能站的出来。

像孟烨，可以算是我们抢救修复的“一把刀”。徐颖珺所在的保护实验室也非常重要，很多新技术都要通过不断的实验来进行分析验证。如果说小孟是“手术刀”，那实验室就相当于医院的化验室。再比如说音像档案抢救保护，是我们自己摸出了一条路。挑起这个担子的就是“80后”张喆，我们就让他从头摸索着一点点开展，因为非纸质档案抢救保护将是今后不得不面临的课题。这些都需要有活力、有精力、有知识的青年人去做。

问：做这一行需要怎样的特质？

张建明：除了专业对口，还是要看是不是喜欢这个工作。喜欢了什么都干得成。因为自己会有所要求，技术也提高得快。另外就是要能坐得住，沉得下心来很重要。还有就是得有责任心，毕竟每天接触的很多东西都是历史的见证，非常珍贵和重要。像我们现在的库房尽管已有高科技设备，可以远程监控，但还是要求每周要去库房巡查，写巡查日记。因为不去实地走一走，会忽视许多看不见的东西。9层楼的库房，8个在地上，1个在地下，地面上每个楼面10间库房，就是90间库房，一天也走不完。这就需要有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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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梁文静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